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錢鍾書記、陳衍說的《石語》，在北京出版。在這本書里，陳衍毫無節(jié)制地批評(píng)了他的名士朋友，有人且是他多年知交。十八年前，讀書人還不怎么“互掐”，除了官樣文章，會(huì)對(duì)前人的“歷史局限性”進(jìn)行批判，讀書人在文字之間，大多時(shí)候是“溫柔敦厚”的；這并非意味著偽善，而差不多是一種習(xí)慣。所以，有些人讀了這本書，便感到不愉快，1998年錢鍾書去世后，就馬上撰文去批駁它。現(xiàn)在，見慣了各種“口水戰(zhàn)”，“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回過頭來，重新回視這本小冊(cè)子，也就不覺得有什么，當(dāng)年的神經(jīng)好像太嬌嫩了。

就是陳衍的那個(gè)時(shí)代，這也不算什么，陳衍既“吐槽”了朋友，也遭到了朋友的“反吐槽”；——“口生口，口戕口”，“惟口起羞”，大家都扯平了，用不著我們“代抱不平”。——這些都記錄在案，有據(jù)可查。例如，在《鄭孝胥日記》里，陳衍的形象，就并不好過《石語》里的那些人。

陳衍的天資，確乎是有些近刻的，不必讀他的詩，只看他的字和照相，便能猜到幾分。不過說起來，鄭孝胥也不好多少。他自己就坦承：“余性孤冷。”（見《鄭孝胥日記》1882年6月9日）三十五歲時(shí)，他與張之洞談古文，說：“喜（柳）子厚之無障翳。”張之洞說：“閩人固多好子厚也。”（同前，1894年11月12日）另一次，他又盛贊柳文：“柳州千古通才，使在圣門，豈后游夏？”（同前，1885年9月8日）柳文偏于冷峭，他如此深嗜，就足可窺其性情。桐城人則相反，推韓而抑柳（《石遺室論文》卷四：“桐城人號(hào)稱能文者，皆揚(yáng)韓抑柳”），或失之庸膚，卻不至于尖刻。

在《鄭孝胥日記》中，于同時(shí)友朋，除陳衍之外，譏謔的實(shí)不在少。如于文廷式，《日記》1886年2月10日云：“與旭莊談季直（張謇）、蕓閣（文廷式）二人氣象，余曰：‘蕓閣滿面嗜欲；季直滿面道義，滿肚皮嗜欲。’”這批評(píng)語固很妙，卻絕不能當(dāng)真。又1895年5月6日云：“文蕓閣、鄭太夷（按此自稱其號(hào)，《日記》中屢見，表自負(fù)也）于都下馮園牡丹時(shí)相遇，文語鄭曰：‘吾奔馬十里，何如？’鄭曰：‘子壯士矣。’曰：‘于子能乎？’曰：‘頗亦能耳。’文曰：‘子乃亦壯。’鄭曰：‘否。在某自常事，何壯之足言也。’文遂憮然。”這一節(jié)，是記與文廷式斗口，而勝了他。這在鄭顯然是快意的。鄭之不滿于文，揣其故，或是為某次論學(xué)，落了下風(fēng)；文廷式讀書極博，必使鄭不快。《日記》1892年3月16日所記，略見端倪：“閱《宋詩鈔》徐節(jié)孝詩，有《謝周裕之》中二句曰：‘兩卓合八尺，一爐暖雙趾。’文蕓閣于可莊席中言‘卓’字不見人用，此其證也。”這事情真小，不過為一個(gè)字，竟鄭重其事，寫在日記里（鄭日記多簡(jiǎn)），語氣之間，還大似在與文爭(zhēng)辯似的。

