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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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鄧小南

來源=《長路》

兩宋時期,艱困憂患和繁榮輝煌是交錯并存的。在這種整體氛圍中,包括士人群體構成的多元,生活內容的多元,思想意識的多元,藝術品味的多元,都成為當時社會的典型現象,呈現出宋人生活中一體多面、雅俗相依的雙重文化性格。

就今天的主題而言,在座專家云集,我個人則對茶藝、器用等方面的內容了解有限;所以今天只能嘗試講一些“邊緣性”的內容,算是敲個邊鼓,也藉以向各位求教。

對于宋代這樣一個歷史時期的定位,中外學界有很多不同的認識。總體而言,學界對于宋代經濟、文化的發展成就有高度的肯定,同時對這個時期面臨的嚴峻挑戰、產生的突出問題,也有非常嚴肅的討論。談到宋代文人“大俗大雅”的生活情趣,勢必涉及他們在當時的“生活圈”。所謂“生活圈”,是指文人生活的環境以及當時的社會氛圍。下面我們分三個方面,簡單地談談。

生于憂患,長于憂患

首先要從趙宋王朝的立國形勢開始講起。宋代的立國形勢,我想基本上可以用八個字簡單概括,就是“生于憂患,長于憂患”。宋代所處的歷史時期,始終面臨著非常嚴峻的外部壓力,事實上是中國歷史上又一個“南北朝”時期。宋代是中國各主要王朝里疆域最狹小的,到南宋的時候,以淮河—大散關一線作為宋金之間的邊界,則更是偏安一隅。這樣的外部環境,給宋代的歷史帶來了非常深刻的影響。

正是在這樣的整體格局之下,對外貿易交流的主要出發點轉向東南沿海,才真正形成了所謂的“海上絲綢之路”。實際上,從考古發現中,我們清楚地看到,“海上絲綢之路”主要的貿易產品已不再是絲綢,而是大量的瓷器,也有一些金銀器、鐵器。今年2月24日《文匯報》剛剛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南海一號”:沉睡800年的繁華》。

宋代的歷史呈現著許多看似矛盾的現象,從這個角度而言,也可以說這個時期有非常開闊的研究空間。我們既看到兩宋三百年在經濟、文化、制度建設方面有著輝煌的成就,也痛切地感覺到王朝末日的蒼涼。在這樣一個時代里,一方面有宋徽宗這樣酷愛藝術的帝王,對“太平盛世”刻意追求、大肆渲染;另一方面,這個時期并不是三百年的“太平盛世”,而是始終伴隨著外部環境的挑戰。

《長路》

鄧小南/著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9年10月

宋代的民庶、士人以及征戰于疆場的軍隊將士,用他們的脊梁撐起了這樣一個時代。這些英雄人物,也有他們的精神寄托與生活情趣。以岳飛的《滿江紅·怒發沖冠》和韓世忠的《臨江仙·冬看山林蕭疏凈》為例,可以看出既有征戰中壯懷激烈的慷慨悲壯,也有承平時往事如煙的慨嘆與閑情。在這個時期,方方面面呈現出一種多重而復雜的生活情境。

總體來說,宋代外部壓力沉重,就國內政治局面而言,“穩定至上”是朝廷政治的核心目標。對于民間文化發展、經濟事業、社會生活等方面,宋廷因仍自然趨勢而未予過多干預。相對來說,宋代文化環境比較寬松,士人群體活躍,“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正是在這樣相對開明、寬松的環境下,宋代社會充滿活力,大師、精英輩出。由這種開放的氛圍,孕育出一種開創的精神。

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

從唐代到宋代,一方面社會形態、文化學術方面有非常清晰的延續性,另一方面當然也有走勢上的明顯不同。葛兆光先生在《道教與中國文化》中曾經說,唐文化是“古典文化的巔峰”,而宋文化則是“近代文化的濫觴”。這兩者間的區別,如果用一種較為簡單的方式來概括,就是出現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趨勢。所謂的“化”,不是一種“完成時”,而是一種“進行時”,是指一種趨勢,這在很大程度上塑就了宋代社會、宋代文化的特點。

