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最近出版的《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一書中，收錄了李慎之寫給楊絳的三通信，其中一封：

楊先生:

最近有一位老朋友給我寄來《人民日報》(海外版)的一篇短文"，講錢先生為“□□詩詞選”作序的事的，他同時給我一信，對此頗有微詞，奉上一閱。

□□的人品確實不好，不知他如何能爭取到錢先生為他寫序的。我意此信不必讓錢先生知道，但編《全集》時似可把“□□詩詞選”的序言抽掉，祗候尊裁。

李慎之97.3.5

只要一問“度娘”，你就知道此處的□□，是指原外交部副部長、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

《周南詩詞選》先由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9月出版，后由齊魯書社1997年出版平裝本，趙樸初題寫書名并代序，饒宗頤作序，錢鍾書作跋。

此信確如《錢鍾書楊絳親友書札》一書編者吳學昭所言，“荷載著文化的信息、歷史的證據和人間情義”。

錢鍾書其實為周南寫的并不是序，而是跋。“序”是介紹評述一部著作或一篇文章的“引言”，“跋”則是題于書籍、文章、金石拓片后面的“補記”。就分量而言，當然“序”更重一些，比如《蘭亭集序》《滕王閣序》等，而“跋”耳熟能詳者并不多，名篇佳作更是乏善，以我有限的視野，也就趙孟頫《定武蘭亭十三跋》“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亦須用工。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黃山谷的《題蘇軾寒食帖跋》“他日東坡或見此書，應笑我于無佛處稱尊也”在書林墨苑，佳話流轉，跳出書壇，知之者甚微。

論學界名氣和業界影響，錢鍾書遠比代序的趙樸初、作序的饒宗頤“更上一層樓”。由此推測，錢鍾書所作《<周南詩詞選>跋》有可能是出于面子“推不掉、辭不了”，索性寫篇跋文，交差完事。跋文帶標題落款也就263字，全文如下：

《周南詩詞選》跋

一九七九年暮春，予隨社會科學院同人訪美。經紐約，始于賓筵與君相晤，不介自親。寒暄語了，君即談詩。征引古人名章佳句，如瓶瀉水。余大驚失喜。晚清洋務中名輩如郭筠仙、曾劼剛，皆文質相宣，劼剛以七言律闡釋二十四詩品，尤工語言，善引申，不意君竟繼踵接武也。以后書問無虛歲，常以所作篇什相示。君尋返國，任外部要職，公余枉過，亦必論詩。君折沖樽俎而復敷陳翰藻，“余事作詩人”云乎哉!多才兼擅爾。近編新舊篇什為一集，示余俾先睹之。君犯難歷險，雄心壯業，老病如我，亦殊有“聞雞起舞”之概。孫子荊云:“其人磊砢而英多”。識君者讀此集，必曰:“其人信如其詩”;不識君者讀此集，必曰:“其詩足見其人”。率題數語于卷尾，質諸識曲聽真者。

一九九五年

頗值得玩味的是，中華讀書報2020年11月20日刊出署名田奕和崔昌喜的專訪《“送我還勞過虎溪”——周南老談錢鍾書》，文中所展示的錢鍾書跋的手稿復印件，用的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信箋，從右往左，硬筆、豎寫、繁體，日期赫然為“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不知何故，公開出版之后，香港版和內地版日期都統一改為了“一九九五年”。

李慎之信中提到的這位“老朋友”到底是何許人也，我問了幾個研究錢鍾書的專家，至今尚不可考，姑且擱置之。這位“老朋友”在給李慎之的信中說：

“錢鍾書先生為□□詩詞集作跋，此文前在《羊晚》見之，當是去年十二月間事。然報紙一過年，圖書館即掃庫皮藏，無法再睹。今只見《人民》（《人民日報》海外版）有另一文提及錢先生作跋事，以此相寄，聊知簡況。嗟夫，士固不能無酬應，學人更不能絲毫不為囈惋。然以扇蔽塵，亦有多方，豈必如潘安仁望塵作禮也，況憶跋中且以曾劫侯輩方之，益不倫矣。劍南晚交候胄，士咸惜之（今世有為胄平反者，此另議）。如之何得以葆管錐挺立之風歟？”

