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喬生

《魯迅詩傳》 黃喬生 著 商務印書館

詩傳，是以詩人的詩歌活動為主線敘述其生平事跡，而非詩體寫成的傳記。為詩人作詩傳，正是題中應有之義。魯迅是小說家、雜感家，但也是詩人。不過，在讀者心目中，他的詩人身份長期被忽視。我的《魯迅詩傳》（以下簡稱《詩傳》）的目的之一，是讓這種身份更為彰著。

“地靈星神醫安道全”

錢仲聯《清詩紀事》中的“周樹人”條，是第一篇魯迅詩傳，篇幅短小：“周樹人，原名樟壽，筆名魯迅。浙江紹興人。諸生，與馬浮同榜。留學日本。宣統元年回國后，在杭州、紹興執教。入民國，在教育部任職，先后任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等校講師、教授。有《魯迅全集》。”魯迅出生于清光緒七年，那時代行科舉，所以錢仲聯描述魯迅的身份是“諸生”——未中秀才——只能說明參加過科舉考試，受過古詩文訓練。魯迅參加縣試時已經進入南京新式學堂讀書。他趁假期回鄉探親順便參加了考試，表明他仍在新舊道路的交叉口徘徊。

錢仲聯的《近百年詩壇點將錄》借用《水滸傳》一百零八將指代清末民國詩人，給魯迅安排的是“地靈星神醫安道全”：“樹人為詩不多，少作亦時調，風華流美。后臻簡雅，得其師太炎風格，亦有學長吉者，要皆自存真面。”這樣編排，不知道是不是考慮到魯迅青年時代在南京讀過書，日后又到日本學醫。因為在《水滸傳》中，安道全是建康府（今南京）的醫生，內外科兼擅，為“浪里白跳”張順的母親診過病，上梁山后治愈了宋江的背瘡。在梁山泊，安道全是唯一不殺人而救人的“好漢”，讓人聯想到魯迅當年學醫的動機：“我的夢很美滿，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于維新的信仰。”

魯迅后來棄醫從文，是覺得人們精神上的疾病更嚴重更可怕，決心以文藝拯救靈魂。安道全進宮當了御醫，只為一個人服務；即便入伙梁山后治好過不少忠義軍官兵的傷病，作用也畢竟有限，正如魯迅詩所調侃：“殺人有將，救人為醫。殺了大半，救其孑遺。小補之哉，烏乎噫嘻！”魯迅成為大文豪、思想界領袖后，對自己的工作也常發出“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空留紙上聲”“文章如土欲何之”之類的感嘆。

不管怎么說，救死扶傷的良醫和喚醒靈魂的工程師都是受人尊敬的。

舊體詩與散文詩

魯迅作為中國新文學的大師，在新舊體詩理論和實踐方面言行都有分量。他有一段話：“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太圣’，大可不必動手，然而言行不能一致，有時也謅幾句，自省殊亦可笑。”似乎是站在新詩立場上發言，猶言舊體詩已經成了經典（古董），美則美矣，路卻已走到盡頭。然而，新詩在他那里得到的評語更差。在與斯諾談話時，他甚至說青年人因為寫不好文章才來寫詩，研究新詩純粹是浪費時間。

那么，魯迅自己在新舊體詩之間選擇了后者，是出于無奈，還是所謂“積習”（慣性）？至少可以說，舊體詩仍然保持著頑強的生命力。魯迅的舊體詩在其全部詩作中占了很大比重，同時代的新文化運動骨干后來幾乎全部“舊習抬頭”而“再作馮婦”了。魯迅一生所作詩，新舊加起來，總共七十余首，如果加上散文詩，也只百來篇之譜。

魯迅詩歌過去常常作為其思想的證明材料和象征符號，如“我以我血薦軒轅”宣示愛國精神，“俯首甘為孺子牛”表達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志愿，“相逢一笑泯恩仇”期盼中日兩國人民友好等。在一個特定時代，“寒凝大地發春華”“于無聲處聽驚雷”“只研朱墨作春山”等名句被高頻使用。副作用是：通過一種風格的作品，無法領略魯迅舊體詩的整體面貌，并且一些并不熱烈或峻峭的句子如“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躲進小樓成一統”等常被遮掩、回避。近十幾年來，隨著舊體詩熱度持續升溫，詩人魯迅的研究成果陡增。

文體是復雜、流動的，常有創新變體。如果將魯迅的著作分類編纂，不免遇到不好歸類的篇什，即如散文詩，究竟歸入散文，還是歸入詩歌，抑或單列一類，就讓人為難。本書將以《野草》為主體的散文詩作為重點敘述對象，作為連接魯迅前期和后期人生、溝通其新詩和舊體詩的樞紐。

理解魯迅與中國傳統文學的關系，把握魯迅文學的理想性、抒情性，體味魯迅語言修辭的特點，必然要重視舊體詩。

詩是他特立獨行的護照

魯迅的一生在勤苦和詩意之間尋找平衡與和融。因為如此，他更離不開詩——詩是他在艱難、冷漠世界上特立獨行的護照。“抗世違世情”，他的不茍且、不妥協，獨立思考、直面人生，正是詩的姿態。魯迅把一生活成了一首詩。

《詩傳》盡可能詳細記述魯迅與詩相關的活動：魯迅接受的詩教、寫過的詩、解讀和評價過的詩等，是一部以魯迅詩歌修養和創作為中心的魯迅傳記。魯迅詩中有物，是起興的載體，是品格的象征，梅蘭竹菊、煙卷、菰蒲、大澤、神矢，有的來自故鄉、本國，有的來自異域，有的出自《詩經》，有的出自《楚辭》。魯迅是譯詩的高手，翻譯過尼采、海涅、裴多菲等人的作品，直到晚年，對詩的熱情依然不減。就連他的日記和書信，也不乏詩意。在片段甚至零碎的日記中，有“大風吹雪盈空際”這樣的句子，更不必說他的散文、雜感，處處閃耀著美的情思和語句。

總體上，魯迅不愿顯露自己的舊體詩，他的舊體詩是一種潛在寫作，除了作為交往手段，主要是表達個人的思緒。但他卻說自己的舊體詩很“激烈”。不管后來的解釋者如何聯系時事政治，現在看來，除了幾首民謠體的政治諷刺詩，他的詩大體是平和而內蘊的。

《詩傳》將魯迅還原到近現代詩史，也就是近百年詩壇的“梁山泊”位置上。盡管魯迅與傳統文人交往不多，但他時刻觸摸著詩文脈絡。文學事業不是斬釘截鐵的斷裂，而是傳承和演變。

《詩傳》也顧及外國學者眼中的魯迅。有學者說魯迅的新詩平俗，更多的學者稱贊他的舊體詩精彩。吉川幸次郎認為關鍵在氣質，魯迅的氣質是詩人無疑：散文詩《野草》如此，便是《朝花夕拾》，甚至在魯迅的小說中也隨處可見詩意。魯迅的大量雜感，雖然竭力冷靜、理智，也在顯露詩的氣質，在與丑惡現實的斗爭中顯出力和美。

《近百年詩壇點將錄》說魯迅的詩“自存真面”，信然。但詩有源，風有自，魯迅詩風近李賀、李商隱，還是龔自珍、章太炎，抑或其他？錢仲聯挑出了章太炎和李賀，強調真率灑脫的魏晉風度和想象奇崛的中唐鬼氣。當然，轉益多師，魯迅詩還有更多樣的來源、更幽微的脈息。

在魯迅的詩世界里，還有很多值得探索的領域。

（作者為魯迅博物館原常務副館長、中國魯迅研究會常務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