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南京。
國家公祭日與寒冬同時抵達。七時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集會廣場上，公祭儀式如期舉行。三十萬遇難者、日本侵華戰爭、1937年......這些和南京大屠殺有關的一切歷史印記，并未因時間被淡忘，在染著血痕的字里行間，我們隱約看到“張純如”的名字。
“我把聲音給了失語的人，而現在的我將沉默了。”
——摘自電影《張純如—南京大屠殺》
主題曲《A Song for Iris》
冷暖人生《女兒張純如》完整視頻
三代人的南京
2012年，張盈盈來到南京。75年前，她的父親在這里逃離戰火，險些喪命；15年前，她29歲的女兒張純如來到這里，調查、走訪，寫出了那本震驚世人的《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如今，72歲的張盈盈也來到這里，回望父親與女兒所走過的道路。一家三代人的命運，穿越歷史，在南京這座城市相會。
1937年末，日軍逼近南京，張盈盈的父親張鐵君當時在國民政府任職，他從水路撤往湖南，和妻子約定在蕪湖會合，然而苦等四天，仍不見妻子蹤影。最后一天，官船即將起錨，張鐵君絕望地對著江面呼喊妻子的名字。就在這時，從遠處駛來的一艘小船上傳來了聲音，“我在這里！”那正是他的妻子。
“父母經常跟我們講起這一幕，他們覺得是老天幫忙，讓我們存活下來。”揚子江邊的生死聚散，是張盈盈最熟悉的家族故事，而這個故事，相隔幾萬里、數十載，竟也傳承到女兒那里。
少年張純如
1949年后張鐵君一家來到臺灣，六十年代，女兒張盈盈和丈夫張紹進赴美留學。1968年3月28日，張純如出生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美麗校園中。她是個典型的“ABC”——雖然長著東方的面孔，內心卻是個美國孩子。
父母是“理工科學霸”，但張純如自幼展現出文字天分。“孤獨是湖那邊傳來的蟋蟀叫，日落時樹葉發出的沙沙聲。”十歲的時候，她寫下這首關于孤獨的小詩，還將原創故事和詩編成一本書，用棕色木紋墻紙做成封皮，上面寫著：“作者：張純如”。也許從那時起，寫書就成了她一生的志向。
1972年，張鐵君夫妻也移民美國。在堆滿中國古籍的書房里，張純如第一次見到外公，也是她第一次感受那遙遠和陌生的故國——外公眼中，總有一種無可名狀的驕傲和揮之不去的憂慮，他一遍遍地告誡小純如，永遠不要忘了自己是個中國人。
二十多年后，張純如才真正領悟到了這份驕傲與憂慮的真實意味。
青年張純如
1985年，具有“理工科學霸”基因的張純如考入伊利諾伊大學攻讀數學和計算機雙學位，但她真正喜歡的還是文字：創辦文學社團、加入學校報社、聯系各大媒體供稿……大二時，她決定轉到新聞系。
但張純如開始的職業之路并不順利，實習后她被美國幾家著名媒體拒絕。為了養活自己，她還做過比薩外送的活，這讓父母非常擔憂。在他們看來，這一階段的張純如野心勃勃而又缺乏耐心，她急切地想成為“將軍”，而不愿意從一個基層的“小兵”做起。張純如本人也承認：自己過于個人主義，并不愿意成為團隊的一部分。
二十歲的張純如身材高挑，非常美麗，但她對派對、時裝、購物完全沒有興趣，也從不為情所困。她經常對母親說“搞不懂為何女孩們那么癡迷于談戀愛”。
張純如和母親張盈盈
1991年，張純如和初戀男友道格拉斯·布瑞特結婚。同年，她的作家生涯曙光初現。導師將她介紹給出版人蘇珊·拉賓那，后者要她寫一部關于從美國回到中國的“導彈之父”錢學森的書。
