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總是與人類如影隨形。

作為人類最古老的敵人之一，數千年來，致命的疫病時常會“光顧”人類社會，給世界各個角落帶來折磨與災難，還深刻地影響了無數個人乃至國家的命運走勢。人類為了生存繁衍下去，必須要不斷地同各種疫病作戰，因而人類的發展史，也是一部與疫病斗爭的歷史。

在此過程中，總有那么一群“逆行者”，他們不畏艱險、勇往直前，始終沖在最前線，甚至不惜以畢生名譽與身家性命為賭注，只為擊敗疫病造福社會。他們留下的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值得我們永遠銘記。

巴斯德

良心造就的“疫苗之王”

19世紀的法國，籠罩在狂犬病肆虐的陰霾之中。

當時，面對狂犬病患者，醫生都束手無策，只能寄希望于高溫的滅菌能力，請鐵匠用燒紅的鐵棍去烙燙傷口，以期能燒死病菌。可是，高溫根本殺不死細菌，病人遭受了如此殘酷的折磨，非但沒有任何效果，還會加速死亡的到來。

那個年代的人們，無不談“犬”色變，路上碰到狗就躲著走。一旦有人患上狂犬病，必定會落個“眾叛親離”的下場。

直到巴斯德的出現，讓一切有了希望。

出生于一個法國貧苦家庭的巴斯德，從小就勤奮好學、喜歡鉆研，對于窮人得病之后的無助，他更是深有體會。他決心改變國家這一不幸的現狀，并于1882年正式開啟了對狂犬疫苗的研制工作——盡管那一年，他已經60歲。

在此過程中，巴斯德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與挫折，但他始終不屈不撓地重新來過。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研究需要，必須經常從狂犬的口中采集唾液，巴斯德竟然直接口含一個玻璃滴管，對著狂犬的嘴巴將唾液一滴一滴地吸入滴管中，全然不顧隨時可能降臨的生命危險。

多次動物實驗后，巴斯德推斷出狂犬病病毒可能集中于神經系統，就大膽地從病死的兔子身上取出一小段脊髓，懸掛在一支無菌燒瓶中，使其“干燥”。隨后他發現，沒有經過干燥的脊髓是極為致命的，如果將脊髓研磨后將其和蒸餾水混合并注入健康的犬只體內，狗必死無疑；相反的，將干燥后的脊髓和蒸餾水混合注入狗的身上，它們都神奇的活了下來。

基于此現象，巴斯德斷定，經過干燥后，脊髓中的病毒已經死了，至少已經非常微弱。于是，他把干燥的脊髓組織磨碎加水制成疫苗，注射到犬只腦中，再讓打過疫苗的狗，接觸致命的病毒。又經過反復的實驗后，接種疫苗的狗，即使腦中被注入狂犬病毒，也都不會發病了。

巴斯德興奮地宣布，狂犬疫苗研制成功！

可是，雖然動物實驗大獲成功，但人體試驗卻無人敢嘗試。巴斯德本已做好打算要在自己的身上做實驗，可還沒等他著手落實，一位近乎絕望的女人帶著剛被狂犬咬傷的小男孩來到了巴斯德的實驗室，哀求巴斯德救救她的孩子。由于不敢確保生命安全，誰都不敢給小男孩注射疫苗，當時甚至還有人提出：“把孩子當試驗品是不道德的，我們不知道應該用在人身上的劑量。”但醫者仁心的巴斯德卻堅定地回答：“我確定我是在救一個孩子的命，而不是在拿他當實驗品。”

就這樣，人類歷史上的第一針狂犬疫苗被打進了小男孩的體內——巴斯德的方案是給孩子注射毒性降到很低的兔骨髓乳化劑，然后再逐漸用毒性較強的乳化劑注射，希望在狂犬病的潛伏期過去之前，能使孩子產生抵抗力。隨后持續地觀察他的情況變化。最終，在注射了十幾針疫苗后，小男孩奇跡般地痊愈了。

狂犬疫苗第一例人體試驗宣告成功。

冒著感染狂犬病的風險，擔著過失殺人罪的可能，寧愿賭上一輩子職業生涯與榮譽的巴斯德，終于成功戰勝了狂犬病魔。

事實上，不僅狂犬疫苗，巴斯德在雞霍亂、炭疽病、蠶病等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他發明的“巴氏消毒法”至今仍在被應用。

雖然榮譽滿身，但在治病救人上，巴斯德從來不以社會地位為限制，從來不因患者身份有所差別，更不會利用疫苗謀取利益，他用實際行動踐行了自己終生未改的信念：利用研究結果獲利是學者的恥辱。

懷揣一顆仁愛之心的巴斯德，是真正的“疫苗之王”。

琴納

無所畏懼的“天花終結者”