鄭于黃遵憲也不喜歡，這也不是為了別的，而是為黃評(píng)鄭詩，用語欠“給力”。《日記》1895年4月11日云：“赴星海之約，黃公度在座，還余詩稿而題曰：‘紆徐淡妙，將來可自成一家，為國朝詩派所無。’黃實(shí)粗俗，于詩甚淺，而謬附知音者也。”“將來成一家”，什么話？數(shù)月之前，陳散原見了太夷詩，就已“嘆為絕手”（《日記》1895年1月24日）；——自成一家，現(xiàn)在就是！并且，“紆徐淡妙”，又是什么話？張廣雅見了太夷詩，便許為“外清而內(nèi)厚，氣力雄渾”、“沉雄宕逸，簿書旁午中而不損其高雅之趣，此為無匹也”（見《日記》1896年3月2日、1899年9月7日）；——這才是知言！其實(shí)，黃遵憲的詩“氣粗語大”，所謂“獨(dú)得雄直氣”，他看鄭孝胥的詩，自然有些覺得“紆徐”；這就好比吃慣辣椒的人，肯定覺得韭菜寡淡；打慣羅漢拳的人，肯定覺得練體操的，不免少氣力。鄭孝胥有些過敏了。在此之前，鄭于黃的印象，還是不壞的，且為黃集題一詩，頗見推許（見《日記》）1895年3月15日）；而幾個(gè)月之后，黃向他借鄭珍集，他又借機(jī)罵黃云：“其詩骨俗才粗，非雅音也。”（1895年7月25日）

鄭孝胥早年于陳衍，譏誚并不多，但于陳衍的伯兄，卻屢加謔語；如《日記》1894年12月5日云：“伯初非孟子而輕歐陽公，自言所為詩可匹韓退之。余乃笑曰：‘君何一似東方朔，殆滑稽之雄耶。’”又1895年10月8日云：“伯初留余讀其詩卷，間有佳處。閱竟，戲題之曰‘淘氣集’，其伎倆可知矣。”伯初為陳書字，大鄭二十余歲，此時(shí)已年近六十。時(shí)年三十五六的鄭，竟當(dāng)面謔之，退而又記之《日記》，在我看來，還是有些過分的。

陳書的詩，本不取徑韓愈，而是“瓣香白（居易）、蘇（軾）”，不知何有此言？陳寶琛退居時(shí)，和陳書很要好，而陳書詩的“伎倆”，也為陳寶琛所“深服”。汪辟疆《光宣詩壇點(diǎn)將錄》云：“木庵（陳書號(hào)）論詩，不以空言神韻、專事聲調(diào)者為然，與其鄉(xiāng)張亨甫所為絕異，不可謂非豪杰之士也。其詩瓣香白、蘇，亦與三袁不同。蓋木庵于白、蘇之外，歸依浣花，又出入后山、誠齋；自寢饋山谷，木庵曾手批《山谷集》。詩境益拓，旨永詞夐，宜弢庵深服之也。弢庵曾語余：‘居螺江時(shí)，與木庵過從最密，倡和尤多。余所居有聽水第一齋、第二齋，木庵來，必夜深始去。’”——戲題之曰《淘氣集》，得無“太虐”？

鄭孝胥之謔陳衍，則以在1937年，陳衍下世時(shí)，為最刻薄寡情。他為了解氣，連作了兩首挽詩（見《海藏樓詩集》478頁），對(duì)陳衍之死，“忽然作長別”，不掩飾地表示了愉快（參觀《積微翁回憶錄》1935年10月10日、22日、11月1日及3日、1944年11月9日）。他不知道，只過了七個(gè)月，他也就步陳的后塵，作了盛京之土；他說的要活過一百歲的“抱負(fù)”（見《日記》1934年2月13日），終于落了空。他討厭陳衍的“石遺獨(dú)大言，閻羅方我畏”，卻不自知與之同病。雖然如此，“見仇先死”的快樂，他算是享受到了。《伊索寓言》有一則云：“二仇共載，分船之首尾而居。一日遇颶，船且沉，后載之人問舵師曰：‘譬此船沉，先沒其唇耶？抑先沒其舵？’舵師曰：‘先沒船唇。’后載之人曰：‘果爾，吾及見吾仇之死矣。’”（據(jù)林紓譯本，見《伊索寓言古譯四種合刊》174頁）他如果讀了，必有“我道不孤”之嘆。順便一提，他于林琴南的譯筆，也并不以為然（見《日記》1898年12月10日）。

