建國后持續數十年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是影響千萬知識青年人生命運的大事，成千上萬初高中畢業的年輕人聽從號召，奔赴全國廣大老少邊窮農牧地區，在艱苦的環境中戰天斗地，揮灑青春和汗水。

這九位人物正是當年千萬知青中引人注目的名人，當時的政治環境需要他們成為典型，他們無法把握自己的命運，隨時代沉浮，在時代變遷中走出了一條條奇特的人生之路。

邢燕子：永遠飛翔在廣闊天地

邢燕子，女，原名邢秀英，1940年出生，天津市寶坻縣人。從小跟爺爺在農村老家長大，父親是天津市一家工廠的副廠長。1958年，高小畢業后的她沒有回父母所在的天津市區，而是回到家鄉寶坻縣大中莊鄉司家莊村務農，發憤改變家鄉的窮貌。

在那里，她和農民打成一片，并組織了一個“邢燕子突擊隊”，成績突出。1960年，人民日報發表長篇通訊《邢燕子發憤圖強建設農村》，介紹了邢燕子的先進事跡。此后，邢燕子成為上山下鄉的知青典型，被稱為“毛澤東時代的好姑娘”。

1964年，邢燕子作為先進分子出席中國共青團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年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毛澤東生前5次、周總理13次接見過她。她先后歷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員、寶坻縣委副書記、地委常委、天津市委書記、市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中共九至十三大代表，第十至十二屆中央委員。

1981年被市委安排到北辰區工作，任北辰區人大常委會主任。現退休。2009年9月14日，她被評為100位新中國成立以來感動中國人物之一。

侯雋：竇家橋的“特別姑娘”

侯雋，女，1943年生，原籍北京。她1962年高中畢業后放棄高考，只身從北京來到天津寶坻縣竇家村（今屬史各莊鄉）安家落戶，立志做一個社會主義新型農民。

1964年侯雋與邢燕子一起出席河北省勞動模范代表大會。1971年在北京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同年被選為中共天津地委委員。中共寶坻縣委委員，1973年任中共寶坻縣委副書記，1976年任國務院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領導小組副組長。

1972年以中國農民代表的身份訪問日本。1980年始任寶坻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從1980年至1990年，侯雋擔任寶坻縣人大副主任，1991年起，擔任寶坻縣副縣長，2001年1月，57歲的侯雋出任寶坻縣政協主席，當年9月撤縣設區后，侯雋一直擔任寶坻區政協主席，直至2007年5月退休。

呂根澤：知青里的農業專家

呂根澤，吉林省延邊自治州龍井市東盛涌鎮海蘭村農民，是上世紀50年代農村知識青年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典型代表，曾被選為共青團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1954年，他作為中國農村青年代表團成員，出席了維也納世界青年代表大會。他運用在學校學到的農學專業知識提高漚肥質量，1963年全隊400畝水田施用這種肥料，產量大幅度提高。

他曾被聘任為吉林省農業科學院特邀助理研究員。1965年被任命為吉林省農安縣耕讀大學副校長，后來調到長春市農業科學研究所擔任副所長職務。

董加耕：義無反顧當農民

董加耕，原名董嘉庚，1940年2月出生于江蘇省鹽城市鹽都區葛武鎮董伙村。曾任江蘇鹽城團地委書記、鹽城縣委副書記、團中央委員、國務院知青領導小組成員等職，曾當選為第3屆全國人大代表主席團成員、執行主席，第4屆全國人大常委、鹽都縣政協副主席。

1961年5月，高中畢業的董加耕毅然放棄去北京大學深造的機會，立志回鄉務農，他的行動曾影響上世紀中國乃至前蘇聯等國內外千千萬萬青年人的行為。1964年3月20日《人民日報》指出“董加耕所走的路，就是毛澤東時代知識青年應該走的路。”

十年文革期間，董加耕經歷了非凡的人生歲月。改革開放后，黨和國家給董加耕落實了相關政策。2005年，經上級批準，董加耕享受全國勞動模范待遇。

2007年6月8日，董加耕事跡展覽建成開放，董加耕事跡展覽位于鹽都區博物館內，建筑面積1800多平方米，用董加耕20世紀60年代務農時使用過的生產工具、生活用品等實物以及老照片、信函、全國各級媒體報道及音像資料等等。建國50周年前夕，董加耕入選“共和國英模”50人。

