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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多難忘憂家國

革命家、詩人、鑒藏家楊庶堪

江 蕎

楊庶堪（1881—1942），字滄白，在重慶有一條紀念他的街名“滄白路”。更多的人知道“楊滄白”是位革命家、詩人、書法家，但他亦是瓷器鑒藏家，則少為人知。

一、秘組公強會，立身革命人

楊庶堪出生于四川巴縣（今重慶市巴南區）木洞鎮，幼承父教早悉經史，17歲入重慶經學書院，師從華陽名儒、經學書院山長呂翼文習經史詞章。當時同縣的鄒容也在這里學習，但少年鄒容“與人言，指天畫地，非堯舜，薄周、孔，無所避。翼文懼，擯之”。不久，鄒容即被擔心引禍的呂翼文開除。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楊庶堪入重慶譯學會，與先已在此的鄒容等，向英國牧師和日本教師學習英文日文。兩年后鄒容赴日本留學的官費生資格被取消，在楊庶堪與同學朱蘊章的經濟幫助下，得以順利赴日。鄒容回國后，寫出了轟動朝野的《革命軍》。

光緒二十七至二十八年間（1901—1902），楊庶堪與同縣舉人、重慶《渝報》副主筆梅際郇等一批志同道合之士，成立四川第一個資產階級革命的秘密小團體——公強會。光緒二十九年（1903），廣安蒲殿俊、顧鰲等加入，公強會于是聲勢漸起。

鑒于目前所見涉及公強會的表述，都把光緒二十九年（1903）作為其成立時間，故需略作辨明。

梅際郇是公強會的主要發起人之一，他對公強會的由來始末，有過清晰的敘述：

光緒辛丑壬寅間，清政益壞，外侮頻迭，余與童文琴、陳新孜、朱叔癡、必謙兄弟，胡湘帆、文瀾兄弟，董頌伯、靖伯兄弟，楊滄白、李晴湘、吳梅修、江岳生密組公強會，以謀國難。次年，伯英與同縣之顧巨六、鄭友三、周道生加盟，董特生、孔韋虎、馮一披、周映彤、張樹三、王質堂亦先后來會，浸以盛大矣。其后孫逸仙先生之同盟會興，諸人舉議加入，有異論者，聽各罷去，公強因此名遂不顯。五福宮之桂香閣，為當時會盟之地，今則峻宇雕墻，為豪門所據。

據上可知，公強會是在“辛丑壬寅間”，即光緒二十七年（1901）至二十八年（1902）之間“密組”（秘密組建），即最遲光緒二十八年（1902）就已經成立；蒲殿俊（伯英）、顧鰲（巨六）等人是在“次年”，即光緒二十九年（1903），以“加盟”（而非同創）方式進入公強會；再往后是董特生等人“先后來會”，即個人的零星加入，從而致使公強會聲勢漸壯。因此光緒二十九年（1903），并非公強會的成立之年，而是其發展、興盛之年。

楊庶堪是秀才，梅際郇是舉人，蒲殿俊是進士，但他們組織在一起卻并無文人雅聚的詩酒唱酬，而是“逐虜建國”，即反清革命，重建中華，這也是公強會的宗旨。對此，楊庶堪在梅際郇去世后，為梅的詩集《念石齋詩》所作的《序》中，特別提到這一點：“余交念石（按，即梅際郇）在清季光宣間，當是時密謀所以逐虜建國者，未遑文詠之事也。”

光緒三十一年（1905）底，合并了公強會的同盟會重慶支部成立，楊庶堪被推舉為“首盟”。

光緒三十三年（1907），在敘永永寧中學任監督（校長）的楊庶堪，向同盟會員黃復生、熊克武等，提供學校實驗室的藥劑、器械，在興隆場制造炸藥。試驗中，失手發生意外爆炸，楊庶堪乃避走成都，在成都任教于四川高等學堂附設中學堂，郭沫若、李劼人、王光祈，均曾在這里就讀。

此后，楊庶堪復轉重慶，任重慶府中學堂監督，并以在此組建的乙辛學社為核心，輻射發展。至1911年，重慶管轄的川東川南教育系統，幾乎都被重慶同盟會支部控制。

清宣統三年（1911）11月，重慶蜀軍政府成立，楊庶堪高位不就，推舉張培爵、夏之時為正副都督，自己僅以顧問列職。雖然剛過而立之年，但他已產生功成身退、吟詩閑隱的思想，為此，他將自己的堂號取名為“天隱閣”。

