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一個人無論度過怎樣的一生，都是無可挽救的遺憾，也都是圓滿。二者顯然更易相互抵消，卻又在某種意義上相反相成。詩人穆旦的一生歷經磨難與屈辱，而他在這磨難中結晶出令人驚異的生命活力、藝術創(chuàng)造力，以及存在的智慧。

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錚，詩人、翻譯家。

穆旦，原名查良錚，生于1918年，去世于1977年，僅活了59歲。熟悉中國二十世紀歷史的人，會被這組數字喚起痛苦的歷史意識。“九·一八事變”時，穆旦13歲，而此后時局的境況只會越發(fā)讓人感到“荒涼”。寫于16歲的詩《前夕》中，已可見穆旦對“黑暗”的感知，然而那時的他正值年少，滿溢青春的活力：“希望像一團熱火，/盡量地燒/……用全身的熱血/鼓舞起風的力量。”這種力量或許從未在穆旦的生命中徹底燃盡，但很多時候，“生命的冷風把熱情鑄為實際。”

1937年，因戰(zhàn)事，清華大學學生穆旦開啟“三千里步行”的南遷，詩中有憂憤，有對自我內心的深入探尋。1942年3月，穆旦放棄西南聯大教席，參加中國遠征軍，在野人山直面死亡。在尸骨遍野的雨林，他曾一度斷糧八日之久，幸好奇跡生還。此類遭遇非文字可言說，但從穆旦寫于1943年的《隱現》中可見他觀察世界的視野與色調：“我們站在這個荒涼的世界上，/我們是廿世紀的眾生騷動在它的黑暗里”。而這并非全部。在刊發(fā)于1942年8月的《阻滯的路》中，他竟然寫下“我要向世界笑，再一次閃著幸福的光”，盡管他同時感到自己永遠地“被時間沖向寒凜的地方”。

寒凜在1953年留學回國不久后持續(xù)。成為“肅反對象”，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分子”，接下來多年的嚴酷境遇可想而知。在此期間，詩人穆旦只得沉默。翻譯家查良錚浮現。直到1976年，去世前一年，經歷嚴重腿傷的穆旦寫下數量可觀的詩，作為死前見證：“那荒誕的夢釘住了我”，“我已走到了幻想底盡頭”……幻想的盡頭處是什么？

去世多年后，穆旦被譽為“中國現代詩歌第一人”，而他想以譯詩幫助實現文藝復興的愿望，在另一位好作家王小波那里獲得明確回響，他說，查先生的譯詩，讓他懂得了什么樣的文字才能叫做好。

本文內容出自新京報·書評周刊8月8日專題《穆旦：變灰，變灰又新生》B02-03。

B01「主題」穆旦：變灰，變灰又新生

B02-B03「主題」穆旦：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

B04-B05「主題」《幻想底盡頭：穆旦傳》他已進入未來那迷人的黑暗

B06-B07「主題」“光明要從黑暗站出來”：穆旦的生命詩學

B08「中文學術文摘」數字法學和元倫理學文摘兩則

穆旦以詩為生命，他的生命因詩而無限延長。若欲進入穆旦靈魂的核心，窺見其內在的深度，最佳且首要的途徑無疑是細讀他的詩。而若想了解一個更具廣度、更具體溫的穆旦，則要回顧歷史，放慢速度，去見證他一步一步的生命經歷，以及他與其所處時代之間的真實關系。在這“漫長的注視”中，我們將看到一個極為豐富的“人”，盡管如穆旦在詩中感慨的：“你給我們豐富，和豐富的痛苦。”對穆旦而言，豐富與痛苦幾乎如影隨形。

《幻想底盡頭：穆旦傳》作者易彬耐心地把穆旦放置在明確詳實的時代語境中，二者相互勾勒，呈現出一幅“豐富”的穆旦畫像，同時讓人看到歷史的面影。

采寫 | 張進

《幻想底盡頭：穆旦傳》

作者：易彬

版本：上海文藝出版社藝文志eons

2025年2月

沉默內斂的詩人

新京報：《幻想底盡頭：穆旦傳》的開篇引言“穆旦是誰？”是一個設問，又像一個邀請。這個問題，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回答，比如“一個詩人”，“西南聯大的學生”，或是“沒聽說過”等。對你來說，概括地講，穆旦是誰？

