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昆明1月14日電 題：從泰戈爾訪華說起，如何以文常會友？

——專訪中國知名作家、詩人于堅

作者 繆超 劉麗慧

詩歌是一個民族語言特質體現最為透徹的形式。中國和印度這兩個比鄰而居的文明古國，人文交流歷史源遠流長。流傳至今的諸多佳話中，泰戈爾訪華便是一例。

剛剛過去的2024年是印度文學巨擘、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泰戈爾訪華一百周年。中新社“東西問”日前在云南昆明專訪中國知名作家、詩人于堅，從泰戈爾訪華說起，探討如何以文常會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百余年前的泰戈爾訪華，對中印文化交流有何意義？

于堅：1915年，陳獨秀翻譯泰戈爾的詩歌，在《青年雜志》上刊登《吉檀迦利》的幾首譯詩，拉開了中國讀者閱讀泰戈爾詩歌的序幕。直至今日，泰戈爾的名字已如雷貫耳，很少有外國詩人在中國有這樣的影響力。

泰戈爾對中國心向往之，其祖父和父親都曾到訪中國。雖然自幼深受印度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學的影響，但泰戈爾在作品中常常流露出對中國文化的向往、對東方文明的敬仰。他認為，中國誕生過一些有大智慧的人物，兩國應該相互學習、相互借鑒。1924年，泰戈爾訪華，第一次演講時說，自己是“為求道而來”，“猶如一位敬香者，來向中國文化致敬”。

此次訪華交流，盛況空前，吸引了梁啟超、魯迅、徐志摩、林徽因、蔡元培、胡適、梅蘭芳等一眾名流。其中，泰戈爾與梁啟超、徐志摩等人建立友誼。訪華后，泰戈爾與中國學人譚云山創辦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成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話。

中國與印度都擁有燦爛的文明，文化交往源遠流長。18世紀，印度淪為英國殖民地。鴉片戰爭后，中國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兩國漸漸處于隔絕狀態，以往文化交流的黃金時代被遺忘。泰戈爾在來中國之前就說，此次訪問無關宗教與政治，目的是要恢復中斷已久的印中文化交流。

中新社記者：泰戈爾訪華時，中國社會正處于激烈變革中，對中西思想文化的地位爭論不休，泰戈爾為當時的中國社會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于堅：在泰戈爾所處的時代，大部分詩人崇尚的是未來主義。當時意大利詩人菲利波·托馬索·馬里內蒂(F. T. Marinetti)發表了未來主義宣言，贊美現代工業文明和科技，認為它們改變了傳統的時間與空間觀念，賦予世界“速度美”。他認為未來的文藝要反映現代機器文明、速度、力量與競爭，猛烈地批判傳統文化，甚至號召摧毀博物館、圖書館和大學。馬里內蒂在世界上影響很大，許多詩人趨之若鶩，泰戈爾卻反其道而行。

泰戈爾用孟加拉語寫詩，也寫小說，畫畫、作曲，寫了72年。他創造的作品太多了，詩集52部，散文集50多本，12部長篇小說、100多篇短篇小說，還有大量歌曲……真可謂一條“恒河”。泰戈爾的詩是赤腳寫的，歌頌大地、故鄉、花朵、女人、愛情和神靈，他也關心底層農民。晚年的照片顯示，他不僅是精神領袖，也是社會領袖，接見潮水般前來朝拜他的代表團。他不喜歡現代派。他揶揄同時代詩人艾略特、龐德等，視他們為惡作劇的頑童，他認為西方現代派詩歌是“無人參與的詩”。

在泰戈爾訪華前，中國爆發五四運動，部分人主張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甚至有人喊出“漢字不滅，中國必亡”。泰戈爾來中國時，對詩人們說，“我親愛的中國朋友，你們不要去亂學西方，以免中華文化被物質所迫，瀕于危險之境。”他演講的那個禮堂現在還在南京東南大學內，我前年還去過。他的一些話，那個時代的詩人聽不懂，有人拂袖而去。

泰戈爾和甘地都投身到印度反殖民運動當中。甘地早期西裝革履，后來換上印度白袍，發起“手工紡織”運動，以此來喚醒印度人對自身文明文化的基因，希望保住古老的傳統和文化。十多年來，我三次前往印度，出版了長篇散文集《印度記》。當我行走在印度街頭，看到人們身著長袍、長裙和紗麗在風中飄蕩，大為感動。

對于我們自己的路，我認為要更深入地認識中華文化，回答“我們到底是誰”之問，片面地、極端地否定或“拿來”，最終只會導致同質化，喪失“宅茲中國”的立足點。

中新社記者：您對泰戈爾的詩歌有何感受？

于堅：我青年時代，便受到泰戈爾影響。我最早寫詩是寫古體詩，非常喜歡王維的《輞川集》。1973年我在昆明華山西路偶然買到一本泰戈爾的《飛鳥集》，“夏天的飛鳥，飛到我窗前唱歌，又飛去了……”“生如夏花之絢爛，死如秋葉之靜美。”他的詩就像一個詞語組成的花園，讀后感覺像是被閃電照亮。泰戈爾的詩歌與王維的詩作一樣能夠引發讀者對人生、自然和宇宙的思考。他們是一種世界觀。王維和泰戈爾都是我人生中最偉大的老師，未謀其面，深受其教。

中新社記者：中印應如何以文常會友？

于堅：印度曾經深刻影響了中國。我少年時，就對《西游記》很感興趣。我后來到印度去，就是想看看玄奘到過的地方、誕生了泰戈爾的地方。文化在國與國交往中發揮著潛移默化、潤物無聲的作用，云南處在亞洲文化十字路口，過去大理的三月街，常有印度的商人、僧人騎著大象到訪。昆明有條街叫象眼街，印度人來了就把大象拴在那里。現在交流還在繼續，比如《滇池文學》雜志一年一度的滇池文學獎，評選的作家遍及東南亞。

作為云南師范大學創辦的西南聯大國際文學節主席，我也在第三屆時邀請三位印度詩人參與。其間，我們在大學、書店各自朗誦自己的詩歌，深受讀者和同學歡迎。在昆明東方書店那次，可謂座無虛席、水泄不通，我們也交流了對中國道家思想的看法。印度詩人回去后在印度報紙上發表文章，贊揚昆明。中印都是古老的東方文明，這使我們更容易親近。那次交流對我真是受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