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逸生先生（1917.07-2001.10）

◎群山

自南宋《草堂詩余》以降，詞林選本多奉蘇辛、周柳為圭臬，鮮有越雷池者。劉逸生《宋詞小札》（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初版）的選目卻獨辟蹊徑，于詞史隙縫中采擷幽光，將晏幾道、王安國、李冠、杜安世之流密集載入，猶如以詞為碑，為那些名不掛史簡的失意者立傳，亦悄然補全北宋詞從“伶工之語”到“士大夫心”過渡的斷章。對于這般獨特選目，前人點評、當代學界重估及書友看法，或贊其不循流派，或嘆其偏愛冷門，卻似乎未察其深處還藏著一條未被道破的暗脈：以詞心為尺，不問聲名顯晦，只取照見人性本真的文字，完成一場跨越千年的精神相契。

被遺忘的詞作里藏著更鮮活的人性溫度

詞自晚唐五代至北宋漸從歌臺舞榭走向書齋案頭，張炎《詞源》“詞欲雅而正，志欲高而潔”的主張為后世選家奉為圭臬，多專取志高言雅名篇，摒棄寫心寄意的小眾之作。劉逸生卻反其道而行，不以外在聲名衡量，唯以詞心為歸。他所選者多是不合時宜之人：晏幾道沉于舊夢，王安國直忤權貴，李冠名跡難尋，杜安世詞顯人隱。這般選擇絕非偶然，更像是跨越千年的惺惺相惜，以選目為筆，為詞史邊緣化的詞人寫下妥帖注腳。通觀全書，選目邏輯貫穿深刻人文關懷——詞史本應是眾生心性的寫照，而非少數名流的獨角戲，被遺忘的詞作里藏著更鮮活的人性溫度。這種理念雖無明確宣言，卻通過對杜安世《端正好·檻菊愁煙蘭泣露》的深情觀照、晏幾道《臨江仙·斗草階前初見》“相尋夢里路，飛雨落花中”的細膩共情，悄然滲透字里行間。

在選中的詞人里，晏幾道分量尤為突出，其詞占十首之多，為全冊之最。身為“太平宰相”晏殊之子，晏幾道一生仕途蹇滯，卻守著一份癡氣，將滿腔心事盡付筆端。其《小山詞》自序稱詞作“補亡�？�，聊以自娛”，因“往者浮沉酒中，病世之歌詞，不足以析酲解慍”。詞史對他評價兩極：《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肯定其詞“甚為當時推挹”，卻受清代“醇雅”觀念影響，對艷情題材有所保留；黃昇《花庵詞選》引黃庭堅語稱其詞“高唐、洛神之流”，推崇雅正風致。劉逸生不盲從定論，所選非其最著名的《臨江仙·夢后樓臺高鎖》，而是《生查子·關山魂夢長》《御街行·街南綠樹春饒絮》這類淺語深致的佳作�！瓣P山魂夢長，魚雁音塵少”無典無飾，只寫尋常相思卻入木三分；“街南綠樹春饒絮，雪滿游春路”不涉家國，僅記市井閑愁卻自有清韻。劉逸生正是懂了晏幾道詞間的孤獨。小晏一生不事權貴、不逐潮流，自困于“舊時月色”般的過往，將半生失意與滿腔深情盡藏詞間�！度罾蓺w·天邊金掌露成霜》中“綠杯紅袖趁重陽，人情似故鄉”，看似宴飲暖意，實則藏著天涯孤旅的片刻慰藉，這種于繁華中見孤寂、熱鬧中藏清愁的深婉筆觸，正是他格外珍視的“真”。這種守真，恰與他自身治學之道一脈相承。劉逸生出身清貧、學歷不高，卻以“學海苦航”的執著深耕古典文學，畢生致力于詩詞普及，不求聞達，只想將“藏在深閨人未識”的詞作帶到尋常讀者面前。他解讀晏幾道詞不用考據堆砌隔閡，只以“讀詞如讀人”的共情視角，點出“癡人自有癡語，癡語方見真心”的妙處。選十首晏幾道，實則是選一種不向世俗妥協的精神，那些不被時代認可的癡、不被主流接納的真，本就是詞之為體最珍貴的精神底色。