易彬：“穆旦是誰？”這本書開頭的這一句，可算是向讀者發(fā)出的召喚吧。穆旦為人所知，首先因為他是一位風格卓著的詩人，其次是精通俄語和英語的翻譯家，而除此之外，他還是一個“破落戶子弟”，新的教育背景下成長起來的成績優(yōu)異的學生，著名大學的助教，棄教從軍者（戰(zhàn)敗者），小職員，報人，復員青年軍人，新中國初期歸國的留美學生，外文系副教授，“歷史反革命分子”，圖書館館員，受難者，摔傷腿的人，沒有“走近未來”的人，等等。這些面向共同構成了穆旦豐富的生命形態(tài)，以及與時代的復雜糾葛。有很多內容，不要說普通讀者，現當代文學領域的研究者可能都所知不多。這本傳記自然是以詩歌、翻譯為主線，也希望讀者能讀出穆旦的更多面向的涵義。

新京報：引言以“沉默的詩人”為題。沉默的人或許總是引人好奇的，尤其是像穆旦這樣一個歷經磨難的詩人，就像他在有些詩中的吶喊一樣。你所說的“沉默”具體指什么？個中緣由有哪些？作為傳記作者，你如何看待并應對他的“沉默”？

易彬：穆旦所寫詩歌不到160首，詩文作品加起來不過兩卷，相比于同時代的重要作家，其寫作體量偏小，自我闡釋類文字更是明顯不足（各類檔案類文字不在此列）。這跟穆旦實際生活的時代有關，生前的詩名有限，缺乏文化地位，少有發(fā)表自述類文字的機會，同時代的相關記載也較少；歷史文獻的散佚也是一個因素；而從現存較多的晚期書信來看，當時的詩歌寫作較少被提及，穆旦或是將其視為一種私性的、危險的行為而有意保持緘默。由此，所謂“沉默”有著雙重含義：個人的有意強化、時代的無意阻隔共同造設了一個沉默內斂的詩人穆旦形象。

因其“沉默”，對傳記寫作而言，這是難度所在，但也有獨特的詩性魅力。應對之法就是盡可能做足前期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先期出版的《穆旦年譜》和《穆旦詩編年匯校》，同時，也努力去勾描詩歌發(fā)展的內在線索。

新京報：1929年至1935年的南開中學時期，是穆旦的青少年期，也是部分思想觀念和行事風格的形塑期。這一時期，對穆旦產生深遠影響的事件有哪些？其影響表現在哪些地方？

易彬：有兩點可能更為突出吧。一是所接受的“現代”教育，南開學校成立于甲午敗釁之后，設學主旨在“教育救國”，著力培養(yǎng)“具有‘現代能力’之青年，使負建設新中國之責任”，這在學制、培養(yǎng)目標、課程設置等方面都有體現；而穆旦1929年進入中學的時候，正值教育部頒布新的中小學課程《暫行標準》，其中對現代語言能力有明確的強調，這意味著以白話文為主要形式的新興教育占據了更為重要的位置。兩者結合起來，形成了穆旦成長的總體背景。

另一個是寫作的發(fā)端，穆旦被認為是“不但早慧，而且早熟”，不僅因為他發(fā)表了較多的詩文作品，而是其中表現出來的那樣一種少年持重的品質，對于寫作題材的敏感，以及初步自覺的、個人化的藝術選擇。穆旦隨后進入清華大學外文系，系統地接受了西方文學的熏染，進一步加固了中學階段所接受的知識與教育。與此前的新詩人相比，其寫作也就呈現出新的代際特征。

穆旦，南開中學時期，天津寧園。

新京報：寫于1937年11月的《野獸》是穆旦首部詩集《探險隊》的開篇之作，以此或許可以猜測，該詩有某種特殊性。詩中寫一只被咬傷的獸，在黑暗中號叫，積聚力量，準備著復仇。這是一個充滿傷痕因此憤怒的心靈形象。穆旦在怎樣的背景下寫出的這首詩？它和此前的詩有何不同，以至成為入選詩集與否的分水嶺？