經過兩年走訪、寫作，1994年，張純如的第一本書《蠶絲》出版。同年12月13日，她在加州參觀一個圖片展，無意中迎來了改變一生的時刻。
改變一生的照片
那是關于南京大屠殺的圖片展。這些照片猛然擊中了她。
“被砍掉的頭顱、被割開的肚腹、赤裸的女人被強奸者強迫擺出各種色情姿勢、她們的臉扭曲變形。”
在后來的書中，張純如這樣寫道：“盡管孩提時代我就聽到許多關于南京大屠殺的事情，但卻從未做好準備看到這些照片。在這個極度痛苦的時刻，我醒悟到，不僅生命是脆弱的，人類的經驗本身也是脆弱的。”
張純如在南京大屠殺幸存者照片前
隨后，張純如給出版人和母親打電話，說她必須把南京大屠殺作為下一本書的題目，甚至甘愿自費出版。
“如果我出生在那個年代、那個地方、那個時間，我也就是其中的一具尸體了，一具無名的尸體。在半個世紀之后沒有人會關注，而那些犯罪者甚至會說，這些事情根本就沒有發生過，這尤其讓我感到恐懼。”
紐 帶
1995年1月的一天，張盈盈忽然接到女兒的電話，電話那邊，張純如痛哭起來，她剛剛讀完《魏特琳日記》。
魏特琳和張純如一樣畢業自伊利諾伊大學。1937年，她在南京擔任金陵女子大學校長，庇護了上萬名婦女和兒童，使他們免受殲殺凌辱，她本人也數次遭受日軍威脅，面臨險境。而在1940年回國后，南京大屠殺卻像一個無法擺脫的噩夢，始終折磨著她。不久，魏特琳自殺身亡。同樣作為勇敢的女性，魏特琳的悲劇引起了張純如的強烈共鳴。
但除此之外，張純如發現，關于南京大屠殺，全世界沒有一本權威專著，她只能輾轉各地圖書館和檔案館查閱、搜集資料，而這還遠遠不夠。
1995年盛夏，張純如從美國飛往香港，再轉乘火車從廣州來到南京。身穿圓領衫大短褲行走于南京街頭，張純如開始探尋歷史，與這座城市、這個國家，重新建立了緊密的紐帶。
張純如在南京采訪大屠殺見證者
跟隨向導穿行于當年城邊的各個刑場，無數平民青壯年被日軍集體殺戮，“揚子江水都被血水染紅”。在曲深里巷中，純如采訪大屠殺的親歷者，每一個老人都滔滔不絕、情緒激動，“他們的痛苦過于深重，好像在老死之前都不能一吐為盡。”
在給母親的信中，張純如說，這些幸存者的生活條件都極差，她為此感到心碎和不公。而她又不無遺憾地發現：因為日中友好的政治需求，南京大屠殺不但在日本，甚至一度也是中國官方避諱的話題 。
卑微的獸類
1937年12月13日，日軍占領南京，其后的六個星期制造集體屠殺28起，零散屠殺858起，強奸和輪奸兩萬余起，26至37萬中國人遇難，在日本士兵中，很多人展開了殺人競賽。
除了采訪被害者，張純如還必須去面對那些當年的施害者。在對日本老兵的采訪中，張純如深受人性的困惑：這些人在生活中亦有普通人的情感，但為什么會在南京的那六個星期里，成為魔鬼呢？
“我曾經和一個日本軍人交談，他告訴我：他被教導，除了天皇，任何人的生命都毫無意義，任務重于泰山，而自己的生命則輕于鴻毛——他們被當成廢物一樣對待，進入了中國的首府之后，突然間擁有了比神還要大的權力。所以不難理解，在南京，他們把過去幾個月甚至一輩子所受的壓抑，以不可遏制的暴力形式爆發出來。”
在軍國主義的洗腦教育中，中國人被當做最劣等的種族，就像螻蟻一樣。而在等級森嚴的日本軍隊中，個體的生命與尊嚴同樣被視為草芥。在1937年的南京，已經沒有“人”，而是一群卑微的獸類殘害著另一群比他們更加弱小的生命。
“ 中國的圣女貞德 ”
1996年4月，《南京大屠殺》一書進入到了最艱巨的寫作階段，埋身浩瀚而黑暗史料中的張純如體重減輕、經常噩夢，頭發一團團地脫落。她告訴父母，有時她必須起身遠離那些文件，深吸一口氣。