陳鄭二人間的“背而毀之”，彼此也許都料得到，而鄭所料不到的，則可能是陳曾壽在《日記》里，揭他的“老底”。陳曾壽的日記，據(jù)說藏于湖北某圖書館，我沒有見到；我所見到的，是其弟曾植據(jù)其《日記》、函札所編的《局外局中人記》（刊于《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九輯）。這雖是片斷的材料，其中揭載鄭的“話把”，也已經(jīng)夠多的了。如陳的《日記》1931年11月29日云：“蘇堪（鄭號(hào)蘇堪）懊喪殊甚，言：‘我賣屋得多金，本是一極舒服人。每日（按疑當(dāng)作月）賣字有千元之入，今全擱淺，損失不貲，欲回津’云云。愔（按指胡嗣瑗）言若回津，必有危險(xiǎn)，萬不可去。讓予言：‘只要人回去就無事了。’其前之邁往可笑，后之沮喪亦可笑也。”這當(dāng)是不滿鄭將溥儀“居為奇貨”，所以為此“董狐直筆”。據(jù)《鄭孝胥日記》1917年2月6日云：“使小乙結(jié)算丙辰年賣字所得，凡二千七百四十五元七角，又銀二百兩。”又1918年5月27日云：“夏劍丞昨言，陳伯嚴(yán)作袁海觀墓碑，得潤筆一千兩。”所謂“欲炙之色”，見于行間；鄭的牢騷話，也許是可信的。

陳曾壽于鄭的兒子鄭垂——《鄭孝胥日記》中稱為“大七”者，1933年暴卒，鄭作詩哭之，稱之“關(guān)張無命”（見《海藏樓詩集》404頁），為錢鍾書所齒冷（見《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一冊(cè)626頁）——尤為深惡痛絕。1932年3月，陳與其弟書云：“此事之壞，全在鄭（孝胥）熱中送禮。居停（按指溥儀）甚怒，尤怒其子，竟說到‘非人類’。”3月22日，陳的《日記》又載：“蘇庵、叔言自奉歸。此次鄭氏父子充代表赴奉，系日軍部邀請(qǐng)，上加派。雪堂到奉后，蘇庵出席，上所命傳之語，一字不提。言：‘皇上的事，由我包辦，無所不可。’鄭垂向坂垣言：‘皇上是一張白紙，由你們軍部愛怎么樣畫均可。’”3月25日，又記皇上罵鄭：“上召入，言：‘日軍部邀求以鄭孝胥為總理。此人心粗膽大，有進(jìn)無退，如何能做總理？只想自己做官，除打電報(bào)叫兒子孫子外無他事。鄭垂荒謬之極，簡(jiǎn)直非人類。其父親大約未教訓(xùn)過，負(fù)我數(shù)年之心。’”

陳曾壽的《蒼虬閣詩集》，是陳三立做的序，其中說：“比世有仁先，遂使余與太夷之詩，或皆不免為傖父。”其實(shí)，鄭于陳曾壽的詩，不算怎么欣賞。陳曾壽在上海時(shí)，曾數(shù)以《蒼虬閣詩》示鄭，鄭閱后，無一字之評(píng)（見《鄭孝胥日記》1913年2月25日至3月8日、又10月18日至22日）；后陳又刊《蒼虬夜課》一冊(cè)，為陳三立手批本，鄭閱后，仍無一語（見《日記》1929年10月14日）；到了1936年，陳曾壽詩名已定，鄭閱之，才有一句：“仁先出近詩示余，頗雅煉有意致。”（見《日記》1936年1月30日）不過，鄭于陳的為人，大概還不討厭，所以二人之往還，不絕書于《鄭孝胥日記》；而請(qǐng)陳吃飯的記錄，單以1936-1937年計(jì)，也不下幾十次（有一次吃飯，鄭語陳：“老為人憎，今所圖者，老而不孤，死而無疾而已。”陳曰：“不時(shí)宴客，則老而不孤；對(duì)案不食，則死而無疾。”見《日記》1936年6月24日；此所謂“大書特書”也）。甚至，《海藏樓集》印至第十三卷時(shí)，還特請(qǐng)陳寫評(píng)論，附刊入集后的“名流詩話”。《日記》1936年11月4日云：“陳仁先作詩話三則，甚佳。”而于陳背地的“毒舌”，則渾然不知。