如果愛德華·琴納沒有走上行醫這條道路，博學多才的他，很可能會成為一個地理學家、作家、音樂家或者生物學家。可若是這樣，很難想象肆虐大半個地球的天花還要多久才能結束。

幾百年前的歐洲大地上，天花正廣泛流行，一些勘探者、探險家和殖民者還將它帶到了亞洲和美洲大陸。有數據表明，16~18世紀，歐洲每年約有50萬人死于天花，亞洲每年約有80萬人，整個18世紀死于天花的歐洲人總數在1.5億以上，就連法國國王路易十五都未能幸免。

人小志氣大的琴納，在13歲那年就發誓要消滅天花。在哥哥的幫助下，琴納跟隨外科醫生盧德洛學習了7年醫術。學成后，琴納在盧德洛的推薦下成為了格洛斯特醫學會的會員，開始參與各項學術研討活動，而他對天花防治的研究也逐漸向著更深的層面開展。

一次偶然的機遇，琴納發現了這樣一種奇怪的現象：在當時的英國，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天花的受害者，但唯獨養牛場的擠奶工人中間沒有人死于天花或者變成“麻子”，尤其是那些擠奶姑娘和牧牛姑娘們，人人都是皮膚光滑，漂亮得很。

這不禁讓琴納心生疑問：莫非牛痘和天花是無法共存的？它們之間又是什么關系？難道牛痘能預防天花嗎？

帶著這些問題，琴納深入到各地走訪，從而更加深入地研究家畜，但他的理念卻不被同行所認可，琴納只得靠自己的力量去完成大量的實地調研。他奔走于大大小小的牧場，觀察了無數的奶牛后得出結論：牛痘也是天花的一種，幾乎所有的奶牛都出過牛痘，人在和奶牛接觸過程中很容易會染上牛痘，但并不會致人于死地，反倒是得過牛痘的人都不會再感染天花。這很可能意味著，得過牛痘的人會直接獲得抵抗天花的防疫力。

于是，琴納萌生了為人們進行牛痘人工接種來預防天花的大膽想法，可若是出了什么意外，琴納必將成為罪人。

為了消滅天花，琴納義無反顧地邁出了這一步。47歲生日那天，經當地人同意后，琴納在一位名叫詹姆斯·菲普斯的八歲男孩身上種入了牛痘病毒。不久后，菲普斯就感染了牛痘。過了兩個月，菲普斯的牛痘病癥完全消除，琴納又給他種入了天花病毒。隨后的20多天觀察期里，琴納每天都如坐針氈、度日如年。萬幸的是，菲普斯身體一直非常健康，完全沒有任何感染天花的癥狀。

琴納又到附近村莊為幾個孩子做了牛痘接種，結果都很理想。琴納便趁熱打鐵，寫了一系列針對牛痘疫苗研究的論文。而后，他的研究成果逐漸被業內認可，牛痘接種也開始被世人所接受。到了1801年，英國進行牛痘接種的人數多達10萬。

到了1871年，英國出臺了強制接種牛痘的法令；與此同時，琴納撰寫的文章被翻譯成了德語、法語、西班牙語、荷蘭語等多種文字，牛痘接種法也隨之流傳于世界各地。美國第三任總統杰斐遜盛贊牛痘接種法——“所有的朋友都會高興地看到這一發現，有了它，人類就可以驅逐邪惡。”拿破侖更是將琴納奉為“偉人”，對他尊敬有加。

回過頭去看，如果當年琴納沒有勇氣進行第一例人體實驗，或者選擇了盲從同行，那么天花還要蔓延多久？幸好，琴納堅持了下來，守住了科學的精神與科學家的無畏。

順帶說一句：迄今為止人類唯一徹底戰勝的烈性傳染病，正是天花。

伍連德

堅韌果敢的“抗鼠疫斗士”

1910年，我國東北地區突然爆發了一場可怕的大規模流行性傳染病：染疫病人“先發燒，次咳嗽，繼以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后皮膚呈紫紅色”。這些癥狀無不指向那曾令全世界都為之膽顫的瘟疫——鼠疫。

處于整個鼠疫流行中心的東北三省，形勢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急劇惡化：1910年11月中旬，哈爾濱每日死亡人數為數例；1910年12月初，哈爾濱每日死亡人數達到一百多人，徹底淪陷；1911年1月初，長春淪陷；1911年1月中期，沈陽淪陷。僅僅20多天，鼠疫就傳遍了整個東三省，平均每月死亡一萬人，很多家庭都是舉家暴斃，直接被病菌滅門。