然而，隨著袁世凱專權野心的暴露，楊庶堪求“隱”不能，還必須繼續做一個革命者。

1913年8月，以熊克武為總司令、楊庶堪為民政部長的討袁總司令部，通電宣告重慶獨立，同時通電討伐袁世凱。

經過一個月與袁軍的激戰，討袁失敗。楊庶堪被袁世凱下令全國通緝。在天主教堂法國神甫的幫助護送下，他喬裝輾轉數省，悄然抵達上海，再從上海逃亡日本。

當時，孫中山、黃興、胡漢民、蘇曼殊等均聚于東京，楊庶堪由此“遍識民黨魁杰”，從此追隨孫中山，顛撲不離。

二、就任四川省長，著力興辦教育

袁世凱死后，孫中山在廣州就任中華民國護法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任命楊庶堪為四川宣慰使。1918年3月，任命楊庶堪為四川省省長，任命向楚為四川省民政廳廳長。

赴省長之任的楊庶堪，與向楚從廣州出發，沿途不僅不風光，而且還不能聲張。他們必經之路武漢宜昌一帶，尚被袁黨的湖北督軍王占元把持。他們只好改服裝，用假名，搭乘外籍商輪，混雜在船上的雇工傭人中，經10天，才僥幸過關，至8月始抵重慶：“戊午歸川，宜漢間尚為敵戍，不得過漢口。與觙石微服變姓名入賈胡船，與水傭雜處十日，賦此紀之。”

1918年11月6日，楊庶堪、向楚在成都正式上任辦公。但貴為省長、廳長，尚未有“官邸”，而是住在成都的一處普通旅館。反孔名士吳虞，就在他們上任后的次日，前往這家旅館拜訪。對此，吳虞在日記中有記載：“1918年11月7日，至永成旅館，同謝達訪滄白、仙喬，談久之。”

任過校長、去過日本的楊庶堪，把教育列為自己施政的大事。千頭萬緒中，他特意親往學校給學生演講，把未來的中國，寄托于莘莘學子。吳虞作為教師，在場聽了這次演講，并在日記中寫道：“1919年4月5日，飯后過外校（按，即四川外國語學校），至午后一鐘，楊滄白來演說《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之比較》，又言中國文字存廢問題……又舉《經傳釋詞》《古書疑義舉例》及《文心雕龍》。散會已四鐘后矣。”

對于長期存在的教育經費問題，楊庶堪也提出了明確的改革保障措施。據吳虞日記記載：“1919年4月13日，報載滄白主張學款獨立，并飭財政廳籌資，將前欠各校經費一律如數付給，以后亦按月開支以維學校。”

楊庶堪興辦教育的另一舉措，是向剛剛辭去北大教職的黃侃發出邀請，希望他入蜀，接替年邁的經學大師廖平，任四川國學院院長，但最終未果。

1920年10月，楊庶堪辭任四川省長后，先后任國民黨本部財政部長、大元帥府秘書長、廣東省省長等職，一直為孫中山所倚重。

三、革命和生活的雙重打擊

1925年3月，孫中山在北京逝世。一個多月后，楊庶堪的獨子楊洵遭流氓綁劫，幾經周折，被勒索3萬元贖回。兩件事的接踵發生，令他深受打擊。

當年下半年，楊庶堪入段祺瑞執政的北洋政府，初任農商總長，旋改任司法總長，雖總計不到半年，卻留下予人攻擊的借口。

楊庶堪年底辭去司法總長職，閑居于北京東單總布胡同，閉門不出，讀書吟詩，侍奉老母。

四、賦閑南北，函晤黃侃

北京閑居的3年期間，楊庶堪與黃侃恢復了聯系，起初是書函往來：

滄白仁兄先生左右：昔年公在珂鄉，承以成都國學院長相委，道路艱澀，遂負嘉招。世道愈屯，河清難俟，承聞貞囗，實慰懷思。蒙示劫質篇，曾于雜報得觀其事，然無如尊詩敘述之詳也。滄海橫流，非獨一家一人之厄，賢子幸免奇禍，自由尊兄庇蔭使然。然四海顛連，救濟之責，仍匪在上者莫任，己饑己溺，愿更弘此遠懷耳。蜀亂何時可平？侃系念外家，其悲切殆較常人為甚，岷山湔水，夢寐不忘。如何，如何。黃侃拜啟。十五年六月十五日。

黃侃當時正在武昌師范大學任教。從信中內容看，是在北京的楊庶堪，先向在武漢的黃侃，寄去了自己的新作五言長詩《劫質篇》，述一年前兒子楊洵被劫為人質的事。黃侃接函讀后即復，開頭便提及7年前楊庶堪邀其任四川國學院院長的往故。