若說晏幾道之詞勝在“真”，王安國的《清平樂·留春不住》則以“骨”立世，成為選目里一抹亮眼清骨。身為王安石之弟，王安國本可借兄長之勢青云直上，卻秉性亮直、疾惡如仇，屢次直言反對新法，終被罷官歸鄉、郁郁而終。《宋史·王安國傳》載其罷官后“日以詩書自娛”，這首詞正是他心境的真實寫照�！傲舸翰蛔。�費盡鶯兒語”藏著留不住仕途的無奈；“滿地殘紅宮錦污，昨夜南園風雨”道盡對世事無常的慨嘆；“不肯畫堂朱戶，春風自在梨花”更彰顯其寧守清貧、不附權貴的錚錚氣節。安國詞作流傳至今者寥寥，唐圭璋《全宋詞》（中華書局1965年版）僅收錄六首，除《清平樂·留春不住》外，其余多鮮為人知，少見歷代選本收錄；詞史提及他，也多因與王安石的兄弟關系，其詞作價值鮮少被單獨論及。劉逸生精準捕捉到這份詞間清骨，不僅將其置于書中顯要位置，更圍繞“梨花”意象解讀：他將詞中歌女“小憐”的心境與安國性情勾連，指出小憐不戀畫堂朱戶、只慕“春風自在梨花”，恰是“人生的幸福不在朱門大戶，而在大自然里”，這份對自由的向往，正是王安國“輕視榮華、追求個性自由”的人格寫照。劉逸生之選王安國，并非為選一首小眾詞作而選，而是為北宋詞補上正直不屈的精神維度——詞不僅可寫風花雪月，亦可寫文人骨鯁，更可成為亂世中精神獨立的宣言。他將“梨花”與“朱戶”的對立，落腳于清流風骨與官場俗態的分野，讓小眾詞作有了映照時代精神的厚度。

為詞史補上承前啟后的關鍵一筆

除為失意文人立傳，劉逸生的選目更藏著對詞史的溫柔補白，王觀的《卜算子·送鮑浩然之浙東》便是絕佳例證。王觀在詞史中雖有姓名，卻常被歸入“婉約派支流”，詞作多被選本冷落，《宋詞小札》卻特意收錄，與晏、王等人并列�！八�是眼波橫，山是眉峰聚”，劉逸生解讀為“語帶雙關”，既寫江南山水如女子秀眉媚眼，也暗指鮑浩然要見的“眉眼盈盈”之人，這份“天衣無縫的扣合”盡顯手法高明；“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一句，他點出“春”不僅是季節，更是人事團圓之暖，讓送別詞跳出悲戚，變得輕松活潑。劉逸生直言這首詞“比喻巧妙、耐人體味，新而不俗、雅而不謔，比起敷衍應酬之作有死活之別”。這首詞的入選，拓寬了選目的“真”之維度：真情不止于失意之悲、孤寂之嘆，亦有送別里的明快牽掛、祝福中的溫暖雙關。他以選目智慧，為詞史補上“清新送別”的一角，讓世人看見詞的“真”可沉郁可輕快，只要筆墨間有真誠脈搏，便值得鄭重拾起。

李冠、杜安世的詞作，則從“北宋詞演變脈絡”維度，填補了風格過渡的空白。二人在詞史上幾近隱形：唐圭璋《全宋詞》僅錄李冠三首，杜安世雖存四十余首，卻多被歸為“婉約末流”，鮮少進入通行選本。劉逸生偏將其與晏幾道、王安國并列，實則精準捕捉到北宋詞從“伶工之詞”向“士大夫之詞”演變的中間態。北宋初年詞多為伶工代言，題材困于閨閣情愛、傷春悲秋，直至范仲淹輩方將士大夫情懷注入詞中。李冠《蝶戀花》“遙夜亭皋閑信步，才過清明，漸覺傷春暮”，雖寫傷春卻跳出閨閣視角，以男性“閑步”為切入點，融個人悵惘與春日暮景，是過渡的典型；杜安世《端正好》雖與晏殊同題，卻少了閑雅，多了“欲寄彩箋兼尺素，山長水闊知何處”的直白通俗，恰是北宋詞“雅俗共賞”的雛形。劉逸生的選目智慧，正在于不被“顯隱”“優劣”標簽束縛，從二人詞作里窺見北宋詞演變的關鍵節點——詞史的完整脈絡，本就該包含這些“過渡性”筆墨，而非僅由名流佳作拼接而成。