朱克家：22歲的中央候補委員

朱克家，1950年11月生，上海市人，1973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后被開除黨籍），1969年參加工作，初中。1969年4月起為云南省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勐臘縣勐倫公社幺等寨插隊知識青年。曾任大卡大隊人民教師。

1971年3月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74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列席常委、云南省批林批孔辦公室副主任。1975年1月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75年10月起至1977年任共青團云南省委書記。

1976年11月起在云南省昆明市被隔離審查。1979年2月被開除黨籍。1979年3月起為云南省恩洪煤礦一號井掘進隊、洗煤廠工人。1987年8月起為云南省恩洪煤礦工會電視差轉臺職工。1995年1月起任云南省恩洪煤礦恩洪大廈經理。

朱克家是中共第十屆中央候補委員（任職至“文化大革命”結束），曾當選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

張鐵生：“反潮流”的另類“白卷英雄”

張鐵生，遼寧興城人，1968年中學畢業后下鄉插隊。曾任興城縣白塔公社棗山大隊第四生產隊隊長。1973年6月，張鐵生被縣里推薦考大學工農兵學員。

在物理化學考試時，大部分考題不會作答，但他在卷子背面寫了《給尊敬領導的一封信》，最終他的考試成績語文38分，數學61分，物理化學6分。

1973年7月19日，《遼寧日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了張鐵生的信，信息被毛遠新得知，張鐵生的命運從此改變。1975年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成為文革后期紅極一時的風云人物。

1976年10月，張鐵生被撤銷所擔任的黨內外職務，并被開除黨籍。1983年被錦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陰謀顛覆政府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剝奪政治權利3年。

1991年10月，張鐵生刑滿獲釋，從事經商活動，和另外三人創辦了飼料公司。2012年，遼寧禾豐牧業股份有限公司（簡稱“禾豐牧業”）發布招股說明書。該公司當時的第五大自然人股東即為張鐵生，持有3200多萬股，他也是禾豐牧業的原始股東。

柴春澤：投身農村的“革命小將”

柴春澤，1952年2月出生，河北省青龍縣人。曾任遼寧省昭烏達盟翁牛特旗玉田皋公社黨委副書記、大隊黨支部書記。1974年，他給父親的復信被《人民日報》全文刊載———“一旦黨變修，國變色，我們還會有什么家……爸爸，我現在百分之百地需要你對我進行扎根教育，我不同意你這拔根教育。”

“這封信，代表了我們的革命小將在思想領域里向老將的挑戰：看誰敢于同舊的傳統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一場知識青年學習柴春澤運動由此引發。柴春澤一時間成全國知青中的典范。

1975年起，柴春澤參與翁牛特旗玉田皋首創改種水稻組織工作。1975年作為中國訪日青年代表團成員，應日本青年團協議會邀請赴日本進行旨在促進日中友好條約締結的友好訪問。1976年12月，因受“四人幫”牽連被隔離審查、關押。

1979年獲釋。1980年9月25日，中共翁牛特旗委發出（1980）67號文件決定恢復其黨籍，同年經原昭烏達盟盟長辦公會議決定將其招工到遼河工程局。1981年1月11日翁牛特旗公安局發出《關于對柴春澤同志的平反決書》， 1985年中共赤峰市委常委會決定其調赤峰電大工作。

1987年以來，柴春澤長期從事電大學生管理及思想政治工作，曾先后擔任過30個班的班主任工作。由其直接培訓的學生達1200人。現任內蒙古廣播電視大學赤峰分校專職班主任、思政助理研究員、柴春澤聯盟網總裁。

現在，幾乎沒有人再把柴春澤作為偶像，但柴春澤仍對那段知青歲月仍無法忘情。“柴春澤聯盟網”是他傾心耕耘的精神家園，被稱為“知青朋友的家”，那里有他們一代人的苦難與救贖。柴春澤雖然利用互聯網聚集了一群知青，但他的角色只是這個平臺的提供者。

趙耘：與董加耕齊名的“南耕北耘”

“南耕北耘”——南方的董加耕，北方的趙耘，這是上個世紀60年代叫得很響的兩個人，他們曾影響了一代人。趙耘，原名趙貴銀，1936年6月2日出生在山西左權縣柳林鄉三教村一個雇農家庭里。