《局外局中人記》中，不僅“伏擊”了鄭孝胥，也“掃射”了陳的摯友胡嗣瑗。胡字晴初、琴初，與陳曾壽交誼本厚，在今本《蒼虬閣詩集》里，尚見不少陳與胡的唱和詩，而1934年9月30日，陳曾植的《日記》中，卻有如下一段：“上在宮中及居日使館時(shí)，最信任者唯羅。由日使館走津，從行者羅一人耳。及至津，因羅經(jīng)辦租張園事，覺其弊，始疑之。鄭與羅素不洽，胡乃連鄭以傾羅。當(dāng)時(shí)劉幼老殊不以為然，謂羅固不好，鄭亦非可相與者。羅既去，胡、鄭旋分。上之由津至旅順也，鄭、羅相為狼狽。初與日人接洽者由羅，后日人以鄭更易與，乃舍羅就鄭。滿洲國成立，鄭為總理，羅日思取而代之。胡欲去鄭，遂與羅棄嫌，極意交歡。當(dāng)其時(shí)，胡曾請(qǐng)假歸津，與予談及。予曰：‘鄭誠當(dāng)去，但以羅繼鄭，恐亦無以大愈于鄭。’胡意怫然（按：參觀《鄭孝胥日記》1934年3月17日：“陳仁先來，托為農(nóng)先覓差，且言胡琴初傾險(xiǎn)之狀。”）。其后鄭位轉(zhuǎn)固，胡又不理羅矣。鄭、羅均與日人往還，無術(shù)動(dòng)搖（按：參觀《鄭孝胥日記》1935年7月8日：“蔥奇鈔來胡琴初詩，（詩略），胡之謀推翻久矣，此亦‘千秋酸寒徒’及‘營營鼠窟中’二語有以致之耳。”）。于是爭(zhēng)奪目標(biāo)，不出府中，而胡、寶傾軋日亟矣。”這一節(jié)，“羅、鄭、胡”三個(gè)字，繞來繞去，看得我們“局外人”暈頭轉(zhuǎn)向，大有《紅樓夢(mèng)》中小紅一口氣說十幾個(gè)“奶奶”之致，其意思則僅一個(gè)：羅振玉不好，鄭孝胥也不好，而胡嗣瑗尤為小人。當(dāng)然，這只是一面之辭，在未聽訟兩造之前，姑妄聽之可也。

至于陳曾壽，為人方面，因不在中心地帶，難得見有人說他，而作詩、學(xué)識(shí)，則不能無人詬病。如繆荃孫即笑他無學(xué)，《藝風(fēng)老人日記》宣統(tǒng)三年（1911）二月廿二日云：“到館，閱陳仁先昨所理書，至以《癸巳存稿》歸集部，《古文觀瀾》七十卷為二十卷，林少穎為呂東萊，其學(xué)問可知。”又據(jù)《藝風(fēng)老人自定年譜》，這時(shí)繆荃孫六十八歲，在負(fù)責(zé)京師圖書館，分類理書。陳曾壽自1903年成進(jìn)士，又試經(jīng)濟(jì)特科，調(diào)學(xué)部，居北京七年，大概也參加了此事。

其實(shí)，《癸巳存稿》（《類稿》同）之歸集部，不算多大笑柄。《癸巳存稿》誠可入子部雜考類，但俞除此書外，并無文集傳世，而此書又多專題之文，初非短書札記，復(fù)又題為《類稿》《存稿》，視之為文集，也說得過去。今人張舜徽即然，其《清人文集別錄》即列入之（見364-365頁，中華書局本），而不入《清人筆記條辨》。又顧頡剛論之云：“文集應(yīng)與雜記同科，以其不純也，如《癸巳類、存稿》，如何分別他是文集，是雜記？”（見《顧頡剛讀書筆記》第一冊(cè)178頁）則是大感頭痛了。

