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余泰明（Thomas Mazanec），美國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校區（UCSB）東亞語言與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普林斯頓大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古代詩歌、唐代文學、比較文學、數字人文和翻譯研究。近日，由他發起組織的“最糟糕的中文詩歌 ”（The Worst Chinese Poetry）學術研討會反響熱烈。澎湃新聞·私家歷史對余泰明進行了專訪，談及他對中國詩歌的興趣、什么樣的詩歌被認為是“糟糕的”等問題。以下為訪談正文。

余泰明

對“糟糕”詩歌的興趣

澎湃新聞：您什么時候、什么契機開始對“糟糕的中文詩歌”有興趣的？

余泰明：我對“壞詩” （Bad Poetry）感興趣是因為擁有第一手經驗。在接觸漢學之前，我很想成為詩人。在學習詩歌創作這項技能的過程中，我寫了很多失敗的詩。我想這樣的體驗是非常普遍的：我們所有人，即使是那些最有天賦的人，也是從蒙昧無知的階段開始學習。從一無所知到如魚得水，再從如魚得水到爐火純青，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是，我們在一開始會很“糟糕”。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我的腦海中縈繞著“壞詩”這個概念。

當我成為了對唐詩有興趣的研究生后，從英文翻譯到中文原文，我閱讀了這一時期所有偉大詩人的作品——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李賀、李商隱和其他經典作品。毫無疑問，唐詩的高峰也是世界文學殿堂中瑰寶。

但我的問題是，為什么在唐詩選集里，少數幾首詩總在重復出現？我住在中國的時候，看了當時很受歡迎的節目《中國詩詞大會》和《中華好詩詞》，比賽的試題總是那些最著名、最精彩的作品。那其余的作品呢？畢竟從唐代流傳下來的作品有49190首之多（《全唐詩》42863首，《全唐詩補編》6327首），顯然，它們不可能全部都是好詩。舉例來說，學者西川在《唐詩的讀法》、漢學家柯睿（Paul Kroll）教授在學術專著中都指出，大家耳熟能詳的《唐詩三百首》只占唐詩的鳳毛麟角——少到只有0.6%。因此我非常想知道，如果博覽所有的唐詩，我們將從中學到什么。

澎湃新聞：您的博士論文和現在的研究方向是唐末詩僧，主要是貫休（832–913）和齊己（864–937?）這兩位詩僧，請問您的研究興趣和“壞詩”這個話題的聯系是什么？

余泰明：一直以來貫休和齊己的詩歌都被認為是“糟糕”的，原因主要有兩點。首先他們都來自政治衰敗的時代，許多文學評論家都相信詩歌的潮流反映了政治的潮流，所以壞的統治就會產生壞的詩歌。舉例來說，宋代的批評家吳可在他的《藏海詩話》中說“唐末人詩輕佻”。任選一部現代學者寫就的唐代詩歌史，無論是中國學者駱玉明、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還是美國學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你會發現唐末的詩歌都被忽略了，因為它們被認為不夠有趣。不過這并不是中國文學史獨有的現象，在希臘和拉丁詩歌中，人們對“古典時代晚期”（late antiquity）也持同樣的偏見。西方的古典時代晚期的詩歌，就好像中國的齊梁時代和唐末的詩歌，一直被認為流于形式、墮落頹廢、沉溺聲色、愚昧迷信、逃避現實和模仿前人。我所研究的詩僧僅僅因為在時代上比較“晚”，就被認為是“壞”的詩人。

第二個原因是因為他們都信仰佛教。中國詩歌傳統的主流一直有將佛教詩歌邊緣化的歷史。最明顯的就是人們抱有一種成見，認為僧人的詩歌有“蔬筍氣”，就像素食一樣寡淡無味，而文人的詩歌則甘腴可口。這一評論來自于宋代，它的不同版本被認為來自歐陽修和蘇軾，并且一直流傳了幾個世紀。中國學者周裕鎧和美國學者蒲杰圣（Jason Protass）也討論過這個問題。即使是在宋代以前，文人也很輕視僧人的詩，對它們只稱“偈”（gāthā）而不稱“詩”。拾得曾為自己辯護說，“我詩也是詩，有人喚作偈。詩偈總一般，讀時須子細。”幾年前我就這個問題專門寫過一篇文章，發表在漢學雜志T'oung Pao（《通報》）上。無論如何，毫無疑問的是，歷史上大多數文人認為真正的詩歌是屬于儒家學者的，僧人沒有能力創作出詩歌的杰作。盡管如此，我卻認為貫休、齊己、皎然的詩非常吸引人，與他們在文學史上糟糕甚至平庸的名聲形成鮮明對比。因此，我很想知道為什么他們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澎湃新聞：西方學者的身份如何影響您眼中“糟糕的中文詩歌”？