1996年5月25日，張純如對身患癌癥的外婆進行了正式的采訪，再一次問起了那個從小到大聽過無數次的，外公外婆在1937年的長江邊險些失散的故事，但這一次，張純如不再是個好奇的聽眾，而是一個莊嚴的追尋者和記錄者。
1997年12月1日，大屠殺60周年之際，《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正式在全北美推出，一個月后，即在全球最權威的《紐約時報》暢銷書榜上上升到第15名，張純如是第一位如此年輕就登上此榜的華裔作家。
此后，《南京大屠殺》數次加印，張純如奔走各地簽售，成為了一個熱情澎湃的演說家。無數的戰爭受難者也來向她傾訴痛苦，她被看做花木蘭和秋瑾式的人物，甚至被譽為“中國的圣女貞德”。很多人開始勸她從政，最初成功的喜悅后，張純如開始感到不安。
簽售中的張純如
同時，她也成為日本右翼攻訐的目標。時任日本駐美大使批評她的書，“一面之詞，錯誤連連”；之后一些惡意來信出現在她的信箱，其中一封中還夾著兩顆子彈； 此書日文版的出版面臨阻礙，直到2007年11月，《南京大屠殺》日文版才終于發行。
神秘的威脅
1999年，張純如重新投入了寫作；2002年，她的孩子克里斯托弗出生；2003年，厚達五百頁的《美國華人》一書出版，當年年底，她就開始接觸第四本書的題材，內容關于二戰中被日軍俘虜的美軍戰俘，他們的經歷恐怖得不可言喻，張純如常一邊聽采訪錄音一邊流淚。
但她無法拒絕那些老兵，無法容忍他們的故事被遺忘。兒子出生后，純如依然維持著此前的工作量，睡眠嚴重不足。
時間來到2004年。3月末到5月初，張純如為《美國華人》作簽售旅行，20座城市、35次簽售活動，她在美國來來回回穿行了4次。
簽售結束后，張純如忽然變得心事重重。她跟母親回憶：一次演講后，有個人走過來，用充滿威脅的口氣說，“如果你加入我們組織的話，或許可以安全些。”而這個威脅她的人到底是誰、后來又做了什么，都已不得而知。
斯蒂芬·克萊蒙斯在后來的悼文中寫道：“因為她那部重要的作品，還有她試圖厘清真相是如何為信念、信仰和錯覺所扼殺的行動，張純如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攻擊。”
張純如和兒子克里斯托弗
6月，張純如忽然開始懷疑兒子得了自閉癥，并認為是打了太多的疫苗所致，她為此深為焦慮和自責。所有人都認為這是她的精神過敏，但在張純如離世后的第二年，克里斯托弗果然被確診為自閉癥。
最后三個月
2004年8月，張純如被確診為躁郁癥，從病發到自殺，只有短短的三個月。女兒最后三個月里究竟經歷了什么？張盈盈仔細回顧，試圖從女兒最后的生命軌跡中梳理出答案。
2004年8月11日，張盈盈來到女兒的住處，她發現張純如幾天沒怎么吃飯睡覺，幾乎垮掉了。但她還在收拾行囊，準備第二天去路易斯維爾采訪美國戰俘老兵。
那是張盈盈后悔終生的時刻。出于對女兒決定的一向尊重，雖然心中有明顯不祥的預感，但張盈盈沒有竭力勸阻女兒。事后想來，如果充分休息后再長途奔波，也許悲劇就不會發生。
8月13日凌晨兩點，尖銳的電話鈴聲響起，電話中張純如的聲音驚恐萬分，她跟母親描述她的所見：打開旅館電視，屏幕上全是恐怖血腥的照片，還有戰爭中小孩子被殘殺的景象，就像第三次世界大戰來臨，地獄就在眼前。她還覺得窗外有人窺視自己，懷疑有人在房間里放了竊聽器。
張盈盈夫妻馬上趕往路易斯維爾，他們在醫院的精神病房見到了女兒——之后的三個月，張純如換了三位精神科醫生，但病情趨向嚴重。她時而郁郁寡歡、神情恍惚，時而情緒暴躁、臉色鐵青，最后一個星期，她甚至拒絕父母來家中探望。
遺 書
“親愛的布瑞特，媽媽、爸爸和純愷，在過去的幾周里，我一直在為生或死的決定而糾結，你們不會希望一個人在她的余生，如行尸走肉般活著。我之所以這樣做，因為我太軟弱，無法承受未來那些痛苦和煩惱的歲月，請原諒我。愛你們的純如。”