況自來目錄學(xué)家，“大抵但循名目，不檢本書”，而將書分錯(cuò)類，也固屬常事。以繆荃孫之博覽，不容不知。茲據(jù)《四庫全書總目》所檢舉，聊摭數(shù)事：一、漢人的《鹽鐵論》，從來屬子部，而在黃虞稷的《千頃堂書目》中，竟入史部食貨類（見《總目》卷九十一）；二、唐許嵩的《建康實(shí)錄》，本是別史，而在晁公武的《郡齋讀書志》中，竟歸入“實(shí)錄類”，在馬端臨的《文獻(xiàn)通考·經(jīng)籍考》中，竟歸入“起居注類”（見《總目》卷五十）；三、明李黼的《王制考》，是一本類書，而在朱彝尊的《經(jīng)義考》中，竟列于經(jīng)部（見《總目》卷一百三十七）；四、錢曾的《述古堂書目》，錯(cuò)訛尤多，如《五木經(jīng)》本博戲之書，而誤入營造類；《土牛經(jīng)》本五行之書，而誤入鳥獸類；《伯牙琴》本為別集，而誤入小說類（見《總目》卷八十七）。諸如此類。目錄家尚且如此，何必責(zé)一詩人？

繆荃孫笑陳曾壽，是“以老欺少”；而他為王國維所笑，則又是“詘于后生”。如1916年5月，王與羅振玉書云：“報(bào)又載藝風(fēng)事，可笑之至，世有此人，真讀書者之羞也。”（見劉寅生、袁英光編《王國維全集·書信》73頁）不知這是什么事，王如此鄙視他。后又一書云：“繆種（此名系孫益庵所加，與公不謀而合）近作數(shù)詩，為桀犬之吠（其如桀不承認(rèn)何），其仿李義山《重有感》詩中一句云（云），渾如夢(mèng)囈，然又有數(shù)句似有稷黍之感者，此人末路乃不異中將湯，閱者人人捧腹。”（同前，207頁）“繆種”之“繆”，通“謬”，此就其姓作嘲；“中將湯”，則是一種日本漢方藥，婦人經(jīng)期失調(diào)，每服用之。可謂惡謔。1917年王又云：“繆種近亦悖，謂實(shí)齋《浙志》事本不聯(lián)，其父為之哀求當(dāng)?shù)赖眠B續(xù)。實(shí)齋年垂六十，凡知實(shí)齋者均不聞其有父，實(shí)齋之父與直不疑之兄，真可謂的對(duì)。”（同前，212頁）此處所云實(shí)齋，是指浙人章梫。不過在當(dāng)面，王還是客氣的，如其與繆一札云：“《云自在龕筆記》已于報(bào)中讀一卷，其有裨于一代文獻(xiàn)者至巨，不識(shí)共有幾卷？”（同前，35頁）《云自在龕筆記》，是繆的一本小書，刊于《古學(xué)匯刊》。

魯迅說王國維是老實(shí)人，大致是正確的，但也不能太拘執(zhí)，真以為他“像火腿”。因?yàn)椋�王畢竟也拖了小辮子，“兩面派”的說話，他也不能獨(dú)免。如于李詳（字審言），他在《東山雜記》卷二，就贊其“文章爾雅”，并錄其《海上流人錄徵事啟》（見《王國維學(xué)術(shù)隨筆》104-105頁；《徵事啟》，今收入《李審言文集》下冊(cè)）；而在與羅振玉書中，卻又說：“前日往訪曹君直，即拜李審言。審言贈(zèng)公渠所撰駢文二卷，在維處。此君胸?zé)o經(jīng)緯，故文亦不能工，名為學(xué)汪容甫，實(shí)則比常州派末流猶有所不逮，豈有容夫（按即容甫）先生之文可以偽為者耶。”（《王國維全集·書信》142頁）

錢基博《現(xiàn)代中國文學(xué)史》里，評(píng)述當(dāng)時(shí)的駢文名家，引王國維說：“一時(shí)論儷體者，以李詳為第一，（孫）德謙次之。而海寧王國維靜安則語之曰：‘審言過于雕藻，知有句法而不知有章法。君得疏宕之氣，我謂審言定不如君。’德謙每引自重。”其實(shí)，王國維于孫德謙，也并不真以為佳。