比較一下唐宋兩代的都城,我們能直觀地感受到兩類都市格局和它們呈現的不同氣象。唐代長安城的都市布局非常嚴整,而宋代的開封,相對來說商業氣氛比較濃重。唐代的居民住宅區基本上是坊式的結構,在某種意義上接近于封閉的小區。而宋代城市的結構,大體上是一種長巷式、街區式的布局,是一種開敞式的氛圍。南宋的“行在”臨安也是如此。描繪宋代都城繁華景象的筆記之類文學作品有很多,也有存世的著名畫卷,比方說描寫北宋后期東京開封都市風貌的《清明上河圖》,大家都非常熟悉。而對于南宋都城臨安,當時的筆記如《夢粱錄》《武林舊事》《西湖老人繁勝錄》等等,都敘述了杭城內外的市井繁華景象:“杭城之外城,南西東北各數十里,人煙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鋪席駢盛,數日經行不盡……足見杭城繁盛耳。”

兩宋時期,文學重心逐漸下移,成為文化史上引人注目的現象。所謂“文學重心下移”,主要是指文學體裁從詩文擴大到詞、曲、小說,與市井有了更為密切的關系;創作主體從士族文人擴大到庶族文人,進而擴大到市井文人;文學的接受者擴大到市民以及更廣泛的社會大眾。當時,在都市的街頭巷尾,活躍著一些講史、說書的藝人,他們不僅是故事情節的傳布者,也是文學作品的豐富者、參與創造者。而生活在市井中的普通民眾,也成為文學藝術的直接欣賞者和接受者。隨著都市經濟的發展,市民階層興起,世俗文化大放異彩,在道路通衢、瓦子勾欄,有說書的、雜耍的、講史的,也有街頭的飲茶活動,這些都是市民文化勃興的重要標志。

晚唐五代,詞作開始從青樓楚館走出來,到宋代已經蔚為大觀。以北宋詞作家柳永的《八聲甘州》和《定風波》為例,前者“對瀟瀟暮雨灑江天,一番洗清秋”抒寫了作者漂泊江湖的愁思和仕途失意的悲慨;后者“自春來慘綠愁紅,芳心是事可可”[ (宋)柳永撰,薛瑞生校注:《樂章集校注》,52頁,北京,中華書局,2012。]則體現了民間女子的生活追求與內心情事。由此我們看到宋代詞作家“清雅”與“俚俗”并存的審美風尚。

文化知識、文學作品的普及需要依托于特定的技術手段,像雕版印刷的發展,就成為重要的條件之一。當時不光是國子監和地方官學,私人的家館、私塾,以及社會上的書鋪,都可能刻板印書。宋人如邢昺、蘇軾,都曾經提到印刷術對于知識傳播的幫助,說“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時之幸也”。南宋史學家王稱《東都事略》的紹熙刻本,目錄后有牌記標明:“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許覆板”,可見當時已經有了“版權保護”的明確意識。

通過讀書、科舉、仕宦、創作、教學、游賞等活動,宋代的文人士大夫結成了多種類型、不同層次的交游圈,這是當時重要的人際網絡。近年來伴隨著人文資料數據化的進步,有些學者嘗試利用關系型的數據庫(例如《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CBDB)進行士人人際網絡的統計與分析,繪制出一些示意圖。我們可以從中直觀地看到北宋中期司馬光、蘇軾、程頤等人不同層次的交往關系。

當時這些士人的交游活動非常興盛。像真率會、耆英會、九老會、同鄉會、同年會等各種各樣的聚會形式,層出不窮。有時“耆老者六七人,相與會于城中之名園古寺,且為之約:果實不過五物,殽膳不過五品,酒則無算。以為儉則易供,簡則易繼也。命之曰‘真率會’”。都市中的茶樓、酒肆,成為文人交往、“期朋約友”相互會聚的場所。《夢粱錄》的相關記錄說道:“汴京熟食店張掛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連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店面。……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約友會聚之處。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門點茶。”

不僅是在這些城市公共空間里,我們看到一些私人的花園、亭館也成了士人喜歡交游訪友的去處。像洛陽的花圃、蘇州的園林,不少名人宅邸有頻繁的交往活動,蘇州城內的中隱堂、崑山附近的樂庵、松江之濱的庵,都是這樣的地方。史稱“庵在松江之濱。邑人王份有超俗趣,營此以居。圍江湖以入圃,故多柳塘花嶼,景物秀野,名聞四方。一時名勝喜游之,皆為題詩”。時人以為“心閑事事幽”[,四方友朋、掛冠而歸的“耆德碩儒”,經常往來酬酢,“極文酒之樂”,“以經史圖畫自娛”。

