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中心主任，陳尚君教授四十多年來專治唐宋文學和古典文獻。存世的五萬多首唐詩，他皆因校勘各種版本已讀過五至十遍。口誦心念，心融神會，他感悟著詩人傾訴的七情六欲、喜怒哀樂；所有涉及唐詩的互見、依托、舛訛、傳說，以及文本之存逸、完殘、是非，他也全都條分縷析、考訂取舍，竭盡所能為研究者提供可資信任的文本。他在全面占有文獻史料基礎上，點校《舊五代史》《新五代史》，為存世一句以上詩歌的近四千唐代詩人撰寫小傳，完成了《全唐詩補編》《全唐文補編》，補錄詩文達1.2萬多首（篇）。

胸中藏丘壑，筆底走龍蛇。陳尚君教授在《文史知識》雜志開設的專欄“唐人佚詩解讀”結集出版后，又奉上精神套餐《我認識的唐朝詩人》（中華書局2023年3月）。杜甫詩云：“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如果他知道陳尚君穿越千年歲月，拂去歷史塵埃，從時代背景、家族變遷、科舉事功、愛好交游等方面入手，披沙瀝金，涉筆成趣，寫出了唐代五十多位詩人的鮮活人生——金榜題名與屢戰屢敗、得意忘形與向隅而泣、顛沛流離與安身立命、天賜之福與飛來橫禍、積德行善與自取其辱……詩圣大概會感嘆“詩人百代有知音”的。

《我認識的唐朝詩人》

“誰人不譴謫？君去獨堪傷”

唐代官員被貶是家常便飯，尤其是開國五十年后，滿朝文武幸免者少之又少，有的一貶再貶，客死他鄉。神龍復辟，依附張易之兄弟的宋之問貶謫瀧州（今廣東羅定南）參軍。他經過貶官必經之地端州（今廣東肇慶），看到驛站墻壁留有“貶友”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王無競的題詩，見字如面，慨然成詠：

逐臣北地承嚴譴，

謂到南中每相見。

豈意南中歧路多，

千里萬里分鄉縣。

云搖雨散各分飛，

海闊江長音信稀。

處處山川同瘴癘，

自憐能得幾人歸？

詩人約定到嶺南經常見面，但到了嶺南才感到地域廣闊，山川險峻，氣候惡劣，生命孤危。宋之問為朋友能否生還殷憂。

宋之問既沒參與朝廷機密，更沒弄權害人，一年多后得以召回，歸途寫下《渡漢江》：“嶺外音書斷，經冬復歷春。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可《舊唐書·文苑傳》卻栽臟他逃回洛陽、賣友求榮：“及易之等敗，左遷瀧參軍。未幾逃還，匿于洛陽人張仲之家。仲之與附馬都尉王同皎等謀殺武三思，之問令兄子發其事以自贖。及同皎等獲罪，起之問為鴻臚主簿，由是深為義士所譏。”這個“惡名”他一背就是一千多年。孫犁《讀〈舊唐書〉記》采信了這一說法：“宋言行諂媚。且告發自贖，出賣朋友，市井所不忍為，出之于知名文士，其人格，不問可知矣。”

陳尚君以詩證史，摘去了這個“莫須有”的罪名：“之問是遇赦北歸，有《初承恩旨言放歸舟》述得歸心情，沿途也都有詩紀行，包括前舉之《渡漢江》，從容得很，哪有逃歸之心虛膽怯。”這位唐代前期的一流詩人，沒有像朋友駱賓王那樣選擇反抗，也沒有像朋友陳子昂那樣既有迎合又有堅守，他更多的是采取迎合順從的態度，仍不免再貶越州（今浙江紹興）長吏。他一直求生畏死，希望活著北還，但最終被唐玄宗下詔賜死。

“誰人不譴謫？君去獨堪傷。”那位寫“漢家青史上，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的戎昱，曾作《送鄭煉師貶辰州》《送辰州鄭使君》寄予同情，不旋踵自己也貶謫到這個南蠻之地。那位寫《憫農二首》的李紳飽嘗黨爭之苦，受誣告遠竄荒蠻之地，發出“端州江口連云處，始信哀猿傷客心”的浩嘆。“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張說、喬侃、李涉、楊發、楊收……他們最好的作品大多產生于被貶時期。

“風雅的精神與道德之完美誰都知道，然而生存與發展更為現實與迫切。”詩人生活在那個時代很不容易，常常天人交戰，逼上梁山。陳尚君從“作品中品味到血腥殘酷與生死掙扎”，對他們在特定環境下的抗塵走俗、干謁懾服持寬容體諒的態度。

《中國三十六詩仙圖》（局部）(日)狩野常信 繪

“眼暗文字廢，身閑道心清”

唐朝統治者奉老子為祖先，道教最受尊崇。天寶三年（744年），賀知章上疏請度為道士，唐玄宗詔令準許，親自寫詩兩首為他送行。并下詔在京城東門設立帳幕，皇太子率百官為之餞行。這是唐朝風氣，它不可避免地會影響朝廷命官的“三觀”。

陳尚君從“亂世能臣”高駢的存世詩歌爬梳剔抉，發現他軍旅之初就崇信道教了。其《步虛詞》：“青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地鶴一只。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陳尚君推測可能作于秦州刺史任上，內心如此恬淡，確實不可思議。他的《塞上曲二首》其二：“隴上征夫隴下魂，死生同恨漢將軍。不知萬里沙場苦，空舉平安火入云。”如此理解征夫之苦，或許是高駢常打勝仗的重要原因，抑或與他的道教思想有關亦未可知。