東三省總督錫良向朝廷呈遞的奏折里，稱東北疫情“如水泄地，似火燎原”。

更為可怕的是，當時的東北是中國的工業中心，有著全國最為發達的鐵路網絡，疫情隨時會沿著交通線路迅速蔓延，局勢很可能在不久后失控。

值此危急時刻，羸弱的清政府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承擔處理東北鼠疫的重任。

31歲的伍連德成為了最佳人選，他不僅在流行病學和細菌學領域學有所成，還受過良好的醫學訓練，更重要的是，他身上充滿了為國解難的決心和意志。因此，在外交家施肇基的推薦下，伍連德被委任為瘋疫調查員，前往哈爾濱了解疫情。

剛到哈爾濱，伍連德就干了一件全中國都沒人敢做的事——解剖死尸。

通過對死亡患者進行病理解剖，伍連德確定此次瘟疫為鼠疫，并且不同于此前席卷歐亞的腺鼠疫，這是種前所未見的新型疫。腺鼠疫是從鼠傳給人，而這種鼠疫是人與人之間通過呼吸系統傳播，鼠身上卻根本沒有。基于這些特征，伍連德將其命名為肺鼠疫，它傳染性強，死亡率高，且根本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

面對新型瘟疫，伍連德認為，控制疫情必須實行嚴格的隔離檢疫，并根據疫情傳播蔓延的方式和可能路線，給出了9條建議。然而，由于疫情實在過于兇猛，百姓死亡無數，當時僅哈爾濱傅家甸墳場就露天停放了數千具尸體，無人過問。伍連德敏銳地察覺到，這可能是極為危險的傳染源，隨即提出要將尸體集體火化。

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韙！按照中國傳統文化，死者為大，入土為安，不能安葬就沒辦法見祖宗，更何況要一次性焚燒掉幾千具尸體，更是萬萬不能接受。

盡管當地百姓和地方官一致反對，但在這人命關天的緊急時刻，絕對不能墨守成規。伍連德力排眾議，甚至驚動了朝廷。好在清政府當時的一把手、溥儀的父親攝政王載灃足夠開明，以圣旨的名義批準了伍連德的請求。

于是在1911年1月30日，伍連德指揮了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規模集體火葬，焚尸三天，火化了數千具尸體。此舉在后來被公認為東北三省鼠疫防疫的轉折點，在國際上也引起了很大反響。

而后，經過數月奮戰，伍連德和他的戰友們終于使東北鼠疫在4月底得到了全面控制。1911年4月，清政府在奉天（今沈陽）召開了萬國鼠疫研究會，這是首次在中國舉辦的大型國際學術會議，來自12個國家的代表與會。伍連德力壓鼠疫研究泰斗、日本專家北里柴三郎，擔任大會主席。而此次會議也成為中國衛生防疫事業的一個新的起點。

這個挽救了中國國運的男人身上，還有很多令人艷羨的標簽：

中國現代醫學的奠基人之一；

劍橋大學首位華人醫學博士；

北京協和醫學院及北京協和醫院的主要籌辦者，哈爾濱醫科大學的第一任校長；

1935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候選人，是華人世界的第一個諾貝爾獎候選人；

被梁啟超贊譽為：“科學輸入垂五十年，國中能以學者資格與世界相見者，伍星聯博士一人而已”……

縱觀伍連德的一生，少年學有所成，青年時不畏中國當時社會環境、歷史背景的錯綜復雜，毅然決然回到祖國貢獻所學知識，憑著無可替代的勇氣和愛國熱情，一次次臨危受命，拯救國民于死亡與疾病中，將人生中最年富力強的30 年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他深愛的祖國。

縱使頭銜無數，但他卻謙遜地稱自己為“斗士”。1959年，伍連德出版了個人傳記《鼠疫斗士——一個現代中國醫生的自傳》，在書中回顧了自己為中國服務的歷程，表達了對祖國未來的無限期望。

尾聲

巴斯德、琴納與伍連德的故事，只是人類抗擊疫病的縮影。

除了他們之外，還有無數英勇奮戰在第一線的人，無論是造詣深厚的權威專家，還是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抑或是那些默默無聞卻奔前走后的醫療物資運輸者，都在為守護人類的健康與社會的繁榮，而貢獻著屬于自己的那份力量。

也正是歷史上無數像他們這樣以救人為己任的人，靠著一絲不茍的鉆研精神和一往無前的決心魄力，為民請命、埋頭苦干、舍身求法，一次又一次地擊退了疫病的侵襲，深刻改變著歷史進程的同時，為全人類筑起了防御病毒的堅固城墻，我們也因此才得以生生不息。

他們是我們的健康守護神，是真正的脊梁，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尊重！

眼下，肺炎疫情的走勢牽動著億萬人的心，但只要有這群偉大的“逆行者”在，我們便有足夠的理由和底氣，去堅信這場戰役的最終勝利。

謹以此文致敬！

本文由“蘇寧財富資訊”原創，作者為蘇寧金融研究院消費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助理付一夫，首圖來自央視新聞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