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時報》震撼對比中美，轟動美國白宮高層！
美國《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寫了一篇文章。題為“中美這七年”，刊登在《紐約時報》上，震驚了美國白宮！
他寫道：當我坐在中國場館的座位上，欣賞上數千名中國舞蹈演員、鼓手、歌手以及踩著高蹺的雜技演員魔幻般的精彩演出時，我不由得回想起過去這七年中美兩國的不同經歷 ：中國一直在忙于各種場會的各種工作，而我們忙著對付“基地”組織（恐怖分子）;他們一直在建設更好的體育館、地鐵、機場、道路以及公園，而我們一直在建造更好的金屬探測器、悍馬軍車和無人駕駛偵察機……
差異已經開始顯現。你可以比較一下紐約骯臟陳舊的拉瓜地亞機場和上海造型優美的國際機場。當你驅車前往曼哈頓時，你會發現一路上的基礎設施有多么破敗不堪。再體驗一下上海時速高達220英里的磁懸浮列車，它應用的是電磁推進技術，而不是普通的鋼輪和軌道，眨眼工夫，你已經抵達上海市區。然后捫心自問：究竟是誰生活在第三世界國家?
我認為，作為一個現代國家，中國接受了現代國家主權和人權的主要觀念。但中華文明的種種特質又使它與眾不同。人口，中國發展模式的一個特點就是：學習+創新+巨大人口產生的規模效應+影響中國和世界。許多境外企業投資中國都有一個口號，只要能在中國做到第一，就能做到世界第一。這個趨勢隨著中國的崛起正在開始擴大到越來越多的領域，如旅游、航空、影視、體育、教育、新能源、現代化模式、高鐵等。 疆域，我們一些人比較羨慕小國寡民的生活，實際上小國有小國的困難。小國經不起風浪，而大國遇到風浪，回旋余地大得多。
智利是相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但2010年一場大地震，GDP就跌掉一大塊，整個經濟可能兩年內都喘不過氣，而中國即使遇到汶川大地震這么大的天災，整個國家經濟紋絲不動。
對于絕大多數國家來說，產業升級往往意味著產業遷移到外國，而中國在自己內部就可以進行大規模的產業梯度轉移，這就延長了中國制造業的生命周期。
文化，過去三十多年的中西文化碰撞，沒有使多數中國人喪失文化自信。中國人今天的孔子熱、老子熱、誦經熱、書畫熱、茶道熱、舊宅熱、文物熱、中醫熱、養生熱等，都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
中國人本文化衍生出來的餐飲文化、養生文化、休閑文化也是其他文化所難以比擬的。中國任何地方的街頭餐館都能做出三四十種菜，而在美國絕大多數的餐館只有漢堡包加土豆條，能有三四個菜就不錯了。歐洲餐館的菜肴要豐富一些，但也很少超過七八個品種。
我們有些人總是擔心中國人缺少宗教情懷。其實只要稍微熟悉一點世界歷史的人就知道，人類歷史上宗教沖突導致了無數的戰爭，光是基督教各個教派之間以及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沖突就有上千年的歷史，造成了無數生命遭殺戮的人間悲劇。所以，我們的老百姓不一定非要信教。
經濟，中國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學，嚴格講不是“市場經濟學”，而是“人本經濟學”。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一個政府如果不能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不能處理好大災大難，就會失去民心的支持，失去“天命”，最終被人民推翻。
中國今天的政黨是歷史上統一的儒家執政集團傳統的延續，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體進行互相競爭的西方政黨。西方不少人只認同多黨競爭產生的政權合法性，這是十分淺薄的政治觀念。
我曾遇到美國學者質疑中國政權的合法性，我問他為什么不首先質疑一下他自己國家的合法性：你占了別人的土地，通過殖民、移民、滅絕印第安人，才形成了今天的美國。我請他給我解釋這樣的國家合法性和正當性在哪里?最后他只能跟我說，這是歷史。
那么，我們是否可以用中國“選賢任能”的理念來質疑西方政權合法性的來源么?小布什執政八年給美國帶來了經濟衰退，給伊拉克帶來了滅頂之災，給世界帶來了金融海嘯，就是一個例子。
中國歷史合法性的最大特點就是“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和“民心向背”的治國。
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全國一盤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等理念，其他文化無法產生。我曾和印度學者一起探討中國模式，他們說從表面看，中國是中央集權，但中國每一項改革實際上都有很強的地方特色，互相競爭又互相補充，所以中國體制要比印度的體制更有活力。
他們學習了西方，已經建立了強大的現代政府體系，但同時又擁有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資源，兩者的結合使我們更容易克服今天困擾西方民主制度的民粹主義、短視主義、法條主義等問題。
在政治層面，西方許多人也想當然地認為隨著中國中產階層的壯大，中國也會接受西方對抗性政治模式。但他們今天也發現，今天的中國中產階層似乎比其他任何階層都更珍惜中國的政治穩定。他們了解西方“民主化”已經給許多國家帶來混亂動蕩，了解自己辛辛苦苦的財富積累得益于中國三十多年的政治穩定。
坦率地說，中國今天所展現出來的一切，絕對不是“先進”和“落后”、“民主”和“專制”、“高人權”和“低人權”這些過分簡約甚至簡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
這就是美國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寫的“中美這七年”的文章。非常值得每一個中國人認真看一看愛國才有家
美國《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寫了一篇文章。題為“中美這七年”，刊登在《紐約時報》上，震驚了美國白宮！
他寫道：當我坐在中國場館的座位上，欣賞上數千名中國舞蹈演員、鼓手、歌手以及踩著高蹺的雜技演員魔幻般的精彩演出時，我不由得回想起過去這七年中美兩國的不同經歷 ：中國一直在忙于各種場會的各種工作，而我們忙著對付“基地”組織（恐怖分子）;他們一直在建設更好的體育館、地鐵、機場、道路以及公園，而我們一直在建造更好的金屬探測器、悍馬軍車和無人駕駛偵察機……
差異已經開始顯現。你可以比較一下紐約骯臟陳舊的拉瓜地亞機場和上海造型優美的國際機場。當你驅車前往曼哈頓時，你會發現一路上的基礎設施有多么破敗不堪。再體驗一下上海時速高達220英里的磁懸浮列車，它應用的是電磁推進技術，而不是普通的鋼輪和軌道，眨眼工夫，你已經抵達上海市區。然后捫心自問：究竟是誰生活在第三世界國家?