高駢因戰功、治績、朝望所系，累遷安南都護、劍南西川節度使、淮南節度使，最后駐節揚州。他在道教圣地嶺南羅浮山置辦別業，國難當頭對修道不勝向往，其《寄題羅浮別業》《訪隱者不遇》不著一點塵埃，哪像隨時準備馳騁沙場的將軍？高駢聽說與他有同樣求道熱情的王鐸當上都統，賦詩調侃：“煉汞燒鉛四十年，至今猶在藥爐前。不知子晉緣何事，只學吹簫便得仙。”他眼中的王鐸除了煉丹求仙，什么都不會，怎能率兵平亂？

其實，高駢早已沉溺祈福崇道中不能自拔。他留下的最后一首詩《與諸從事》僅存兩句：“人間無限傷心事，不得尊前折一枝。”可看出他對生命無可把握的悲哀。高駢之前何等的精明強干！他在天下分崩、四方兵火的嚴酷環境下，一手抓社會亂象治理，一手抓固本強基建設，深得朝廷仰仗。晚年“權歸群小而自己束身修道，戰火延及身邊而不思救亡之策，最終身首異處，全家蒙難”。這與他的走火入魔不無干系。

“眼暗文字廢，身閑道心清。”蘇州刺史韋應物師法陶淵明最得其風神，交卸郡事后寄居永定寺。吉州刺史閻宷任上辭官度為道士，唐德宗賜名遺榮，朝野紛紛寫詩寵行。陳陶非常自負，奔波半生，一事無成，歸隱西山，留下“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里人”憑后人吟誦。施肩吾進士高中，卻抱定歸閑決心修道洪州。他的建德同鄉徐凝，由于“爭首薦”之事，無緣進士，也加入修道行列。“大歷十才子”之一的吉中孚初為道士，還俗后累官至中書舍人，與錢起、盧綸等酬答唱和。

陳尚君揆情度理，認為官員信道乃政風、世風使然：一是“覺得做官總難免涉及錢谷，處理俗務，而辭官入道則是高尚清脫的行為”；二是“當生命垂危時，更愿棄官歸道，賀知章、閻宷都是在歸道當年去世，就可證明”。但高駢之流與信仙好佛被宦官謀殺的唐憲宗，恐怕就另有隱情，他們入戲太深、走得太遠了。

“鏗鏘哀忠義，感激懷知己”

唐代是一個崇孝、尚俠、重義的時代，許多詩人的友誼天長地久，被一代代人們所傳誦。李白與杜甫、白居易與元稹、宋之問與陳子昂、令狐楚與劉禹錫如此，韓愈與柳宗元也是一樣。

韓柳前后年登進士第，年齡相差四歲，同居京師時間也就四五年，其他時候各貶一方。陳尚君“檢閱二集，柳集中沒有與韓唱和之篇，韓集中也僅有《答柳柳州食蝦蟆》一篇”。他既為他們沒有留下唱和的不朽篇章而遺憾，更為他們君子和而不同，彼此尊重的友誼而欣慰。譬如論佛教：韓愈斥之為夷狄之法，提出“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的偏激主張，幾招殺身之禍。柳宗元敬佛，其《送僧浩初序》《送元生序》公開與之唱對臺戲。論史官：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說：“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柳宗元《與韓愈論史官書》則暢論史官之責任與擔當，希望史家秉筆直書，保存歷史真相。論天人關系：柳宗元作《天說》，首引韓愈“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然后駁其論，否認天有意志，“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等。

柳宗元臨終交代后事，墓志銘請韓愈執筆，文稿托劉禹錫代為編次并作序。韓愈此時從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刺史，立即派人攜《祭柳子厚文》前往憑吊。返京撰寫《柳子厚墓志銘》，說及劉禹錫將貶，“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柳宗元“請于朝，將拜疏，愿以柳易播”之節義。臨終前一年又應州民之請撰寫《柳州羅池廟碑》，“急切如此之為友人造神”。

“鏗鏘哀忠義，感激懷知己。”陳子昂冤死，盧藏用恪守朋友之道編次文集，撰寫祭文、別傳，第一時間對亡友蓋棺定論，奠定了后人評價陳子昂的基調。可正史寫他“有終南捷徑的投機，有奢侈縱欲的丑行，終因依附太平公主而被殺，似乎很不堪”。陳尚君為盧藏用鳴不平，覺著他值得后人立體多維地重新認識。

唐代詩人不僅對朋友講感情，甚至對政敵也講人道。李黨骨干李紳路過揚州，牛黨魁首、淮南節度使牛僧孺熱情招飲，特意安排最喜歡的小妾唱歌助興，唱的居然是李紳的樂府。牛黨干將張又新卸任北歸，荊溪船傾漂沒二子，悲戚之中作長箋向淮南節度使李紳謝罪，李紳不計前嫌，施以援助之手，據說還將二十年前眷戀的官妓送歸于張。唐代“牛李黨爭”并沒有泯滅人性，比后來北宋的新舊黨爭似乎“溫和”一些，也“文明”一些。

陳尚君收入集中的三十篇文章“盡量不重復自己與他人的見解”，從可靠文獻的反復比讀和推敲中提出一家之言，糾正了數以百計的史料闕誤，最大可能還原了唐代詩人真實的人生狀態。這種“不允許任何的虛構，也不作刻意的掩飾和拔高”的治學精神，令后學高山仰止，心向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