《西園雅集圖》以及米芾所寫的《西園雅集圖記》,早為大家所熟知。被傳為佳話的北宋“西園雅集”,就是當年像蘇軾、蘇轍兄弟以及黃庭堅、李公麟這樣一些菁英人物匯聚于駙馬王詵園邸,賦詩、題詞的盛事。往來之際,煎茶點茶、酌酒吟詩。南宋王十朋也提到:“會同僚于郡齋,煮惠山泉,烹建溪茶,酌瞿唐春。”文人士大夫常常流連忘返于這種其樂融融的場景之中。士人也將茶具、酒器、梅花、新茶等作為重要的禮品彼此互贈。時人將此類以物相贈的活動,稱為“人事”。(張淏《云谷雜記》:“今人以物相遺,謂之‘人事’。”)

總的來看,宋代文人可能從事形形色色的公務事任,進行多姿多彩的交游活動,也有很多獨處靜思的時間;在不同的空間場合、不同的文化氛圍中,發展出了豐富的生活方式,也展現出士人的多樣性情。

大俗大雅:對于意境的追求

臺灣“中研院”院士陶晉生先生在其《宋遼金元史新編》中,曾經做過這樣的論斷:“這一時代里中國人并重理想與現實,兼備雅與俗的口味。”陶先生是從不同方面來論證的,我們今天不去討論政治軍事,僅就宋人的生活和思維方式而言,應該說,受到了禪宗潛移默化的影響。禪宗認為“佛法在世間”,持平常心,注重“當下”,這些意識滲透在宋代士人的生活方式之中。生活俗事、民間俗語,皆可能有其雅致趣味,可以入畫入詩。蘇軾說:“詩須要有為而作,用事當以故為新,以俗為雅。”黃庭堅也稱:“以俗為雅,以故為新,百戰百勝,如孫吳兵法。”揚之水先生曾經說:“宋人從本來屬于日常生活的細節中提煉出高雅的情趣,并且因此為后世奠定了風雅的基調。”這樣的時代特點,應該與禪宗旨趣的影響相關,解道悟法者,行住坐臥運水搬柴處處是道。新儒學的興盛,也強調天地之間無非是道,事事物物皆有理。當時“游于藝”的觀念,正是被置于“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這樣一種整體框架之下予以認識的。

如上所述,兩宋時期的社會環境復雜多變,既有承平的歲月,也有戰亂的時期;一時英杰既有征戰沙場時的豪邁氣魄、激昂奮發,也有日常生活中的世間柔腸、兒女情懷。在藝術旨趣上,“雅騷之趣”和“鄭衛之聲”同存,匠師畫和文人畫雙峰并峙,文人作品中不乏世俗關懷,市井作品里也可能充溢著書卷氣息。種種現象,都呈現出宋人生活中一體多面、雅俗相依的雙重文化性格。

“雅俗兼資,新舊參列”,是北宋名臣孫何向宋真宗提出的治國理政原則。由此我們也看到,就時人觀念而言,所謂的“雅”與“俗”,在日常文化生活與政治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是融通的。朱熹在與學生談話的時候,曾經明確地說:“天地與圣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粗底上發見。”南宋中期的文人韓淲,在其詩作中也說:“雅俗豈殊調,今古信一時。”可見精與粗、雅與俗在當時的人看來,并非絕然割裂的兩個方面。宋人的雅俗觀,他們在文學、藝術、社會生活理念中的雅俗情趣,給當時的文壇乃至整個文化生活都帶來了一種新的氣息、新的趣味和新的活力。

簡約,是宋代藝術的重要特點之一,在繪畫、瓷器以及其它許多器物上都滲透浸潤著簡約之美。南宋的劉安節在談論國家大政方針時,也提出“王者之治”應該是“至簡而詳,至約而博”的。這種觀念貫徹在當時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時人而言,日常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很多原則都是相互貫通的。

我們看到,與雋永雅致的瓷器并存的,也有書寫著“忍”“招財利市”之類世俗字樣的器物。這種大俗大雅的并存融通,生動體現出貫通兩宋的文化風情。

綜上可見,兩宋時期,面對嚴酷的內外挑戰與生活壓力,士人民眾迸發出堅忍頑強的生命力,不懈追求美好生活,創造出豐厚的物質文化財富與感人至深的精神遺產。

雅與俗,關系著宋人贍蔚豐潤的文化意識;復古與創新,體現著宋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實踐。他們“游于藝”的修養和美學趣味,在“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整體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華。如朱熹所說,“日用之間本末具舉,而內外交相養矣。”通過這樣的文化涵育,希望達致崇高的人生境界——這正是宋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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