易彬：日后穆旦編選個人詩集，《野獸》之前的詩作都未收錄，這自然可以反映出詩人對于“少作”的態(tài)度，不過，也可能有資料方面的原因，詩集成于戰(zhàn)爭時代，更早時候的詩作可能并不在手邊，像《一個老木匠》《冬夜》《更夫》《玫瑰的故事》等詩，跟日后入集的詩作還是多有關聯。但最終看到的圖景是《野獸》排在首位，它有玄想的意味，明顯不同于此前的詩歌。就主旨而言，應該還是基于外族入侵（被“噬咬”）而發(fā)出“凄厲的號叫”，積聚著復仇的力量。而這種現代主義詩風的新嘗試，可能跟1937年秋冬在南岳山中親炙英國詩人、批評家威廉·燕卜蓀的教導有關。

《穆旦詩文集（增訂版）》

作者：穆旦

版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4年6月

“新的抒情”

新京報：西南聯大（1937-1946）如今已成為傳奇。在戰(zhàn)時艱苦的大遷徙中，每個人有著迥異的主觀視野和感知。如您在傳記中提到，1938年在蒙自，陳寅恪先生發(fā)出了“南渡”之后無法再北歸的深重憂慮，而正值青春的穆旦，寫下的《我看》《園》是另一番景象，輕盈自在，大自然的流動氣息滲入詩句。你如何看待這兩首詩的寫作？

易彬：戰(zhàn)爭給師生們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學養(yǎng)豐厚的知識分子如陳寅恪，擔心重蹈歷史的覆轍而淪為異族統治下的“遺民”，年輕的學子如穆旦，之前在湖南的時候曾寫下《在秋天》一詩，其中有感傷（“沒有一個孩子，/不是在異鄉(xiāng)的秋風里飄蕩”），也有對于未來的嚴峻思考（“我們，我們是群無家的孩子，/等待由秋天走進嚴冬和死亡”）。而在經歷了從北方輾轉趕往長沙、又從長沙步行至昆明的長途跋涉之后，小城蒙自的安定、南湖邊的學習生活讓年輕的詩人獲得了短暫的生命歡欣。“讓歡笑和哀愁灑向我心里，/像季節(jié)燃起花朵又把它吹熄”，“青草樣的憂郁，紅花樣的青春”，這等充滿曼妙的青春色彩、質地單純的詩篇，可能是穆旦全部詩歌之中最為輕松的篇章。如趙瑞蕻所言：這兩首將“自然風光融入心靈”的詩篇，是“一個充滿著希望的年輕詩人面對著大自然在放歌”。

新京報：1939年，中國正處于戰(zhàn)火的災難中。該年5月，穆旦寫下語調激昂的《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其中有句：“讓我們記住死傷的人數，用一個驚嘆號，作為談話的資料”。稍后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詩》則全然是另一種風格。這首詩大概是穆旦最有名的詩作之一。從時代語境和詩學角度，你如何評價這首詩？

易彬：《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和《防空洞里的抒情詩》基于游行、躲防空洞這類跟戰(zhàn)爭密切相關的題材，顯示了穆旦對于激峻現實的關注，但處理方式截然不同：前者寫作方式簡單直白，詩行參差冗長，整體詩情混亂蕪雜，充斥著一種“泛濫虛幻的情緒”；而后者是用一種戲謔的語調，將民眾擁簇在空氣稀薄的防空洞里的庸常化的對話場景與怪誕的身體感覺雜糅起來，又將兩段古舊的煉丹術士的鬼夢與現實場景并置，形象地傳達出現實給人們帶來的壓抑和恐慌。“我是獨自走上了被炸毀的樓，/而發(fā)見我自己死在那兒/僵硬的，滿臉上是歡笑，眼淚，和嘆息”，結尾別有意味地通過一個不可靠的敘述，導向了對于現實的反諷。這首詩顯示了穆旦詩藝探索的實績，也被后來的一些選家視為“中國現代詩”的重要表征，葉維廉即曾編譯出版《防空洞里的抒情詩：1930-1950中國現代詩選》（英文版，1992年）。

新京報：1940年上半年，穆旦發(fā)表過對艾青和卞之琳的評論。此類詩評可能是認識一個詩人的最佳路徑，他在評論中提出的，即他本人寫詩的風格與趨向。穆旦提出的“新的抒情”具體如何理解？