在《觀堂集林》里，有一篇《漢書藝文志舉例后序》，是為孫德謙作的：“余自日本歸上海，居松江之湄，閉戶讀書，自病孤陋，所從論學(xué)者，除一二老輩外，同輩惟舊友錢塘張君孟劬，又從孟劬交元和孫君益庵，……二君為學(xué)，皆得法于會(huì)稽章實(shí)齋先生，讀書綜大略，不為章句破碎之學(xué)。孟劬有《史微》，益庵有《諸子通考》，既籍甚學(xué)者間。丁巳秋，益庵復(fù)出《漢書藝文志舉例》，索予一言，余謂益庵之書精矣密矣，其示后人以史法者備矣。……竊嘆世之讀書者，殆未有過于益庵者也。”（卷四）這里稱許孫，也夠高的了，而在作此文的次日，他就寫信與羅振玉，告之云：“昨?yàn)閷O益庵作其所撰《漢書藝文志舉例》序，其書毛舉細(xì)故，殊無心得，可見著書不易也。”（《王國維全集·書信》216頁）

又一次，張爾田出了《史微》，贈(zèng)他二部，請(qǐng)轉(zhuǎn)其一與羅，他又告羅說：“張孟劬所作《史微》，乙老頗稱之，渠以二部見贈(zèng)，以其一寄公，中多無根之談。乙老云云，所謂逃空山者，聞足音而喜也，卻與內(nèi)藤博士之傾倒者不同。聞孫益庵德謙亦此一派，二人至密也。”（同前，124頁）于張、孫二人，他又加以比較云：“孫君硁硁鄉(xiāng)黨自好之士，張君則學(xué)問才氣勝于況（周頤）、孫，而心事殊不可知。”至于況，“文彩又遠(yuǎn)在繆種諸人之上”（同前，208頁）。

如所周知，張爾田、孫德謙和王國維，是沈曾植所稱的“海上三君”。沈并有詩云：“三客一時(shí)雋吳會(huì)，百家九部共然疑。”（見《題蔣孟蘋樂庵寫書圖》，《沈曾植集校注》1366頁）不意王于張、孫，是如此輕視。當(dāng)然，就其實(shí)際而言，張爾田、孫德謙俱為文人，與王國維之為純學(xué)者，根本不同；沈以三人“類聚而并稱”，也有些“擬不于倫”。所以，王國維雖最佩服沈，于沈的這個(gè)稱法，恐并不是同意的。更有甚者，王于沈曾植本人，也偶有“微詞”：“乙老談?wù)擁毞謩e觀之，時(shí)有得失。得者極精湛，而奇突者亦多出人意外。”（《王國維全集·書信》160頁）甚至比諸孔融：“此老才疏志廣，今之文舉。”（同前，224頁）孔之“才疏意廣”，語見《后漢書·孔融傳》。

于張爾田、繆荃孫有好感的鄧之誠，語及王國維，又不很以為然：“（孟劬）居上海時(shí)，與海寧王國維、吳孫德謙齊名交好，時(shí)人目為海上三子。國維或有創(chuàng)見，然好趨時(shí)，德謙只辭碎義，篇幅自窘，二子者，博雅皆不如君。”（《張君孟劬別傳》，見卞孝萱等編《民國人物碑傳集》385頁）又云：“閱王靜庵《庫書樓記》，事既舛誤，文復(fù)拖沓，考據(jù)家為文，若不令其繁征博引，便無話可說，無情故也。不圖王君亦復(fù)如此。”（見《鄧之誠文史札記》下冊(cè)1148頁）說王文字不佳，或可無疑，說王博雅不及張爾田，則殊難使人深信了。

鄧之誠于陳曾壽的學(xué)問，大抵即從繆荃孫；于陳曾壽的詩，則認(rèn)為“滿紙忠愛，令人如對(duì)文文山”（同前，467頁、749頁）。不過，后來者的“刺耳之音”，就沒這么好聽了。如晚生于鄧的徐澄宇，就說：“陳三立承同光詩人余習(xí)，宗尚山谷，生硬枯澀，至不可讀。蘄水陳曾壽和之，益以后進(jìn)小生，趨奇好怪，江西詩派，遂風(fēng)靡海內(nèi)，妄相標(biāo)榜，以弋時(shí)譽(yù)。”（見《論近代國學(xué)》，《徐澄宇論著第一集》）晚生于徐的錢鍾書，又說：“仁先詩極為散原所稱，石遺亦贊賞之，今見所作，氣骨尚高騫，而肌理極松懈，蓋欲兼散原、海藏之長，而欠深欠峭，欠堅(jiān)欠實(shí)，故多成空腔，往往望之儼然，按之枵然。古詩尚可鋪比，近體不免蕪穢。”（見《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第一冊(cè)625頁）錢較之徐，口氣之間，稍許還可接受；而徐生于1902年，竟稱生于1878年、大他二紀(jì)的陳，為“后進(jìn)小生”，也實(shí)在是太狂了些。

