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自己

永遠比羨慕別人更重要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騰訊大家（ID：ipress）

作者 | 姜建強（騰訊·大家專欄作家）

昭和與平成，上流與下流

這是最近的一個話題。

明仁天皇的即將退位，日本的平成時代行將打上休止符。平成時代的開啟正好重疊了泡沫經濟的崩潰，日本在1989年年末拉開“失去20年”的大幕一直到今天。為此有中國學者不無樂觀地提出了“失去30年”的新概念。顯然，如何評價這平成30年是今后一段時間的熱門話題。

我們記憶猶新的是，在送走昭和時代的時候，日本一群高中生在皇宮前嘻嘻哈哈地說彌留之際的昭和天皇也“卡瓦伊”。顯然，這是一種心情，一種當時的國民心情。

30年過去了。想來戲說天皇也“卡瓦伊”的這批高中生們也人生過半了。從昭和到平成，如果用你認為最到位的語言來概括這二個時代精神的話，那你會選用怎樣的詞語？筆者用四個字來定位：“上流”與“下流”。

戰后的昭和是“上流”社會，改朝不換代的平成是“下流”社會。感覺上是一個往“上”，一個往“下”。往“上”的標志性事件是1987年日本超過美國人均DGP成了世界第一。往“下”的標志性事件是2010年日本名義GDP為54742億美元，比中國少了4044億美元。中國坐上世界老二的位置。2015年，立教大學特任教授福島清彥更為沖擊性的發言稱：從GDP的價值觀來看的話，2013年薪加坡的人均GDP已經超越日本。從今后經濟成長率和外匯兌換來看，韓國和中國臺灣超越日本應該為時不遠。

這就是上與下的歷史性的錯位。但這個歷史性的錯位引出了一個話題是：日本真得是我們所說的失去的30年？停滯的30年？對此筆者是存有疑問的。實際上從轉換角度來看，這30年恰恰是日本變革生存模式的30年，是草創后現代人生活樣態的30年。

記得在日本被中國超越成為全球老三的時候，當時的日本經濟大臣與謝野馨，雖酸溜溜但也不無前瞻地宣稱：日本將不會與中國競爭GDP的排名。我們搞經濟不是為了爭排名，而是使日本國民過上幸福的生活。這就令人想起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也曾多次說過，不丹王國很早以前就提出用全民幸福代替GDP，日本應該向不丹學習。問題是日本人幸福嗎？

這里，筆者想起了“小確幸”這個新詞。這是村上春樹在隨筆集《村上朝日堂日記》里的造語。何謂小確幸？村上的解釋是雖小但確實的幸福感（小さいけれども、確かな幸福）。這就像是耐著性子激烈運動后，來杯冰涼啤酒的感覺。這就像把自己的內褲疊放得整整齊齊放入抽屜的感覺。這就像摸摸口袋，居然還有兩個硬幣的感覺。這就像電話響了，拿起話筒聽出是剛才想念的人。這種感覺持續的時間在三秒到一整天不等。

村上還熟練地念起雞湯經，說要是少了這種小確幸，人生只不過是干巴巴的沙漠而已。莊子說天地有大美，但日本人感悟生活中有小美。這個小美是否就是小確幸？這個小確幸與經濟的零增長有什么關系？

人最終喜愛的是什么？

日本擁有世界前八的人口數，但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只有3904人（2016年的最新統計），自1949年以來首次低于4000人。

日本警察廳認為，死亡人數的減少是交通安全教育的普及，自動剎車燈車輛性能的提升，改善路口視野的道路改造，安裝能見度更好的LED信號燈等所產生的結果。

日本政府更是在去年的基礎上，提出了到2020年將交通事故全年死亡人數減少至2500人以下的目標。顯然這是技術與人的素質綜合的一個結果。相對交通死亡率高的中國，日本人看到自己國家這么少的交通死亡數，不感到一種綻開笑顏的小確幸嗎？