易彬：穆旦的所謂“新的抒情”不是“牧歌情緒”加“自然風景”，而是一種“朝著光明面的轉進”的寫作：一方面，抗戰(zhàn)時代的到來使得“新的抒情”成為可能：“有許許多多疲弱的，病態(tài)的土地都隨著抗戰(zhàn)的到來而蓬勃起來了，它們正怎樣擁擠著在詩人的頭腦里，振奮他，推動他”；而另一方面，這又需要一種“理性”來支撐，它不是那種“有過多的熱情的詩行，在理智深處沒有任何基點”的寫作，而“應該是，有理性地鼓舞著人們去爭取那個光明的一種東西”。穆旦強調“有理性”的寫作，是“新”的要義所在。在穆旦看來，艾青因其“中國的”內容、語言“創(chuàng)試的成功”，是“抗戰(zhàn)以后新興的詩壇上”的“珍貴的收獲”，是“可以憑藉的路子”；而卞之琳詩歌“太平靜了”，“缺乏伴著那內容所應有的情緒的節(jié)奏”。反觀穆旦的寫作，不難看出兩篇評論有很強的自況意味，《贊美》即是突出的例子。

野人山經歷

新京報：1940年畢業(yè)后，穆旦成為西南聯大外語系助教，在戰(zhàn)爭背景下，這已是極好的結果。而1942年初，穆旦毅然放棄了教席，參加中國遠征軍，遠赴緬甸戰(zhàn)場。這一經歷對穆旦來說是慘烈的，不只是個人的瀕死，還有更大視野中的苦難以及領悟，你在傳記中稱這段時期為“其人生具有決定意味的轉折點”。穆旦為何參加遠征軍？“野人山經歷”是怎樣一個過程？對穆旦，以及他對人生之困境的洞察，產生了怎樣刻骨的影響？

易彬：關于動因，穆旦在1955年的一則交代材料中的談論應該是可信的：“校中教英文無成績，感覺不宜教書；想作詩人，學校生活太沉寂，沒有刺激，不如去軍隊中體驗生活；想抗日。”第三點最受關注，當時有青年從軍熱潮，西南聯大學生從軍人數就超過了1100人，老師方面的數據不多，但總體背景還是一致的。前兩點可得到穆旦的其他材料的印證，也是值得注意的。

奔赴緬甸戰(zhàn)場的慘烈后果是無法預想的。穆旦從軍之初所寫《光榮的遠征》，顯示了某種興奮感，但戰(zhàn)事很快就遭遇了全面潰敗。隨后的撤退過程比戰(zhàn)場更為殘酷：部隊輾轉滇緬印邊境的野人山區(qū)，終日在看不到天空的崇山峻嶺中行軍，一度迷失方向，又趕上漫長的雨季，部隊給養(yǎng)難繼，饑疲交困，疫病流行，自然條件極端惡劣，還會遭到日軍襲擊，以致部隊歷時數月方走出叢林、抵達印度，而撤退途中的損失比戰(zhàn)場上的傷亡大得多。軍長杜聿明幾乎染病而死，穆旦也差點死去。

從軍經歷直接改變了穆旦的人生方向，1943年初歸來后，他沒有重回西南聯大，曾一度在軍隊里輾轉謀生，1946年去東北辦報、考取公費留學都是因為復員青年軍人身份。而戰(zhàn)場的生死經歷令穆旦對于“人生之困境的洞察”，或可類比于俄國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絞刑架經歷”：被赦免之后，自由了，但是“他開始發(fā)覺，自由的生活越來越像苦役生活”，“自由人如同死屋囚犯”，他最終改變了對于世界的浪漫看法，開始像審視囚犯一樣審視著世界。從死亡線上活了下來的穆旦也“從此變了一個人”，不再懷有“雪萊式的浪漫派”夢想，而是對戰(zhàn)爭、現實與個體有著強烈的精神審視。而要說影響，那還有更深遠的：1958年，穆旦被打成“歷史反革命分子”，諸多“罪狀”中，有一條就是1942年“任國民黨入緬遠征軍英文翻譯”的經歷。