他的少年時代生活在太行山革命老區，從小受到艱苦的磨礪和革命的熏陶，這為他以后的人生之路奠定了基礎。1950年初，趙耘兄弟兩人從山西老家來到在天津市人委任處長的父親身邊。父親趙晉科是一位1936年參加革命的老同志。

兄弟二人剛一進城，父親就為他們更了名，將原名趙貴銀改為趙耘，弟弟也更名為趙田，并對他們說“不重金銀，重耕耘”。

1957年夏，趙耘即將初中畢業。畢業前夕，黨中央發出了不能升學的中小學生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號召，天津市還請來了在山東下鄉的老知青徐建春作報告，這些在應屆畢業生中引起了不同的反響。

趙耘認為，上大學留在城里誰都愿意去，黨號召青年學生到農村去，我是一名共產黨員，要找艱苦的路走，我要做一個有文化的農民在農村干一輩子！趙耘說服家人和老師，在學校里第一個報名要求下鄉當農民，結果終于如愿以償。

8月22日，趙耘和兩個伙伴來到天津市寧河縣六區共產主義之路高級農業社（現東麗區軍糧城鎮苗街村），脫下了學生服，換上了農民裝，開始了新的人生征途。

1958年春，趙耘被鄉親們推舉為豬場場長，由一名普通的飼養員成為領導三十多人的指揮官。在趙耘和鄉親們的共同努力下，到1959年豬場已擴展為擁有六個分場、一百多人的綜合畜牧隊，共飼養生豬3000頭、羊500只、雞2000只，其規模之大聞名河北省。

后來，同來的伙伴相繼走了，趙耘依然留在這塊土地上，埋頭奮斗了38年。1958年2月，趙耘當選為縣人大代表；1958年，被評為天津市青年建設積極分子；1963年秋，帶隊參加天津市抗洪搶險，榮立三等功；

1963年，被選為河東區政協委員、天津市青年聯盟委員；1964年4月，出席河北省青年勞動模范代表會議。大會向全省回鄉青年發出：“學習趙耘立志建設新農村，做有覺悟、有知識的新型農民”的號召。

他領導的苗街三隊成為全省二十八面紅旗單位之一。河北省團委作出了“關于在全省知識青年中開展向趙耘學習活動的決定”。

1964年6月，趙耘因突出的表現被邀請列席共青團“九大”會議，并當選為團中央委員。6月11日，毛澤東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團中央“九大”代表，趙耘與徐建春、李瑞環、董加耕等各界青年與毛主席合影；

1964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趙耘所領導的苗街三隊，連續三年被評為河北省先進單位。

1975年，趙耘當選為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趙耘從一個城市學生到農民、豬場場長、生產隊長，從1966年起被上級任命為軍糧城公社黨委書記，走上了領導崗位。

1968年任東郊區（現東麗區）革委會副主任，1980年任區委常委、副區長，1984年任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至退休。趙耘從20歲出頭的小伙子步入了老年，面額已爬上了標志歲月滄桑的皺紋，他把自己的青春獻給了農村。

丁惠民：知青結束上山下鄉運動第一人

丁惠民（左圖左邊人物），1953年生，上海人。1970年，丁惠民作為69屆中學畢業生,從上海來到當時的云南生產建設兵團(景洪農場)。在云南的八年中,和所有知青一樣,丁惠民歷盡了知青生涯的各種酸甜苦辣。

1978年10月，一封《給鄧小平副總理的公開聯名信》在西雙版納知青中悄悄流傳，作者是景洪農場十分場(原云南兵團一師一團十營)學校的教師、上海知青丁惠民。

信中列舉了知青生活的困苦，反映知青運動造成的“三不安心”問題，認為局面已經“嚴重影響社會安定團結”，希望中央領導能夠重視，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即將召開，知青作為“文革”遺留物，雖到了該解決的時候，但有關部門一時還顧不上、也拿不穩。

第一封信捺上300多個知青指印，寄往國務院。第二封聯名信已有上萬名知青按手印，丁惠民在信中明確提出了知青返城要求。

之后，丁惠民與重慶知青劉先國、上海知青胡建國組成了三人核心小組，成為云南知青進京請愿團總指揮。12月，經歷罷工、游行、臥軌、進京，終于開啟了結束上山下鄉運動的中央行動。知青返城后，丁惠民現居重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