1927年，已從武漢到北京，在北京師范大學任教的黃侃，與同在北京賦閑的楊庶堪，有過一次見面。

1928年秋，四川同鄉、時任內務部參事的詩人曹經沅，拜訪楊庶堪，寫下一首七律《立秋后五日過邠齋有贈》，對楊庶堪的北京生活，作了傳神寫照：“杜門不受庾塵侵，交晚吾猶見子深。盡日茶煙遲客話，一庭秋氣掩墻陰。避人久辦歸耕計，刻意難銷愛好心。誰信江湖成獨往，危闌袖手豈能禁。”

詩中的楊庶堪，在門戶深掩的滿庭秋氣里，孤避塵俗，煙茶不離，語言閑緩，國事袖手，儼然一個與世無聞的隱者。

3年后，楊庶堪到南京任中央監察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在將行移居上海之前，登門拜訪了正在南京中央大學任教的黃侃。黃侃在日記中對此作了記載：“1931年12月29日，暝，楊滄白來。丁卯（按，即1927年）一別，今始重晤。尚憶故人，于將行時特來見存。感其意，故于謀國、安人、立身，有愚言罄告之（居上海呂班路一七一附八號王旭初處）。”

在兩人的這次會面中，黃侃罕有地脫離學術，專就“謀國”創業、“安人”交友、“立身”處世等與人作純屬社會、思想范疇的交談。這次交談，對于黃侃而言，自是出于“感其意”，所以才剖肺掏肝，傾誠輸出；對于楊庶堪來說，自然也感覺到了黃侃那份至誠熾熱的厚誼。

五、兩次“復出”之機

此后楊庶堪在上海繼續閑隱。抗戰爆發后，他有過兩次“復出”之機。

第一次，是汪偽政府中的大員舊友，輪番登門，游說“入閣”。雖然他全部拒絕，但外界還是傳出他將出任汪偽政府行政院院長的紛紜謠啄。無奈之下，他只好拋妻別子，于1939年11月潛出上海，轉道香港，再飛抵陪都重慶，借住戚友家中，繼續閑隱。

第二次，是蔣介石在重慶獲知楊庶堪的消息后，親往拜訪，二人對面，關門密談。蔣介石希望他出任四川省政府主席，被他婉辭；又提出讓他任國史館館長，他仍推辭不就。

楊庶堪在重慶淡泊蕭散，吟詠之外，與鴉片煙為伴。他藏有一只當年孫中山送他用來專盛鴉片煙的長方形銅盒，上面鐫刻著孫中山手書的兩行小字：“滄白兄存，弟逸仙拜贈。”他以此作為對付當局查禁鴉片的護身符。

煙毒的侵蝕使他身體大衰。1942年8月，因一次偶然的誤食，楊庶堪在重慶南岸的大石壩寓所，溘然長逝。

六、寫詩言志，后世長存

詩，是楊庶堪不可或缺的靈魂伴侶。他生活可以清貧，仕途可以割舍，但吟詩覓句卻不能隔日。量大質優的詩作，包含了他人生的方方面面。

“詩言志”是延續千年的傳統，也是楊庶堪的吟詩宗旨。他1911年作的一組《詠懷》詩，闡述了自己投身革命的目的：“海外有名國，日法美瑞西。服膺歐哲言，民氣如虹霓。馀志尚共和，執政與民齊。群類納軌方，國憲明堪稽。斯風東漸日，魂夢切攀躋。喋血更爭之，忽若俱醉迷。終焉達所愿，中夏臻福禔。”

建立西方式的憲政國家，是他“喋血更爭之”的理想所在。兩年后，當他看到袁世凱反道而行時，又繼續奮起，不惜“喋血”，發動討袁。失敗后，他將此役經歷，寫了一首著名的長詩，就是一度廣為流傳的《癸丑違難紀事二百韻》。

這首《癸丑違難紀事二百韻》的手書原稿長卷，在40年前的1985年，曾由楊庶堪兒媳、年逾八旬的老工人李立芳，在上海南昌路的一間小屋中，向來訪的四川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四川省志·人物志》編輯吳嘉陵展示。吳嘉陵對此詳加考證，撰文發表。

隱居上海期間，他作有一首剖露心跡的五言律詩《新號》，嘲譴汪偽政權猶如商鋪開張另立“新號”，把任偽職的官員鄙擬為跟風搖擺的垂柳，而自己則甘做傲立上海的孤松：“新號分齊楚，群追緒律蹤。風前幾垂柳，海上一孤松。書史千秋重，河山半壁空。老夫自迂拙，槁項甘長終。”