穆旦戎裝照，1942年10月攝于印度加爾各答。

新京報：穆旦詩歌中（如《隱現》）表現出的宗教意味是少有且動人的。你如何理解他的宗教意味？

易彬：寫于1943年3月的長詩《隱現》分“宣道”“歷程”“祈神”三章，宗教意味確是非常強熾。不過，詩中不少表述與細節(jié)都提示它是基于“野人山經歷”而生發(fā)的，是穆旦從戰(zhàn)場歸來后痛定思痛的長吟。《隱現》最終超越了對于戰(zhàn)爭具體層面的書寫，而提升到“對人類文明尤其是現代文明的深入反思”的高度。宗教題材在穆旦的詩中并不少見，但由《隱現》廓大來看，它主要是基于現實觀感、特別是穆旦本人的切身經驗，以懷疑、反思為基本特征，也會尋求某種精神拯救，但并非所謂皈依。一些短小的詩篇，如《出發(fā)》，由充滿殺戮與死亡的現實，被蔑視、被否定、被僵化的人生入手，最終衍生出了穆旦寫作中的著名命題：“你給我們豐富，和豐富底痛苦”。

新京報：簡單地概括，自1943年戰(zhàn)場歸來至1977年去世，穆旦的生活可說是日常瑣碎與磨難并行。在西南地區(qū)做了幾年“小職員”后，穆旦于1946年赴沈陽辦《新報》，一年多后即被查禁。傳記中對此有精彩記述。辦報的穆旦是怎樣一副形象？和寫詩的穆旦之間是怎樣的關系？

易彬：穆旦去東北辦報，一開始可以說是無奈之舉。抗戰(zhàn)勝利后，他回到北京，要尋求生計。原本想脫離軍隊，去找一些文字工作，但最后發(fā)現只有軍人“有辦法”，而之前在軍隊就結識的207師師長羅又倫又約去東北，就和徐露放等人請求以207師復員青年軍名義辦報。而從報紙實際發(fā)展來看，穆旦及《新報》同仁是把“報紙當作一種事業(yè)在看待”，以總編輯身份寫下的《撰稿和報人的良心——為本報一年言論年總答復》即闡發(fā)了報紙堅持“個性”與“獨特風格”的思想立場，而其論述理路由報人“良心”最終落實到“民主政治”，可從文化實踐的角度來看取，蘊涵了一種對于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的尋求，即通過現代媒介而將個人自由的理想轉換為切實的文化實踐活動，表達自由信念與民主訴求、倡揚社會公義。由此也可以進一步理解穆旦的“‘報人’與‘詩人’的視野同構”的命題。姜濤即曾指出：“如果跳脫單一的文學視野，將‘寫詩’與‘辦報’，同樣理解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參與、介入歷史的文化實踐，兩種實踐的方式不同，卻可能隱含了相近的主體形象、立場”。

穆旦，1947年2月于《新報》，沈陽，報社辦公室。

“突然面對著墳墓”

新京報：穆旦1949年出國留學，1953年返回，后任教于南開大學外文系。隨后，經歷了“外文系事件”，成為“肅反”對象，被定性為“歷史反革命分子”，在“文革”中被勞改、批斗……而在此情形下，翻譯成為穆旦主要的寫作方式。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如何定位穆旦的翻譯行為？你對翻譯家穆旦（查良錚）有怎樣的評價？

易彬：穆旦在美國期間，即有意識地學習了三個學期的俄語課程，回國之后夜以繼日地翻譯，先出版的是蘇聯文藝理論家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而后是普希金的詩歌，這些均可視為向祖國獻禮之舉，較多譯著的出版也意味著祖國積極接納了這位新的譯者。1960年代之后則是另外的情形，翻譯內容有了明顯的變化：英語詩人拜倫成為最突出的對象，其次是普希金。出版已無望，翻譯成為精神慰藉，穆旦試圖以翻譯文字的“樂趣”來緩解糟糕的個人境遇，同時，針對當時文藝的“空白”狀況而寄寓了通過“介紹外國詩”來實現“中國詩的文藝復興”的夢想沖動。而當穆旦表示“外國作品是可以譯出變?yōu)橹袊�作品而不致令人身敗名裂的，同時又訓練了讀者”的時候，也不妨將穆旦的翻譯視作其寫作的替代品，譯詩是寫作的另一種形式。