余泰明：我接觸中國詩歌比較晚，是20歲左右在大學里。我的成長環境中，伴隨著的是《圣經》、莎士比亞、埃德加·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羅伯特·弗羅斯特（Robert Frost）等，因此我會不自覺地從比較文學的角度看待中國詩歌。我在閱讀中國詩歌的時候，總會在我讀過的其他詩歌中尋找共鳴——英語的、法語的、希臘語的、梵語的。當你只接觸一種語言和文化的時候，深入思考很容易，但開闊思路卻很難。相反，瀏覽多種語言會讓你的思路被打開。我個人鼓勵所有學習文學的學生——無論來自哪里——至少要對兩種文化有扎實的知識，這樣可以避免在研究一個問題的時候眼界太過狹窄。

澎湃新聞：哪些前人的學術成果對您研究“糟糕的中文詩歌”有所啟發？

余泰明：目前為止，我還沒有發現專注于這個話題的學術研究，除了著名學者陳尚君一篇有關唐朝“惡詩”的博文。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有關文學品味和批評的研究是很多的。和我一起組織學術研討會“最糟糕的中文詩歌”的兩位同事，李小榮教授和徐杭平教授，都在他們的研究中提到了被邊緣化的詩歌。李小榮教授最新的學術專著研究古代香艷詩——一種曾被認為“不道德”因此屢屢被禁的詩歌種類。徐杭平教授一直在翻譯和研究余秀華的作品，作為一名身患殘疾的詩人，她的作品在性的方面也很大膽，并且曾經引起一些爭議。能夠和這兩位我一直很尊敬的學者合作“糟糕的中文詩歌”這個題目，我感到很榮幸。

“糟糕的詩歌”并不真的糟

澎湃新聞：由您牽頭組織的“最糟糕的中文詩歌”（The Worst Chinese Poetry）是一個什么樣的學術活動？

余泰明：我和我的兩位同事李小榮教授和徐杭平教授共同舉辦了這個名為“最糟糕的中文詩歌”（The Worst Chinese Poetry）的學術活動，這個項目意在使用“糟糕的詩”、“歪詩”、“壞詩”這樣的概念重新思考中國文學史。

這個活動分為三個部分：在2021年四月，我們舉行了一系列小型研討會；2021年6月進行對公眾開放的在線圓桌會議；我們最終的目標是出版一本學術專著——《最糟糕的中文詩歌：一部評論性選集》。

我和這本書的其他合編者正在為這本書最終的形式和內容密切商議。我們希望這本選集在結構上是條理清晰的，能夠緊密著圍繞著幾個重要的主題展開，并且清晰地闡釋這些主題的重要性。為了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仔細地選擇材料和有關這些材料的研究文章。目前我們還處在初步籌備的階段，因此最終入選的內容可能會有一些變化。

我們的備選話題有很多。舉例來說，我現在正在讀一些由電腦創作的古風詩歌，在風格上類似于唐詩。我所思考的問題是我們還應該用什么樣的標準去評判用電腦生成的詩歌（computer-generated poetry）——相比于人類所創作的詩歌，我們的標準應該更加寬容還是更加苛刻？一個唐代詩歌的研究專家，面對一首電腦生成的詩歌和一首由唐代不知名詩人所寫就的平庸之作，他/她是否能夠分辨？我的研究還在進行中，所以我現在還不確定這個問題是否能夠與其他與會者提出的問題相輔相成，也不能確定最終這個話題是否會進入我們的選集。

無論如何，我們都很清楚，無論我們選擇哪些內容，最終這本書都不可能是無所不包的（comprehensive），有很多詩歌的糟糕是不可否認的，但它們不一定能夠產生有趣的并且和審美或歷史有關的問題，比如那些據傳為軍閥張宗昌所做的打油詩。還有一些詩歌代表了文學史上詩歌評論的重大轉達點，但它們并沒有“壞”到可以列入“最糟糕的中國詩歌”。

會議海報

澎湃新聞：這是一個“糟糕的中文詩歌”的“吐槽大會”嗎？非學者的大眾應該如何理解這個主題？

余泰明：首先要明確，我們這里所說的“中國”更多的是一個語言文化的概念——由中國的任何一種語言文字寫下的任何東西。我們所研究的詩歌并不局限在“中國”這個國家的范圍內，也不局限于華夏文明，或者是漢族的文學。在我們會議中，有一些研究題目并不屬于狹義的“中國詩歌”，也不是“中文”的。例如，會議中包括日本和韓國的漢詩研究，也討論了漢語和滿語、漢語和法語夾雜的詩歌。在時間上，我們的范圍也很廣闊，最早的研究對象是《詩經》和《楚辭》，也有最近三年內創作的網絡詩歌。