抗戰期間楊庶堪寫了大量怒討日本侵略者罪惡、激勵抗敵將士的詩，為此曾有人作過專文敘述，此不贅。此外，楊庶堪還以詩人特具的敏感和美感，描繪各種美好事物，如1920年的《成都道中贈內雜詩十首》，所刻畫的蜀中風景，令人神往：

其一，蜀國春明野鳥飛，芥花黃趁豆苗肥。無邊陌上傷心色，珍重香車緩緩歸。

其八，水淺山平出內江，數聲柔櫓過資陽。阿憐為憶江南樂，略似苕溪到柳堂。

其九，駟馬橋西碧水粼，題橋人去草如茵。相如空受功名縛，不解歸耕對孺人。

其十，濯錦江邊訪故磯，枇杷花下雨如絲。蠻箋十幅薛濤浣，試寫新城寄婦詞。

七、收藏瓷器，精于鑒賞

收藏、鑒賞瓷器，是楊庶堪閑隱中的另一大嗜好，他為此盡花積蓄。

1941年，夫人詹氏去世，楊庶堪悲痛中寫了一篇《楊詹夫人事略》，憶述到斥資購買古物，夫人護惜藏品的往事：“余嘗去職，客北平，旅貲俄空，夫人乃出其平時蓄金，舉以供余，有時急人，亦靡所吝。獨余收購古物則滋多勸阻，意謂所獲已足，復慮以癖習耗產累家，余兩人平生獨此為各異趣耳。然夫人愛護余所藏器，則反較余為篤……”

楊庶堪還有數首關于瓷器鑒賞的詩，現摘錄附有跋語的一首《詠座上瓷瓶》，顯見其鑒賞功力之深：三鳳胭脂艷膽瓶，康熙隹制有前型。雍乾謬擅玫瑰代，寡見商胡眼未青。歐人瓷書謂雍乾為玫瑰類時代，彼所謂玫瑰即此謂“燕支水”也。實則此釉遠起明代，清則已盛于康熙。余蓄有康器十余事可證，雍乾特發揚光大耳。唯康用濃泑，淡者更鮮艷適俗目。然淡有仿造贗品，濃則絕作，未睹偽制，此其異也。

在楊庶堪詩集中，時見王仁泉其人。王仁泉即王國源，四川西充人，后任四川省博物館研究員。他曾有一段時間與楊庶堪同時寓居上海，并師事楊庶堪習詩。王國源有詩集《寒香館詩稿》，是一本未刊手稿，其中一首作于民國戊寅（1938）春節期間的詩《春夕聚飲天隱閣（正月初五）》，寫在楊庶堪居宅“天隱閣。”宴聚所見，瓷器精美，字畫古雅，川味豐醇，是少見的一首外客描繪楊庶堪上海生活的詩。以下略錄詩的前半部分，可窺一斑：高齋春夜動春酌，雜沓賓朋天隱閣。盆花寂寂暗浮香，九子燈連光閃爍。精瓷寶鼎耀瑯玕，玉軸湘簽燦帷幄。中廚豐饍具鄉風，烹鮮燴筍色參錯。殷勤勸酒壽千春，寒嚴觴急繁金爵。獸炭頻添爐火溫，辭言縱橫騁雄博……

楊庶堪逝后5年，留蜀未返清華的吳宓，在日記中也記了一則關于楊庶堪研究瓷器的事：“1947年12月20日，文德陽言，昔年楊庶堪曾函任鴻雋，謂曾見康熙朝瓷制酒盞，已有‘金陵十二釵’之名，可見此名不始于曹雪芹之《石頭記》一書。任以函寄示胡適。胡未作答。云云。”

任鴻雋是川東人，任過四川大學校長。楊庶堪從瓷器上的這個冷僻發現，看來不僅難住了任鴻雋，還難住了對紅學頗有研究的胡適。

楊庶堪心血所聚的這些“精瓷寶鼎”“玉軸湘簽”，在他逝后8年的1950年，由他的兒媳李立芳將“楊庶堪收藏的五十箱文物書籍，捐獻給重慶市人民政府”。

八、一篇佚文

中華書局出版的《朱執信集》中，有一封1920年2月朱執信的《致楊庶堪函》。編者注解云“楊庶堪致朱執信函，原載于《建設》雜志第二卷第二號”。筆者循此線索，找到了楊庶堪致朱執信函件的全文。檢對2015年中華書局出版的《楊庶堪集》，知該函系《楊庶堪集》失收的一篇佚文。時間為1919年12月30日，內容主要談論戲曲文學、文言與白話文，兼及政事等。函文較長，限于篇幅不錄。

本文內容系原創

轉載請注明：“來源：方志四川”

來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辦公室（原載《巴蜀史志》2025年第3期）

作者：江 蕎（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在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