新京報：1976年，去世前一年，穆旦寫下不少詩。其中《冥想》中的“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很能引起讀者共鳴。這首詩有死亡將至時的總結意味。一個人的人生瞬乎即逝，且自己絕非主宰（“我只當一會兒小小的演員”），一切原以為的新鮮經驗、辛苦的勞作乃至冒險，一切的悲喜，終化為泡影。而穆旦的這種認知，似乎又讓他不普通，顯現出某種意義上的智者形象。你如何評價這首詩？

易彬：“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太奪人眼目，掩蓋了詩中可能存在的豐富旨意。或許可以換個角度來看，《智慧之歌》被認為是穆旦晚年寫作的開端之作，第一行“我已走到了幻想底盡頭”可謂道盡了人生的全部酸楚。1976年1月19日，穆旦夜里騎車摔傷了腿，看似偶然的事件卻成為其人生的轉折點，此前穆旦情緒并不算很低落，但此后在給友人信中即表示“特別有人生就暮之感”，再往后，則是更大面積地出現憂傷、恐懼的情緒，死之將至、人生虛無、生命幻滅的感嘆。書信與詩歌構成了互文，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智慧之歌》的最后一節(jié)：“但唯有一棵智慧之樹不凋，/我知道它以我的苦汁為營養(yǎng)，/它的碧綠是對我無情的嘲弄，/我咒詛它每一片葉的滋長。”內心不甘的姿態(tài)躍然紙上，遭受肉體與精神折磨的詩人看清了自己的命運形態(tài)，但他原本也是經歷過風云際會的時代且有過很多“幻想”的，原本是滿懷熱忱地回到祖國且為之付出了“全部努力”的，卻落得這番境地，這命運真該“咒詛”啊！如此看來，與其說《冥想》中浮現著“智者形象”，莫若說是詩人在“突然面對著墳墓”時的心緒浮動，“我只當一會兒小小的演員”，更像是無奈的自嘲。

穆旦，1975年11月10日在天津水上公園。

新京報：你在傳記引言中表示：“本書的寫作，將盡力提供一種廣闊的傳記知識背景，即并不僅僅將事件或人物的討論范圍拘囿于傳主穆旦本身，而是較多地攝取了各種外在的、相關的文獻，希冀在穆旦的傳記之中，也能較為清晰地看到時代的面影。”讀完傳記，會對與穆旦生命相應的歷史時期，即上世紀初至70年代末有清晰的了解。這種處理方式有你怎樣的寫作訴求？一個詩人，比如穆旦，和時代之間的關系，又是怎樣的？

易彬：20世紀的時代語境盤根錯節(jié)，而穆旦屬于被埋沒而又被發(fā)掘的詩人，1940年代嶄露頭角，50年代隱失，80年代被重新發(fā)現，90年代之后獲得文學史高位和廣泛的詩名，但他遠不僅僅是一位詩人，而是有著更為豐富的生命形態(tài)與歷史內涵，這種豐富需要文獻的支撐。這本六百多頁的傳記，就是力圖通過盡可能翔實的文獻，展現一個更豐富、更立體，也更貼合歷史的穆旦形象，一位聲名比較微薄的寫作者如何在時代的激蕩下成長，心懷“幻想”而投入到時代和語言的內部，有過重要的人生抉擇和文本實踐，雖遭受不斷的失敗、挫折和磨難而依然努力保持自己的聲音，終至走到“幻想底盡頭”的歷程。

拉開歷史視野，并非簡單襲用各類二手文獻，而是盡可能去查實每一個節(jié)點的內涵，追尋那些隱藏在歷史褶皺里的細節(jié)與微聲。文獻不足一直是穆旦研究的限制所在，有些節(jié)點依然單薄甚至還是空白，但總體上是能夠得到不同程度的解決的。這本書就是想盡可能通過第一手或直接相關的背景文獻，貼著穆旦來寫，建立穆旦與時代之間的實有關聯，勾描時代在穆旦“個人的生命”上的種種印痕。書中沒有刻意的預設與感慨，希望讀者在獲知傳主形象的同時，也能讀出歷史本身的含義。

注：本文相關圖片除書封外，均來自于《穆旦詩文集》，經出版社授權刊發(f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