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一1626），英國文藝復興時期的散文家、哲學家，唯物主義哲學家，實驗科學的創始人，近代歸納法的創始人，科學研究程序邏輯組織化的先驅。主要作品有《新工具》《學術的進步》《新大西島》《培根隨筆》等。

談高位

培根是一位身居高位的學者，他的大半生在官場沉浮，這篇《談高位》即以哲學家的深邃敏銳提煉出生活的哲理，講述了身居要職的人的心理狀態以及做官的學問。

居高位者乃三重之仆役：帝王或國家之臣，榮名之奴，事業之婢也。因此不論其人身、行動、時間，皆無自由可言。追逐權力，而失自由，有治人之權，而無律己之力，此種欲望誠可怪也。歷盡艱難始登高位，含辛茹苦，唯得更大辛苦，有時事且卑劣，因此須做盡不光榮之事，方能達光榮之位。既登高位，立足難穩，稍一傾側，即有倒地之虞，至少亦晦暗無光，言之可悲。古人云：“既已非當年之盛，又何必貪生？”殊不知人居高位，欲退不能，能退之際亦不愿退，甚至年老多病，理應隱居，亦不甘寂寞，猶如老邁商人仍長倚店門獨坐，徒令人笑其老不死而已。顯達之士率需借助他人觀感，方信自己幸福，而無切身之感，從人之所見，世之所羨，乃人云亦云，認為幸福，其實心中往往不以為然；蓋權貴雖最不勇于認過，卻最多愁善感也。凡人一經顯貴，待己亦成陌路，因事務糾纏，對本人身心健康，亦無暇顧及矣，誠如古人所言：“悲哉斯人之死也，舉世皆知其為人，而獨無自知之明！” 

居高位，可以行善，亦便于作惡。作惡可咒，救人之道首在去作惡之心，次在除作惡之力；而行善之權，則為求高位者所應得，蓋僅有善心，雖為上帝嘉許，而凡人視之，不過一場好夢耳，唯見之于行始有助于世，而行則非有權力高位不可，猶如作戰必據險要也。 

行動之目的在建功立業，休息之慰藉在自知功業有成。蓋人既分享上帝所造之勝景，自亦應分享上帝所訂之休息。《圣經》不云乎：“上帝回顧其手創萬物，無不美好。”于是而有安息日。 

執行職權之初，宜將最好先例置諸座右，有無數箴言，可資借鏡。稍后應以己為例，嚴加審查，是否已不如初。前任失敗之例，亦不可忽，非為揭人之短，顯已之能，以其可作前車之鑒也。因此凡有興革，不宜大事夸耀，亦不可恥笑古人，但須反求諸己，不獨循陳規，而且創先例也。凡事須追本溯源，以見由盛及衰之道。然施政定策，則古今皆須征詢：古者何事最好，今者何事最宜。 

施政須力求正規，俾眾知所遵循，然不可過嚴過死；本人如有越軌，必須善為解釋。本位之職權不可讓，管轄之界限則不必問，應在不動聲色中操實權，忌在大庭廣眾間爭名分。下級之權，亦應維護，與其事事干預，不如遙控總領，更見尊榮。凡有就分內之事進言獻策者，應予歡迎，并加鼓勵；報告實況之人，不得視為好事，加以驅逐，而應善為接待。 

掌權之弊有四，曰：拖，貪，暴，圓。 

拖者拖延也，為免此弊，應開門納客，接見及時，辦案快速，非不得已不可數事混雜。

貪者貪污也，為除此弊，既要束住本人及仆從之手不接，亦須束住來客之手不送，為此不僅應廉潔自持，且須以廉潔示人，尤須明白棄絕賄行。罪行固須免，嫌疑更應防。性情不定之人有明顯之改變，而無明顯之原因，最易涉貪污之嫌。因此，意見與行動茍有更改，必須清楚說明，當眾宣告，同時解釋所以變化之理由，決不可暗中為之。如有仆從捻友為主人親信，其受器重也別無正當理由，則世人往往疑為秘密貪污之捷徑。 

粗暴引起不滿，其實完全可免。嚴厲僅產生畏懼，粗暴則造成仇恨。即使上官申斥，亦宜出之以嚴肅，而不應惡語傷人。 

至于圓通，其害過于賄行，因賄行僅偶爾發生，如有求必應，看人行事，則積刁難返矣。所羅門曾云：“對權貴另眼看待實非善事，蓋此等人能為一兩米而作惡也。” 

旨哉古人之言：“一登高位，面目畢露。”或更見有德，或更顯無行。羅馬史家戴西特斯論羅馬大帝蓋巴曰：“如未登基，則人皆以為明主也。”其論維斯帕西安則曰：“成王霸之業而更有德，皇帝中無第二人矣。”以上一則指治國之才，一則指道德情操。尊榮而不易其操，反增其德，斯為忠誠仁厚之確征。夫尊榮者，道德之高位也：自然界中，萬物不得其所，皆狂奔突撞，既達其位，則沉靜自安；道德亦然，有志未酬則狂，當權問政則靜。一切騰達，無不須循小梯盤旋而上。如朝有朋黨，則在上升之際，不妨與一派結交；既登之后，則須穩立其中，不偏不倚。對于前任政績，宜持論平允，多加體諒，否則，本人卸職后亦須情還欠債，無所逃也。如有同僚，應恭敬相處，寧可移樽就教，出人意外，不可人有所待，反而拒之。與人閑談，或有客私訪，不可過于矜持，或時刻不忘尊貴，寧可聽人如是說：“當其坐堂議政時，判若兩人矣。” 

王佐良 譯

文字來源：《領導文萃》，199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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