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誠龍

年輕時讀過王朔的文集，厚厚的四大本，王朔在自序里說，出全集，必須得自己整理，別人整理了，總有不如意的地方。

看來，一向玩世不恭的王朔，對自己的文集也非常謹慎，為人和為文，畢竟是兩回事。

在這方面，二百多年前的鄭板橋倒是王朔的同道，對文集的重視，比王朔更苛刻。

鄭板橋曾做《后刻詩序》，將其平生大作歸攏來，整理出一套自選全集，刪刪減減，取取舍舍，作為傳世文本。請注意，鄭板橋為了不讓別人刪改他的文集，竟然寫了這樣一段話：

“板橋詩刻于此矣，死后若有托名翻版，將平日無聊應酬之作，改竄闌入，吾必為厲鬼以擊其腦！”

今天看來，仍然不寒而栗。

當初讀到板橋先生這句咒語時，我曾大不解，作家一生著作不少，可能有許多作品散失，自己也是找不到了的，旁人辛勤搜索，查漏補缺，于海量文字中把其大作尋出來，再補入其文集中，這是別人給他好事做善事，干嗎還要惡狠狠地化“為厲鬼以擊其腦”？

讀柯平先生大著《明清文人那些事兒·兩個板橋》，可為我們釋疑一二。在柯先生文章里，鄭板橋先生有兩副面目：“從現在所能掌握的資料看，我們可以發現他熱衷于自我標榜道德情操的同時，身影卻在揚州世俗的燈紅酒綠里醉生夢死。”

概括言之，兩個板橋，一是人世間的板橋，一是書冊間的板橋。

板橋先生以清介自守而傳世，他曾痛罵過文學界攀附權貴之丑狀，“近世詩家題目，滿紙人名，非賞花即宴集，非喜晤即贈行……其題如此，其詩可知；其詩可知，其人品又可知。”

板橋先生痛罵詩人阿諛權貴，以文如其人來論，先生應該是從不以詩文去頌權之面的了，其實不然，柯平先生考證道：“公元一七三七到一七四二年，鄭板橋匆忙的身影像一架短途客機一樣，在江南的幾座大城市里不停地飛來飛去。”這么備嘗辛苦奔波，為的就是向江浙官場位居要津者獻詩。

在這一時期，板橋先生寫了許多“滿紙人名”之詩，如《上江南大方伯宴老夫子》，如《謝大中丞尹年伯贈帛》，如《送都轉運盧公四首》，對諸位權貴頌語特高，如對當時兩淮鹽運使盧雅雨，盧氏是鹽官兼鹽商，大部分時間都在買鹽賣鹽，哪有時間寫勞什子詩詞？板橋先生卻將盧氏譽為李白杜甫王昌齡一類人物。

只是頌歌寫完，呈貢盧公，恰逢盧公因被指控貪腐，自身難保，這詩沒起效果。

板橋先生不堪復述的是替王爺允禧操刀出書。板橋先生考中進士，長達六年，未曾補缺實職，艱難苦痛可知，窮困潦倒可想。板橋先生在江浙跑官，幾無效果，所以直接跑北京，得到一位名為李復堂者引薦，攀上了乾隆的叔父慎郡王允禧。

在這位少他20歲的王公家里，板橋先生打起了不要工錢的短工，親自為其刻版出版兩冊詩集《隨獵詩草》與《花間詩草》，奉上六頂高帽給這位王公，稱其是杜甫、韓愈、王維、杜牧、岳飛、韋應物。這次，板橋先生心想事成，只打了半年短工，就去山東范縣當知縣了。

其實這也不難理解，今天的文人也大多如此，在文章中痛批各種不公平的現象，但到了現實中，仍然像大多數人一樣蠅營狗茍。其之所以痛批，只是因為自己得不到而已。

板橋先生雖然不完全如此，比當代文人做得要好一些，但他批他人犯俗，自己也未免，卻也是真的。比如他曾經猛批文人不作文只做官：“一捧書本，便想中舉，進進士，一當官位，便想攫金錢，造大屋，置田產……”板橋先生這么罵別人，其實他走的也是這種路線。

比如他在山東濰縣任期滿了，提腳走人，說囊袋空空，官俸都給了地方，但柯平先生考證說：“在任期間，他除了刻稿討小外，還在家鄉興化置田買宅，后因式樣不理想，又在城東鸚鵡橋一帶買地另造，光地價就花了50兩銀子。”

還比如板橋先生對知識分子專為利益集團說話，大加韃伐：“凡米鹽算之事，聽氣候于商人，未聞文章學問，亦聽氣候于商人也。吾揚之士，奔走蹀蹀于其門，以其一言之是非為欣戚，其損士品而喪士氣，真不可復述。”可是板橋先生也曾經拜伏在巨賈之下，其言其行也是“真不可復述”。

他曾多次奔趨豪門，去吟詩作畫做幫閑，“……請酒一次，請游湖一次，送下程一次，送綢緞禮物一次，送銀四十兩……”端了老板的飯碗，板橋先生也為老板說過不少話。

這些都是先生與巨賈豪貴交往時，其日記所記，只是到了他晚年要出版全集之時，卻被他視為“平日無聊應酬之作”，與他那些“滿紙人名”之詩，全部給刪掉了，誰也不準“改竄闌入”，否則他就要“為厲鬼以擊其腦”。

想想也挺可悲，一向清正狷介的鄭板橋，也會因生活而向權貴低頭，跟普通人沒有兩樣。到了晚年要出文集了，才想起來那些應酬之作是多么的惡心，嚴禁別人錄入，此時的板橋先生，心里肯定會有一絲悲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