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與人格——傳統(tǒng)中國的閱讀、注解與詮釋》是一部探討《詩經》解釋的著作。作者美國著名漢學家方澤林深諳中國傳統(tǒng)經典與文化，從《論語》《孟子》《左傳》，以至《二程集》《朱子語類》等儒家典籍中尋繹出解釋《詩經》的原則，從西方詮釋學的視角探討《詩經》學史上紛如聚訟的經典問題。搜狐文化特約本書譯者，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講師（晨暉學者）趙四方老師，詳細講述了本書的翻譯過程以及深度解析了《詩經》如何影響并塑造中國人的獨特人格等問題。

搜狐文化：《詩經》中有哪些篇章您認為最富有詩意？

趙四方：《詩與人格》詳細討論了很多富有詩意的詩篇。像第一章提到的《鄭風•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愿兮。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我們很難確指這首詩中吟詩者“我”的性別，但可以確定的是，它描繪了一種田園風格中的純真意象。本書作者認為，從結構可以看出，該詩起源于民間歌謠，詩中的那個世界是一個幽會和愛戀的世界。作者據(jù)此提出，這類詩最初尚未被賦予“儒家”的價值意涵，到了后來才被解讀出那種“規(guī)范性”的意義。

《邶風•靜女》是另一篇值得討論的詩。漢儒常說詩中的“城隅”是隱喻女子“自防如城隅”，但至遲從歐陽修開始，就提出城隅就是字面義，指的是女子等待戀人的地點。詩中的“彤管”在漢代被認為是女史之筆，而歐陽修提出是男女相悅的信物。這樣的解釋，會讓今天的人們覺得更具“詩意”。所以我們看到，近現(xiàn)代人所理解的《詩經》中的那些情詩，在歐陽修這里就已經開啟了這種解讀。只不過歐陽修認為《詩經》總體上還是具有“規(guī)范性”。這是作者認為歐陽修“理論與實踐脫節(jié)”的一個原因。

本書第四章重點討論的《周南•關雎》，第六章討論的《召南•鵲巢》等，也都是《詩經》中富有詩意的經典篇章。我注意到本書多討論《風》，很少論及《雅》、《頌》，應當與作者的詮釋學視角有關，但實際上《雅》、《頌》也是《詩經》研究的重要部分。例如述及周代早期歷史的《大雅•文王》、《魯頌•閟宮》等，如果從史詩視角來看，同樣可以說具有“詩意”。

搜狐文化：您認為《詩經》如何影響并塑造中國人的獨特人格的？

趙四方：中文書名中的“人格”一詞，可能并沒有完全傳達出personality的所有意涵。這是翻譯工作中遇到的最費思量的一個詞。從本書內容來看，該詞出現(xiàn)的語境一般涉及人的性情、品格、情感、欲望、志向、命運等。它可以指一個人已經展現(xiàn)出來的人格特質，也可以指潛在的人格傾向。

我們知道，中國古代“詩言志”的傳統(tǒng)源遠流長。第三章談到，某人在“言志”或“賦詩”之后，其他人可以通過觀察言行來判斷其目前狀態(tài)，或推測其未來命運。但這項“觀人”的工作并非人人都能勝任，因為人的言行非常復雜迂曲，作者稱之為“人格的隱晦性”。孔門弟子紛紛“言志”時，只有孔子才能理解每位弟子的“人格”；宴會中貴族賦詩時，也只有賢人才能理解每位賦詩者的“人格”。這說明理解和解釋在春秋戰(zhàn)國時期已經成為相當重要的一個問題，而能夠擔此重任的，正是當時的“有德之人”。在這個意義上，“有德之人”是解讀《詩經》文本的“權威”，同時也是解讀他人“人格”的“權威”。

《詩經》文本的詮釋與人格的詮釋往往在同步走向深化。宋代的程頤認為，人們通過閱讀經典可以改變自身。他強調，讀《詩經》時不能過分關注文本的字面意思，而是要以平靜從容的態(tài)度再現(xiàn)詩人的“溫柔敦厚”。如果讀完經典而自身“人格”并未有絲毫改變，那么等于沒有讀過。由此來看，經典的閱讀過程應是一種內化的過程，是一種將經典文本與自身經驗相融合的過程。

搜狐文化：書中提到不同時代的詮釋者在理解和解釋《詩經》的過程中也不斷地改變自身，您覺得這種變化是什么？

趙四方：上述觀點當然跟接受理論相關。這一理論由德國學者漢斯•羅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ss）、沃爾夫岡•伊瑟爾（Wolfgang Iser）在20世紀60年代正式提出。他們主張，讀者與文本的關系并非單向的關系，并非僅僅是文本影響讀者，而是一種雙向的關系，讀者在閱讀、評論文本的過程中也促使文本走向“完成”。

本書作者在上述理論的啟發(fā)下意識到，傳統(tǒng)中國的閱讀、注解與詮釋并不是一個簡單而被動的過程，歷朝歷代的詮釋者實際上發(fā)揮著積極的、有建設性的作用。一部學術思想史，或者說如《詩經》這樣的某一經典的經學發(fā)展史，倘若我們轉換視角，那么正是不同時代不同讀者對經典的接受史。

具體來說，在周代的人文教育中，《詩經》的地位非常重要。它廣泛存在于春秋戰(zhàn)國的祭祀、內政、外交、社會交往等多種場合。而且在外交活動中，貴族特別推崇對《詩經》“斷章取義”（不含貶義）的表達方式。總體來說，漢代的《詩經》學強調教化功能，我們前面在討論《靜女》時就可以感受到。宋代經學力圖從漢唐注疏中跳脫出來，開出獨立闡釋的新路徑。例如歐陽修、朱熹的《詩經》學在基本見解上就與漢唐注疏明顯分道揚鑣。特別是朱熹的“淫詩”說，對此后的《詩經》學史影響甚深。