按照錢鍾書專注于“談藝之公論”——“雖即君臣父子之誼，亦無加恩推愛之例”的標準，《周南詩詞選》遠未到達其跋語中所言。

夏志清說到錢鍾書寫的信，也說其“太捧人了”，“客氣得一塌糊涂”。“往往還會留下‘容當細讀’這樣意味深長的詞語。故而他的這些禮節文字，都是當不得真的”，“信中高譽，未必是錢老真話，只是他的善意”。

人在江湖，誰還沒有個親朋好友、三五知己。最基本的人情世故，錢鍾書還是要有的。

所以，楊絳并沒有聽從李慎之的“編《全集》時似可把‘□□詩詞選’的序言抽掉，祗候尊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的《錢鍾書集》完整地收入了錢鍾書給周南詩詞集所作的這篇跋文。

我曾與李慎之先生有過“一信之交”，信中先生對我也曾“當頭棒喝”。現在看來，李先生的率真直爽是“一以貫之”。

我甚慶幸于能親承謦欬，先生教誨，至今繞梁，感銘五內。

1999年，恰逢建國50周年，李慎之作《風雨蒼黃五十年》長篇雄文，無數知識分子及社會賢達爭讀而后快。

那時候，我還是一枚標配“文青”，“粉”此文不能自抑。

之后不久，李先生受邀來鄭州越秀酒家舉辦學術講座，作為“鋼絲”，我當然不會錯過。

是時我正供職于《質量時報》，負責副刊編輯工作。我策劃了一個“開卷”欄目，盛邀學界大咖、文壇菁英撰稿題簽，當時張中行、王世襄、吳祖光、王元化、柯靈、吳小如、丁聰、方成、鐘叔河、袁鷹、董橋、陳四益等先生均被我“拿下”。我也就壯著膽子給李慎之先生修書一封，“敬祈先生題簽賜稿”。

大概一周后，我就收到了李先生的回信，全信如下：

李韜先生：

從《質量時報》中見到來示。但“賜大籖”“開卷”實在是我所不能理解的。因此不知道先生到底要我做什么。無以應命，十分抱歉。

還有大示中有“鬥膽”二字，估計為“斗膽”之誤。此“斗”字并非簡化字，意思是說把膽擴張到像“斗”那么大。此處“斗”為名詞，音dou，三聲；“鬥”則為斗爭、打斗之意，為動詞，音dou，四聲。這都是簡化字簡化過頭所致。五十年來，我一直反對簡化字，主張恢復繁體字，奈人微言輕，無人肯聽何？

另外，我一直追隨五四時代胡適的主張，寫作要用大白話，否則今天六十以下的人（甚至很多六十以上的名家、“博導”)，哪怕寫個便條，只要一涉文言，便不知所云，語文不但不成其為溝通的工具，反而成為隔閡了。

專此致歉，即頌

近安

李慎之

2000.4.21

李先生作為師長前輩，所有批評與告誡我當然“照單全收”。他能如此率真地給一個不知名的專業報的無名小編回復這么長的信，我已經受益終身、倍感榮幸了。同時，李先生的回信也時刻提醒我，作為一名文字工作者，任何時候、任何地點、任何情況下都不可率爾操斛，做學問更不能囫圇吞棗，不懂裝懂，“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1933年12月10日，錢鍾書在日記中評價光華大學同學張杰（字挺生）的文章：“挺生極好學，而不善文詞，蹇吃勿達意。每作書致尊親，慘淡經營，廢紙成堆，良久脫稿，佶屈鉤棘，好為翻騰跌蕩，且夫然而，之乎者也，狼藉滿紙，莫辨命意所在。式圭較通順，而生硬槎枒，如露筋祠中偶象，如博物院中骸骨，亟宜精進，毋使人笑大人門下有未達之弟子也。”

吾生也晚，加之愚鈍，故亦“不善文詞，蹇吃勿達意”“狼藉滿紙，莫辨命意所在”。倘能打破時空，我與張杰君可住同一病房矣。

錢鍾書、李慎之二先生宅心仁厚，誠意指出，率真勸誡，“吾當勉乎哉”。

（作者 李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