我認為，作為一個現代國家，中國接受了現代國家主權和人權的主要觀念。但中華文明的種種特質又使它與眾不同。人口，中國發展模式的一個特點就是：學習+創新+巨大人口產生的規模效應+影響中國和世界。許多境外企業投資中國都有一個口號，只要能在中國做到第一，就能做到世界第一。這個趨勢隨著中國的崛起正在開始擴大到越來越多的領域，如旅游、航空、影視、體育、教育、新能源、現代化模式、高鐵等。 疆域，我們一些人比較羨慕小國寡民的生活，實際上小國有小國的困難。小國經不起風浪，而大國遇到風浪，回旋余地大得多。
智利是相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但2010年一場大地震，GDP就跌掉一大塊，整個經濟可能兩年內都喘不過氣，而中國即使遇到汶川大地震這么大的天災，整個國家經濟紋絲不動。
對于絕大多數國家來說，產業升級往往意味著產業遷移到外國，而中國在自己內部就可以進行大規模的產業梯度轉移，這就延長了中國制造業的生命周期。
文化，過去三十多年的中西文化碰撞，沒有使多數中國人喪失文化自信。中國人今天的孔子熱、老子熱、誦經熱、書畫熱、茶道熱、舊宅熱、文物熱、中醫熱、養生熱等，都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
中國人本文化衍生出來的餐飲文化、養生文化、休閑文化也是其他文化所難以比擬的。中國任何地方的街頭餐館都能做出三四十種菜，而在美國絕大多數的餐館只有漢堡包加土豆條，能有三四個菜就不錯了。歐洲餐館的菜肴要豐富一些，但也很少超過七八個品種。
我們有些人總是擔心中國人缺少宗教情懷。其實只要稍微熟悉一點世界歷史的人就知道，人類歷史上宗教沖突導致了無數的戰爭，光是基督教各個教派之間以及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沖突就有上千年的歷史，造成了無數生命遭殺戮的人間悲劇。所以，我們的老百姓不一定非要信教。
經濟，中國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學，嚴格講不是“市場經濟學”，而是“人本經濟學”。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一個政府如果不能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不能處理好大災大難，就會失去民心的支持，失去“天命”，最終被人民推翻。
中國今天的政黨是歷史上統一的儒家執政集團傳統的延續，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體進行互相競爭的西方政黨。西方不少人只認同多黨競爭產生的政權合法性，這是十分淺薄的政治觀念。
我曾遇到美國學者質疑中國政權的合法性，我問他為什么不首先質疑一下他自己國家的合法性：你占了別人的土地，通過殖民、移民、滅絕印第安人，才形成了今天的美國。我請他給我解釋這樣的國家合法性和正當性在哪里?最后他只能跟我說，這是歷史。
那么，我們是否可以用中國“選賢任能”的理念來質疑西方政權合法性的來源么?小布什執政八年給美國帶來了經濟衰退，給伊拉克帶來了滅頂之災，給世界帶來了金融海嘯，就是一個例子。
中國歷史合法性的最大特點就是“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和“民心向背”的治國。
中國政治文化中的“全國一盤棋”、“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等理念，其他文化無法產生。我曾和印度學者一起探討中國模式，他們說從表面看，中國是中央集權，但中國每一項改革實際上都有很強的地方特色，互相競爭又互相補充，所以中國體制要比印度的體制更有活力。
他們學習了西方，已經建立了強大的現代政府體系，但同時又擁有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資源，兩者的結合使我們更容易克服今天困擾西方民主制度的民粹主義、短視主義、法條主義等問題。
在政治層面，西方許多人也想當然地認為隨著中國中產階層的壯大，中國也會接受西方對抗性政治模式。但他們今天也發現，今天的中國中產階層似乎比其他任何階層都更珍惜中國的政治穩定。他們了解西方“民主化”已經給許多國家帶來混亂動蕩，了解自己辛辛苦苦的財富積累得益于中國三十多年的政治穩定。
坦率地說，中國今天所展現出來的一切，絕對不是“先進”和“落后”、“民主”和“專制”、“高人權”和“低人權”這些過分簡約甚至簡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
這就是美國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寫的“中美這七年”的文章。非常值得每一個中國人認真看一看愛國才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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