日本為癌癥立法，2016年12月9日國會通過了新《癌癥對策基本法》。日本人毫無隱瞞地宣布，在發達國家中，日本率先進入每2人中就有1人一生中會患上癌癥的時代。但隨著日本醫療的進步，5年生存率已超過60%，不住院治療已成為可能。

為此基本法提出了一個旨在緩解身心痛苦，提高生活質量的“舒緩治療”的概念。這個概念的最終指向是創建一個“能讓患者放心生活的社會”。為了能讓患者在被確認后保持生活穩定，法律要求企業方面給與相應支援，使其能繼續工作或就業。而對于兒童癌癥患者，則要求創造條件使其能接受必要的教育和治療外，還將在學校推進與癌癥相關的教育。

日本為癌癥立法，而且是用基本法的規格為癌癥立法，令我們無語。因為我們只聽到環保部門的發布會這樣說：沒有數據顯示霧霾與肺癌高發有關聯。那么，你說，小確幸的天平翹起在哪一邊？

在2016年11月29日公布的《東京米其林2017年》，日本有12家餐廳上榜三星，其中有4家連續十年獲得三星，54家餐廳上榜二星，161家上榜一星。還有48家人均消費5000日元以下，被譽為物美價廉的“超值餐廳”得到了特別推薦，共計上榜315家。有這么多的餐廳上榜星級，其背后需要有什么理念來支撐？

筆者以為最為核心的有二點：第一點是食品安全，提供給食客的食材不能有假貨或以次充好，當然更不能有任何的污染。第二點是鮮美的口味，這里的難點在于廚師的藝術匠心是如何做到“漫畫會比長詩更深入人心”的。

毫無疑問，這二點日本人都做到了，所以，他們用他們的小確幸宣布：這個世界上的美食，我們的學生都能品嘗到。這就是日本學校的給食安全總是被安置在一個相當高度的邏輯前提。

每年1月，日本的第一生命保險公司會對小學6年級以下的兒童實施“長大后最想成為什么？”的調查。男孩最理想的職業是足球選手；女孩最理想的職業則是蟬聯20年的“餐飲點心店主”，第二位最受歡迎的是“保育園·幼兒園老師”。沒有好高騖遠，沒有政治正確，一切從最喜歡出發，一切從小確幸出發，一切從人性最深處的感觸出發。

顯然這就是“日本夢”總是能得以實現的一個視角，而我們這里的情況就完全不一樣。網上的一個調侃是這樣表述的：“小明說：老師，我的夢想是踢足球。老師說：叫你父母下午來學校一趟。”這既是對當今中國足球爛泥扶不上墻的諷刺，也是對“你這孩子太傻了，怎么會有這個想法”的驚訝表現。

日本人的平均壽命，男性80.5歲，女性86.8歲（2015年的統計）。有一半日本女性活過了90歲，確實到了生物學上的界限。但留下的一個現實課題是“健康壽命”和“生活質量”。也就是說無大病痛，并能獨自照顧自己起居生活，是如何可能的？超高齡社會，除了醫療和介護之外，傳統的住宅、交通和流通等應該作怎樣的根本性變革？

這需要技術更需要哲學。這個哲學就是如何設定老人的天堂：人最終喜愛的是自己的欲望，而不是自己想要的東西。這句話，是尼采曾經懷著幾近癲狂的意識說的。而要做到這點，與經濟增長有關嗎？

精致主義成了揪心的白日夢

時隔4年，村上春樹將在2月24日有新小說問世。但在問世前的1月10日，日本各大媒體首先曝光了書名：《殺死騎士團長》，有不少讀者去書店預約這部上下兩卷的小說。當然可以理解為是村上的粉絲，但粉絲的養成又與什么有關呢？不就是與人的心境平和與精神趣味有關嗎？這也表明修養在這個國家是絕對的奢侈品，而且花錢也買不到。

日本喜劇歌手Pico太郎（ピコ太郎）創作的神曲《Pen-Pineapple-Apple-Pen》，簡稱“PPAP”。一經推出，引起日本網友瘋狂轉發，甚至在全世界引發熱潮。有深刻內容嗎？沒有。有正能量嗎？也看不出來。但就是喜歡看喜歡聽，就是超熱再超熱。

