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明確指出了自己創(chuàng)作《史記》的心態(tài)和目的，即“發(fā)憤之所為作”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此種心態(tài)和目的使得《史記》在敘事上雖以“實錄”為原則，但同時又加入了許多奇異敘事。

在兩漢時期，《史記》的實錄敘事和奇異敘事都備受詬病，如揚雄稱之“是非頗謬于經(jīng)”，王允痛呼“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于后世”。但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史記》的實錄敘事逐漸被認(rèn)可，如裴松之即為司馬遷打抱不平道：遷為不隱孝武之失，直書其事耳，何謗之有乎。

《史記》中的奇異敘事主要可分為兩類類：以奇異傳說為史、對傳奇事件的虛構(gòu)演繹。以奇異傳說為史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以神話傳說為古史；以奇異事件塑造歷史人物。對傳奇事件的虛構(gòu)演繹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兩個方面：對歷史事件的虛構(gòu)演繹，如《趙世家》中“趙氏孤兒”的故事；對傳奇游俠故事的演繹，見于《游俠列傳》與《刺客列傳》中。

1.以奇異傳說為史

《史記》“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jì)”，“下至于茲”很好處理，但“上記軒轅”卻是一個大問題。司馬遷本人也在《五帝本紀(jì)》中明言：《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面對這種情況，司馬遷可以像《尚書》一樣從堯開始敘述，但是那樣就遺漏了黃帝、顓頊及帝嚳，將造成重大缺憾。司馬遷以《五帝德》、《帝系姓》中記載的故事為基礎(chǔ)，結(jié)合實地考察取材、取證于民間的方式，“西至空桐，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化神話傳說為古史，同時注重突出人物之間的聯(lián)系，形成連續(xù)的線性敘事。

炎帝與黃帝的阪泉之戰(zhàn)，黃帝與蚩尤的涿鹿之戰(zhàn)，司馬遷在面對這兩個神話事件時，除去了其中駁雜的細(xì)節(jié)，將之化為了有政治意味的歷史事件。從“軒轅之時，神農(nóng)氏世衰”到“蚩尤作亂，不用帝命”再到“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nóng)氏，是為黃帝”，炎帝、黃帝和蚩尤的故事不再被敘述為浪漫的神話故事，而是被演繹成了一種權(quán)力變更。在黃帝被尊為天子之后，敘事主線則變成了權(quán)力的繼承，表現(xiàn)為注重人物之間的聯(lián)系，在時間上形成線性敘事。如通過“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引出顓頊，通過“帝顓頊生子曰窮蟬。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引出帝嚳。

同時，司馬遷還注重以奇異出身塑造人物形象。《五帝本紀(jì)》中的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高辛“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殷本紀(jì)》中玄鳥生契，《秦本紀(jì)》中玄鳥生大業(yè)；《高祖本紀(jì)》中“見蛟龍于其上，已而有身，遂產(chǎn)高祖”，即說劉邦并非凡夫俗子。這種敘事主要是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欲借奇異出身解釋那些朝代的建立者為何能創(chuàng)造豐功偉業(yè)。

2.對傳奇事件的虛構(gòu)演繹

上文談到了《史記》化神話為史及用奇異事件塑造人物的敘史手法，這是司馬遷奇異敘事的一部分。下文即以“趙氏孤兒”和游俠及刺客的故事為例，討論司馬遷對傳奇事件的虛構(gòu)演繹。

“趙氏孤兒”的故事最早見于《左傳》、《國語》及《呂氏春秋》等史書中，但記載都較為簡略。如《左傳·成公八年》中對趙武的記載為：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征。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乃立武，而反其田焉。其中并未敘述程嬰和公孫杵臼救孤的故事，但是到了《史記·趙世家》中，司馬遷卻花了極多筆墨敘述“程嬰救孤”。

通過《左傳》，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趙氏孤兒”本是一個因趙氏一族亂倫而引發(fā)的自相殘殺的故事。司馬遷在不改變事件主體的情況下，以尚在襁褓中的趙武為中心，演繹了一出“程嬰救孤”的大戲。《史記·趙世家》載：

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于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

此時的“趙氏孤兒”事件已由因亂倫而引發(fā)的傾軋事件，變成了俠義之士救孤及孤兒復(fù)仇的英雄事件。其中確實存在歷史細(xì)節(jié)失真的現(xiàn)象，這可謂是司馬遷之失。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所歌頌的見義勇為的英雄行徑、視死如歸的崇高情懷,不僅是司馬遷“發(fā)憤之所為作”的情感訴求，亦是創(chuàng)造性地將藝術(shù)真實與歷史真實結(jié)合在了一起。這種對俠義的呼喚，還體現(xiàn)在了《游俠列傳》與《刺客列傳》中。

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捍當(dāng)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在《游俠列傳》中，司馬遷指出那些俠義之士雖然常以武犯禁，但是他們的行為卻是合乎道義的。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等俠士，其行雖不軌于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刺客列傳》通過講述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五位此刻的故事，歌頌了他們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概以及以弱搏強的剛強品質(zhì)。如本傳中所言：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豈妄也哉。

俠以武犯禁，俠士為正統(tǒng)史學(xué)家所不容，司馬遷也因之受到諸多詬病。另一方面，司馬遷對英雄行徑及俠義情懷的歌頌，對統(tǒng)治階級的批判與反抗，又直接啟發(fā)了后世志異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