2004年11月9日清晨，在電話中聽到女婿布瑞特一字一句地念出女兒的遺書時，張盈盈幾乎無法呼吸。苦苦找尋一天后，當天深夜，警察帶來了消息：他們在高速公路旁發現了張純如的尸體，她用一把買來的古董槍開槍自殺。
丈夫布瑞特與張純如訣別
同當年《南京大屠殺》的出版一樣，張純如的死再次震驚了世界。這位36歲的女作家悲劇性的結局，成為另一個歷史迷案，引發人們羅生門式的猜測。
很多人傾向于，張純如的抑郁與她深陷《南京大屠殺》一書黑暗的主題有關，但張盈盈夫妻認為，該書出版和張純如自殺中間隔了七年之久，二者已不具備直接的關聯。
有人分析，她是被日本右翼集團謀害的，但這個說法由于缺乏切實的證據，永遠只能是一種推測。張盈盈最終得出結論：“我認為純如的自殺是由藥物和治療不當引起的。”
2009年，精神病藥物領域新的研究成果公布。張盈盈震驚地發現：女兒在發病的三個月期間，醫生給她開具的一些抗抑郁藥物具有嚴重的副作用，即短期內使病人產生強烈的自殺沖動。
張盈盈記得，女兒生前一直對她說，自殺是件恐怖而不可理喻的事，然而在服用Abilify（藥物網站警告副作用為嗜睡，影響判斷力和行動力）九天后、服用Celexa（藥物網站警告可能導致自殺、焦慮或靜坐不能）兩天后 ——9月21日， 她曾經失蹤一天，后來自述在旅館里昏睡了過去。再度回憶，張盈盈意識到，女兒那次可能嘗試自殺，但藥物的作用同時使她喪失了行動力。
10月28日，張純如又嘗試買槍，而這也恰好發生在她服用或改變以上兩種抗抑郁藥物劑量之后的幾天。
同時，張盈盈查閱到：抗抑郁藥物應與Depakote（德巴金）這種穩定情緒的藥物一起服用，但前兩位主治醫生都沒有開具。
“有好多人寫信給我，他們自己也是心理科的醫生，他說張純如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療，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尾 聲
2005年8月15日，張純如的青銅雕像被永久地安放于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外，張紹進、張盈盈和弟弟張純愷見證了這一時刻。
2011年，張盈盈耗時六年，為女兒寫出了三十萬字的傳記《張純如：無法忘卻歷史的女子》。所有懷念和關注張純如的人們，終于可以透過這最近切的視角，去觸摸張純如的靈魂。在書的尾聲，張盈盈這樣寫道：
“作為一個面對女兒悲劇性死亡事件的母親，我的立場獨特，我可將自己的所失轉化為某種積極舉動，完成純如未竟的事業，教育下一代記住殘忍的歷史教訓，以求歷史不會重演，這也是我的使命。”
和當年的女兒一樣，張盈盈也為自己的新書踏上了簽售之旅。她來到南京，在中國的大學校園，來聽演講的學生們擠滿了教室，這里的年輕人們并沒有忘記張純如。
張盈盈說，純如始終是一個傾聽自己內心、追隨激情、努力創造某種具有永恒價值之物的人。她投身非虛構創作，留住歷史，就像她自己寫得那樣：
“文字到底是什么呢？不過是試圖留住流水一樣轉瞬即逝的生命瞬間——哪怕只有一刻也好。”
2006年3月28日，張盈盈（左五）、張紹進（左六）和張純如的支持者一道，成立了“張純如紀念基金”
視頻編導：季 業
文字編輯：鄭逸桐
微信編輯：田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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