看來這就是后現代的一個“惰性”：一切意義將被重估；日本“待機兒童”多，入托難也是個老問題。有一位帶著孩子的母親在網上罵了一句“上不了保育園的日本去死吧”（保育園落ちた日本死ね）。想不到的是這句話被評上了2016年日本流行語，政壇人物還上臺領獎。“日本去死吧”顯然是罵政府罵執政黨的，但執政黨非但沒有光火沒有封殺沒有批判，反而把這句話當作了工作的動力，向國民發誓要徹底解決“待機兒童”問題，來個“一億總活躍”。

如果要問何為幸福指數？“日本去死”就是幸福指數；2016年來日本旅游的外國游客比上年增長22%，達到了2403.9萬人次，并首次突破2000萬人。低層次的爆買雖然結束，但深層次的爆買仍在繼續。日本的觀光立國，第一次有了更為堅實的展開。游客到底喜歡日本的什么呢？是否也是想用僅有的10天時間體驗日本人的小確幸？

收納專家山下英子首提 “斷舍離”概念，本質上并不在于推出一種新的整理術，而是倡導一種新的生活樣態。斷絕不需要的東西，舍去多余的東西，脫離對物品的執著。于是，我們看到日本人用百元店和便利店解決生活問題已趨日常化。遠離百貨店，遠離名牌，遠離一切不需要的東西成了一種時興。迂腐、敷衍和挪揄那種增長的名牌志向，讓精致主義和貴族氣質成了一種揪心的白日夢。

多少年前德國作家的一句名言是：所謂富裕就是需要的東西在需要的時候需要的場所能夠立即到手。顯然日本的便利店就是這種理想主義的實現者。現在日本全國共有53000家便利店（2015年9月為止），20米的距離必定有一家便利店進入你的視野。

中野孝次的《清貧思想》能在20多年前成為暢銷書，就是日本人對破執和惜福的生活哲理的春江水暖鴨先知。

回歸本心，親近自然，擺脫物欲對心靈的統治。盡量降低對于自己基本需求以外的物欲追求，用一種風雅之道關注生活本身的美好。所以，清貧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貧困。清貧即是選擇最簡單樸素的生活來表現自己的思想。

日本確實成了中國有錢人的“后花園”

日本是向內與收縮的王者，當然也是微觀經濟的王者。

從暗處，從細節，從式微處來控制世界，化整為零的典型就是我們面臨著兩個日本。一個是本土日本，一個是海外日本。當我們談論失去與停滯的日本的時候，我們實際上是忘記了海外的日本。而日本人則高興與希望我們忘記還有一個海外日本的存在。因為只有忘記了，他們才可以“知其雄，守其雌”。

“知強守弱”恰恰是日本支配世界經濟的王道。日本人在創新方面占據了全球市場份額高達70%-90%，如美國移動電話配件的九成是日本造，50%的飛機零件只能是日本制造，日本工業單位GDP能耗相當于中國的1/7。

實際上，日本早在2002年就全面啟動了一項國家戰略：強化知識產權。何謂強化知識產權？形象的說就是用你這個國家的品牌包裝日本的零配件。而當你全力推銷自己國家品牌的時候，當你推銷的品牌越來越紅火的時候，也就是對日本零配件依賴性越來越大。你對自己的品牌越有自豪感，日本人也就越高興，因為你這個自豪少不了我的技術與創新。

雖然一個在明處，一個在暗處。但日本人喜歡這樣的暗處。所以當蔣介石說中日差距就在于一個王陽明的時候，已經看出了日本人內核精神與陽明心學的關系。看來正是內、縮、微，造就了日本匠人精神。這個結果就是到2015年為止，日本超過150年的企業有21666家，而中國不足100家。