仔細品味，老夫子之選絕非為的獵奇，而是為詞史補上承前啟后的關鍵一筆。詞史多推崇蘇軾“以詩為詞”的革新，似乎忽略了蘇軾之前，李冠、杜安世、王觀這類詞人已在默默破局。他們將詞從歌臺舞榭拉到日常閑居，從代人言情變成自我抒情，讓詞成為文人表達個體生命體驗的載體。李冠的“閑步”是士大夫日常寫照，杜安世的“寄箋”是普通人的相思直白，王觀的“送春”是文人溫潤情懷，這些詞作共同構成北宋詞轉型期的多元面貌。選此三人，便是讓我們看到，北宋詞的發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無數小眾詞人鋪路搭橋，才成就了“詞至北宋而大”的局面。劉逸生雖未明言這一演變脈絡，卻以選目編排無聲勾勒出詞史從“俗”到“雅”、從“群體”到“個體”的轉型軌跡。而選目之妙更在“排”：將杜安世《端正好》附于晏殊之后，展現“同題不同境”——晏殊詞勝在含蓄，“無可奈何花落去”藏閑雅哲思；杜安世詞勝在真切，“山長水闊知何處”道直白牽掛，二者共同詮釋“愁”的多元表達。將晏幾道《生查子》與李冠《蝶戀花》并列，蓋因二者皆寫相思，一寫離別之苦，一寫偶遇之悵，構成私人情緒的完整圖譜。更巧的是，將王觀《卜算子》置于王安國《清平樂》之后，一為“自在梨花”的清骨，一為“和春同住”的溫潤，形成“剛柔相濟”的精神呼應，讓不同氣質的詞人完成跨越時空的對話。

讓宋詞深處的幽光穿透時光塵埃

這種選目能跳出俗套，核心在于不逐顯學、堅守本心的治學底色。真正的學問，藏于遠離喧囂的沉靜堅守，而非趨炎附勢的主流追捧。20世紀80年代學界，古典文學研究仍聚焦名家名著，普及讀物亦難逃“蘇辛、周柳”窠臼，劉逸生卻以《宋詞小札》撕開單一審美格局的裂口。書中雖收錄蘇軾《念奴嬌》、柳永《雨霖鈴》等經典，卻執拗地不愿讓失意者、隱形人被詞史永遠掩埋。那些冷門詞作，本是宋詞肌體的毛細血管，雖不似主動脈般奔騰壯闊，卻輸送著最鮮活的生命溫度：沒有“大江東去”的雄渾，卻有“關山魂夢長”的真摯；沒有“楊柳岸，曉風殘月”的纏綿，卻有“春風自在梨花”的清骨。

《宋詞小札》以選目為舟楫，載晏幾道、王安國、李冠、杜安世、王觀諸人穿越千年塵煙，與后世讀者遙遙相逢。這份跨越時空的相逢，正是此書最珍貴的價值。它讓我明白，宋詞的魅力不僅在于豪放派的家國情懷、婉約派的兒女情長，更在于小眾詞作里的真與骨：真在不掩飾失意，不刻意拔高；骨在不依附權貴，不隨波逐流。好的詞選從不是名流的花名冊，而是詞心的紀念館。劉逸生以一己之力，為被歷史遺忘的詞心立傳，其功不在一時之譽，而在為詞史存一份孤證，為后世留一份初心。在信息碎片化的當下，此書的選目邏輯更具深意：真正的經典無關聲名顯晦，只在于能否穿越歲月長河，與人心深處的本真相遇。而劉逸生所做的，正是為這份相遇架起一座精神橋梁，讓宋詞深處的幽光穿透時光塵埃，照亮更多人的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