我們看到，不同時代的詮釋者都希望自己克服歷史距離而與《詩經》保持“同時代”，他們將自己的處境、關懷與生命體驗與《詩經》文本結合起來，從而使《詩經》學呈現(xiàn)出不同的樣態(tài)。更關鍵的是，他們通過理解和解釋《詩經》最終達成了自我理解。在這個意義上，一部《詩經》接受史不再僅僅是《詩經》的歷史，更重要的是接受者的歷史。作者本人深知此理，他不但別具只眼地指出傳統(tǒng)中國的詮釋學塑造了古代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制度，而且自我反觀，認為研究《詩經》詮釋學可以幫助他更深入地理解西方文化。

搜狐文化：對于《詩經》感興趣但尚未深入研究的讀者，您有哪些建議？

趙四方：漢代經學家鄭玄有一個很著名的故事。鄭玄家的婢女犯了錯，被人拖入泥濘之中以示懲戒。另一婢女走過來看到了，問道：“胡為乎泥中？”犯了錯的婢女回答說：“薄言往愬，逢彼之怒。”這一問一答頗有意趣。前句出自《詩經》中的《邶風•式微》，后句出自《邶風•柏舟》。關鍵是，她們用《詩經》中的文本語言完整、準確地傳達了自己的意思。這說明即使是對傳統(tǒng)社會底層的某些人群來說，《詩經》也是深入人心的經典。

我們生活的時代和傳統(tǒng)社會已經有了相當大的距離。不過在日常生活中，也未必不能發(fā)現(xiàn)經典的身影。實際上，我們依然在接觸《詩經》，感受《詩經》，雖然有些接觸可能是不自知的。比如“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雅•小旻》），“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王風•采葛》），“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等等，都是今天依然常用的文辭。如果能從自身生活經驗出發(fā)，來切近地理解《詩經》中的詩篇，不失為一個很好的學習途徑。

另一方面可能是要從大處著眼。古人認為《詩經》可以“牢籠天地，囊括古今”。如果我們單獨地看某一詩篇，或許不理解為什么《詩經》可以對應如此寬廣悠久的時空維度。孔子以《詩經》教授弟子，曾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前二句講的是人群，有個人，有社會，有政治，有家庭。后一句講的是自然。迄今為止，人類仍未超出這兩大范圍。從這個角度來看，《詩經》并不好讀，看似淺近的文本往往隱含了深遠的關懷。而《詩經》能否開顯出更高的精神層次，往往有待于詮釋者本人精神層次的提升。

《詩經》的古今注本都有很多，不妨選擇合乎自己性情的注解來看，也可以嘗試提出自己的理解。經典之為經典，一方面是其本身有豐富的內涵，另一方面是可以而且應當不斷被理解和解釋。每個人在理解和解釋經典的過程中，自身一定會發(fā)生潛移默化的轉變，因為每個人都可以在經典中看到自己。

搜狐文化：在翻譯《詩與人格》的過程中如何處理中西文化差異的？有沒有遇到過難以傳達的文化概念？

趙四方：這本書的英文書名是Poetry and Personality: Reading,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其中，exegesis和hermeneutics這兩個詞都具有鮮明的西方文化特色。在西方語境中，exegesis這個詞指向的是基督教“解經學”，主要是對《圣經》文本的解釋。而中國經學也有悠久的“解經”傳統(tǒng)。在作者看來，中國的儒、釋、道與西方哲學并不相似，反而與西方的教義文化（doctrinal culture）有許多類似之處。因而，他用exegesis來表示經學中的“解經”意涵，彰顯了中西文化作為“有經者”（the peoples of the Book）文化的這一共同面向。

我曾經考慮將exegesis譯為“注疏”。因為在中國語境里，“注”“疏”概念的成立都與“經”密不可分，也更能對應西方“解經學”的意涵。但“注疏”容易使人聯(lián)想起《十三經注疏》，而本書所討論的內容涉及多種經注，如歐陽修《詩本義》、朱熹《詩集傳》等，甚至對宋人的解經語錄也有重點探討，所以最終選定含義稍寬泛的“注解”來進行翻譯。

再如hermeneutics這個詞，目前學界有“解釋學”“闡釋學”“詮釋學”“釋義學”等多種譯法。好在作者也留意到這一現(xiàn)象，并且在書中明確標明了拼音“quanshixue”，所以這一問題反而容易解決。關于中國是否有“詮釋學”，學界實際上仍有分歧。德國漢學家顧彬（Wolfgang Kubin）認為“詮釋學”是西方相當晚近的一個詞匯，用它來考察中國學問，所產生的“中國詮釋學”，只能是“一種想象中的怪獸”。雖然本書作者也承認，在與西方詮釋學相對應的那種意義上來討論中國詮釋學恐怕還為時尚早，但我們不妨把本書視作西方漢學家從詮釋學視角來研究經學的初步嘗試。

趙四方，復旦大學歷史學學士、博士，浙江大學歷史學博士后。現(xiàn)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講師（晨暉學者）。研究領域為中國學術思想史。在《史學理論研究》《學術月刊》《文獻》《新經學》等刊物發(fā)表論文十余篇。主持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項目、上海市社科規(guī)劃年度青年課題。譯有《詩與人格：傳統(tǒng)中國的閱讀、注解與詮釋》。

文/袁立聰 審/錢琪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