“春花秋月夏杜鵑，冬雪寂寂溢清寒”。道元禪師的詩句道出了日本人按照自然的節韻生活著的那種然澄澈明。從這點看，日本真是個幸運的民族。沒有經歷過皇室的改朝換代，沒有外族的侵略，因此有一種一以貫之的不會被顛覆和斷代的幸福價值觀。如20年前被邊緣化的御宅族文化，如今卻成了這個國家的軟實力，成了“COOL-JAPAN”文化輸出的“OS”。巴西奧運會閉幕式的“東京八分鐘”，安倍扮演超級馬里奧登場。這絕不是政治收編，而是“失去30年”的一個附產品——零增長的公共無意識，還原成了一種民粹，一種未來志向的民粹。

這個“民粹”的一個最終結果，就是日本確實成了中國有錢人度假過節的“后花園”。地理上近是個因素，但不是絕對的因素。更為重要的是這個國家提供了后現代人生活的一種范型：環境—安全—健康。這絕對是個不斷向上的良性互動的組合。

當然，泛泛而論“日本技術中國市場”固然也不失邏輯性，但這個市場如果總是與政治綁定，如果總是受不確定因素干擾，如果總是利益率上不去的話，那么“脫中國”又如何？“脫中國”是否就一定不可行？實際上日本在近10年一個最大的讓他們略感得意的就是一個“脫中國”的后現代生活模式在日本已初具模型。安陪在政治外交的運作上之所以還有底氣，也是與這個初具模型有關。

相互依賴，當然是中日經濟的一個特點和看點。但從依賴的比重上看，很難說是日本高于中國。這正如日本著名經濟學家伊藤元重在最新出版的《經濟大變動》（PHP出版，2017年）一書中說：“中國要維持安定的經濟增長率，把以制造業為中心的出口擴大路線轉換為服務業為中心的內需擴大路線，最關鍵的一點就是要讓更多的外資企業進入中國市場。”顯然這里說的就是經濟依賴度的問題。

如根據數據顯示，到2020年僅以醫療體檢為目的的赴日中國游客每年將超31萬人次，潛在市場規模將達5507億日元。中國人為什么要到日本去體檢和醫療呢？顯然日本醫院的技術與服務，也就是說硬件與軟件又一次超越了中國各大醫院。你看，誰依賴誰？誰少不了誰？

不錯，《讀賣新聞》是在2017年1月3日的社論里寫道：“泡沫經濟崩潰后是失去的20年。如果我們不去除掉深入生活的緊縮志向，就不可能構筑發展的基盤。”但是我們也可以在同樣的《讀賣新聞》里，找到這樣的話語：“理不盡的自然猛威，在日本人的精神里刻上了深深的傷痕。改變了生死觀和自然觀的人應該很多。那種增量生產，越富越自由的戰后日本的價值觀和幸福觀，從根本上崩潰而去了。”（2011年12月17日）原來，所謂的報紙，照原朝日電視臺晚10點新聞主播古館伊知郎的說法，就是“讀空氣”與“試水溫”。

讓人舒心地過日子的國家

看來，日本用30時間，硬是將“增長”的發達國家轉換成了“成熟”的發達國家。從增長到成熟，是個應該刮目相看的質的飛躍。日本無疑成了世界成熟國中的頭號優等生。歐洲要向它看齊，老大哥美國有時也要放下架子向它學習。當然，這個成熟還表現在知性智慧的成熟：零增長或負增長的本質，就是讓國民過穩定的舒心日子。

這正如從事實證經濟學研究的橘木俊詔，在其《解讀21世紀資本主義》的書中亮出“經濟增長并不是幸福的源泉”觀點。認為日本在看似失去的30年里，選擇了少子化，雖然導致勞動力的不足，但同時也使得家計消費需要低下，最后走上了零增長甚至是負增長的穩定生存轉換之路。最近，中國留學生發起“全球分享日，從東京開始”的活動。為什么要從東京開始呢？這就是問題的全部。