徐澄宇之狂批前輩，不獨(dú)于陳曾壽為然，舉凡當(dāng)世名家大老，他一一罵到了；如于鄭孝胥、陳衍等云：“鄭孝胥詩，……五言追攀東野，得其凄妍之致，惜時(shí)見寒怯，中氣已餒；陳寶琛近體似韓偓，而風(fēng)華不整，氣短神虛；陳衍亦竊時(shí)名，而詩極平淺，尚難與孝胥、寶琛相伯仲也。”又于詞家王鵬運(yùn)、朱祖謀等云：“詞則鄭文焯、王鵬運(yùn)、況周頤、朱祖謀，各有宗尚，并稱名家，而苦守音律，至無生氣。且諸人生丁清末，或?yàn)轭B民，略無激昂慷慨之氣，特多婦人愁嘆之聲。……王國維論詞饒有妙緒，而所作不逮，馀人蓋不足數(shù)已。”不僅此也，還大罵桐城的古文：“桐城文派，本無足觀。曾國藩極力變化，規(guī)模較遠(yuǎn)，吳汝綸、張?jiān)ａ摚�差足繼軌，而氣味已薄。姚永樸、馬其昶，尤為淺近。嚴(yán)復(fù)、林紓，則謀篇審勢(shì)，鮮能合法，遣詞命意，多不可通，方姚余緒，于是盡已。”如此云云，真可謂“無一人堪入眼”，“天上地下，惟我獨(dú)尊”。

著語最為不堪的，還數(shù)評(píng)胡適一節(jié)：“梁?jiǎn)⒊�治學(xué)蕪雜，然其才力尚足以馭之，皖人有胡適者，聞其風(fēng)而說之，而庸鈍薄劣，益無以自立。矜考證以炫時(shí)，止于《紅樓》一夢(mèng)；談?wù)x理以駭俗，誤于《莊子》七篇。……又不能綴文，轉(zhuǎn)效語錄；不解詩律，妄作新體。晚近百年（古）學(xué)廢棄，儇薄年少，趨易畏難，胡氏逐臭應(yīng)聲，窺時(shí)俯仰，……”（俱見同前）徐是林公鐸的弟子，胡是林公鐸的仇敵，徐如此痛罵，也算為老師報(bào)了仇。只不知胡適見了，會(huì)不會(huì)生氣？

不過，胡的另一對(duì)頭黃侃見了，卻大為惱火；因?yàn)椋�在此文中，徐又附譏了幾句章太炎。《黃侃日記》1933年11月30日云：“見徐英寄來其《論著第一集》，甚慍；此人蓋未知庾公之斯之事也。”“庾公之斯之事”，見于《孟子·離婁下》；太炎是黃的老師，語侵太炎，何啻于“上門搦戰(zhàn)”，黃自然感到“咄咄逼人”。所以，12月1日黃侃就“與徐英書，斥其妄言”。12月3日：“徐英覆書來。”想來徐之措辭，也沒敢抗顏辯，不然以黃的脾氣，徐無好下場(chǎng)必矣。“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其是之謂乎。

看了這些亂糟糟的“吐槽”，我真想引幾句《莊子·山木》：“睹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zhí)翳而搏之。”又想仿杜牧小賦，謅幾句：“遺老不暇自‘吐’，而后人‘吐’之；后人‘吐’之而不默之，亦使后人而復(fù)‘吐’后人也。”來勸誡世人。轉(zhuǎn)念一想，還是算了吧，這些“大名鼎鼎的老頭子”，說朋友幾句壞話，爭(zhēng)幾次閑氣，也算不得什么“大過”？我又不是“大作家”，何必自以為是，去作什么“批判書”。這點(diǎn)道理，他們難道還不懂嗎？所以，今天的遺老遺少，如果想“亂吐”的，敬請(qǐng)隨便；——只要不鬧到毛奇齡那樣，“吐”不勝，就動(dòng)起拳腳，或者像章學(xué)誠那樣，拔出刀子！（儲(chǔ)方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