確實，日本是個讓人舒心地過日子的國家。這個國家——雖然不可能讓你富的冒油，也不可能讓你一夜暴富；通勤上班擠電車有時不比中國差；學校上學還要被欺凌；說話聲音大，隔壁日本人還會貼條子警告；垃圾不能天天扔，只能放在家里或陽臺發臭；開店，黑社會上門收保護費。但這里沒有熟人一樣辦事；沒有熟人一樣做生意；沒有熟人一樣升學；沒有熟人一樣看病；不送紅包一樣開刀；這里食用安全不用擔心，即便是快餐的吉野家和松屋，都會將食材的來源公布于眾；這里飲用自來水不比礦泉水差；到市區役所辦事，點頭哈腰的是官員；商場購物，溫馨的瞬間時時有；這里還是全球唯一一個消滅了狂犬病的國家；這里老百姓手中有錢但國家沒有錢，表明富像陽光一樣，照在宮殿上也照在了陰溝里；這里基本不隱瞞國民任何大事，如最近替代筑地的東京豐州魚市場，地下水最終檢測苯超標79倍，當天的東京晚報的大標題就是《豐州猛毒檢出》。

這一切正如傅高義在37年前寫下驚世之作《日本第一》。37年后的今天，他再度肯定日本即便是經歷了“失去的20年”，屬于“日本第一”時代的優良特質依舊存在，日本還是原來的日本不可小視。

其實，早在19世紀，英國經濟學家密爾就提出“零增長論”的觀點。這位“自由論”的知性巨人代表，難道不知道經濟增長意味著什么，難道不知道富裕和有錢是什么？顯然不是，這些他都知道。但是他所知道的則未必是亞當·斯密他們所能知道的。

密爾在代表作《經濟學原理》中有兩個著名的設問。

第一問：對人而言最善的狀態是什么？顯然不是誰也不貧困的那種富裕，而是感覺不到來自任何人的威脅。

第二問：對人而言，總是與他人接觸是件好事嗎？不。絕不是一件好事。孤獨不可能的社會絕不是一個理想的社會。孤獨，作為時間概念的人的狀態，是人的思考和精神面提高所不可或缺的。

現在看來，日本這個國家在這兩點上表現出色。在這個社會里，人達到了最善的狀態，因為感覺不到來自任何人的威脅；在這個社會里，你會很扎實地感受到一種孤獨一種無助的無處不在。孤獨死后的零葬（不舉行葬禮，不留骨灰，不要墓地），就是日本常新的一個話題。

擁有1300萬人口的東京都，僅神社就有1866座，不可思議的同時更是加劇了這種孤獨。但孤獨，來自思想的孤獨，其實是一種力量。日本和日本人都曾領受過來自這種孤獨的恩澤。

3·11東日本大地震，日本人親眼目睹海嘯卷走房屋和汽車那個瞬間。這些物，在自然的強力下顯得一錢不值。那么人為什么還要以此作為終身追求的目標呢？作為一種精神，一種理想，一種執念的稀釋，是否總需要無限的時間與限定的語言來經手些什么？

于是，我們看到了一條清晰的因果鏈：俳句的藝術原點是脫俗；和歌的本質是草庵思想；茶道是在空無一物的貧寒的小屋里完成了精神的洗禮；花道是在去繁去艷去色的基礎上插出了原本“生花”的“清”與“貧”；枯山水則是用最經濟最原始的幾塊石粒再造了一個無窮大的自然的小宇宙。

這就是《徒然草》中反反復復強調的一點：排除物欲，讓人的心靈自由律動。這就是日本著名學者伊藤宏見在其專著《貧寒之美》中的“鄉愁”與“童心”。這就是歌人良寬禪師心滿意足的情緒跳躍：夜雨草庵里，雙腳等閑伸。

而山本耀司，這位服裝設計大師則從另一個角度道出了日本這個國家創新的真相：即將離去的女子的背影，即讓我傷感卻又讓我感到無與倫比的美麗。對于遙不可及，追無可追的女性的美，也許讓我又有一種背影情結。

為此，我們看到了兩個關鍵點：GDP下降并不能使這個國家的國力下降；零增長并不能使這個國家的人品格也歸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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