另外，并非由我們（這個活動的組織者和參與者）認定哪些詩是“壞詩”。如果把我們對于好壞的觀點加諸于聽眾，那么這個會議就很無趣了。作為學者，我們負責發現和梳理出哪些詩歌在歷史上被認為是“壞”的并且研究其深層原因，這才是有趣的問題。

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對一些看似“反常”的詩歌做出嚴肅的討論。“糟糕的詩”在此處絕不是一個負面的概念。我們作為學者并不認為這些詩歌是糟糕的，恰恰相反，我們認為這些在歷史上被認為“壞”詩歌也是最有意思的詩。我們仔細地研究中國文學史中對一些詩歌不那么正面的評論，并且試圖找出這些評論背后美學、政治、道德、社會等方面的原因。

澎湃新聞：在會議上討論了哪些“壞詩”，能否舉一兩個例子？

余泰明：有趣的例子非常多，美國西方文理大學張楣楣教授引用了宋代王安石的《懷元度四首 其二》：

舍南舍北皆春水，

恰似蒲萄初酦醅。

不見秘書心若失，

百年多病獨登臺。

全詩第一、三、四句用的是杜甫的詩，第二句用的則是李白的詩。每句詩在新的語境中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從現代、西方的角度看，這可能會被認為是一首“壞詩”，因為這首詩是非原創的（unoriginal）——既沒有抒發王安石的情感，也讓不了解中國古代詩歌傳統的人摸不到頭腦。第二句詩在此處甚至顯得滑稽可笑：把“春水”比做發酵的葡萄酒，從顏色和氣味上似乎都不對。

但是古代的讀者對這首詩的抨擊點則是完全不同的問題——這首詩前兩句和后兩句的不協調。前兩句描繪出一幅充滿活力和希望的春天圖景，而后兩句則是對離亂和老去的悲嘆。對于古代的讀者，這首詩沒有一個統一（unify）全詩的情緒或者畫面，因此被認為是一首壞詩，而這恰恰說明了過去的讀者對于詩歌懷有怎樣的期待，而這種期待又與現代的讀者多么不同。

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的戴文琛（Vincent Durand-Dastès）教授引用了清代一篇關于“放屁”的“賦”：

其為聲也，非金非石，非絲非竹；或裂帛而振響，或連珠而疊出，或啞啞而細語，或咄咄而疾呼；或為唏，或為咦，為呢喃，為叱吒，為禽啼獸吼，百怪之奇音。

在施之者，幸智巧之有馀；而受之者，笑廉恥之不足。

其為物也，如獸之獍，如鳥之鴟，如黍稷之稂莠，如草木之荊棘，擬以罪而罪無可擬，施以刑而刑無可施。

其為害也，驚心振耳，污商彝夏鼎之光；繡繻錦服，掩其燦爛；珠宮貝闕，晦其琳瑯。

眾所周知，“賦”一種起源于漢朝的、備受尊崇的文體，它的風格華麗而夸張，多用于描寫輝煌的帝都和隆重的出獵等。而這篇賦卻使用浮夸地語言去描寫放屁，以獲得一種滑稽的效果。它的“糟糕”之處，顯然在于內容的“粗俗”（vulgarity），以及濫用（misuse）“賦”這一享有崇高地位的文體去寫作這樣一個主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幾乎有點像美國牙醫兼詩人蘇萊曼·布朗的作品《牙頌》（Dentologia）——一首發表于1840年的、有關牙齒疾病的英文“史詩”。從另一個層面來說，“壞”有的時候來自于一個學者的“賣弄”（pedantry），而造就這樣一個人物則需要一個完整的經典教育系統。

澎湃新聞：可以談談那些最偉大的詩人比如李白、杜甫的“壞詩”嗎？

余泰明：偉大詩人的“敗筆”要比糟糕的詩人所寫的“壞詩”更有意思。有一本經典的英文“壞詩”選集《毛絨玩具貓頭鷹：一本壞詩的選集》，在序言中，編者溫德漢姆·劉易斯（Wyndham Lewis）和查爾斯·李（Charles Lee）討論了這個問題。他們把這種敗筆歸因于“突降”（bathos，一個文學概念，指寫作的用詞突然從正式變為庸俗荒謬，并非一定是刻意的）——“當情況急轉直下，從高峰跌到谷底，詩人越著名，這種下滑就越令人難以忘懷，登高跌重得越響亮。”

以杜甫為例，他在詩歌經典中的地位可以說是至高無上的，這造成了兩個結果：一、他的作品現存的數量是極其龐大的（有一種說法是1158首，在唐代排名第二，僅次于白居易的2643首），這就意味著單純從概率上來說，很可能會有不那么出色的作品。二、因為杜甫享有崇高的地位，那些提倡偶像破壞（iconoclastic）的批評者會更多地把他作為攻擊目標。舉例來說，在我們會議中，香港浸會大學的周琛（Chen Zhang）教授討論了王夫之。王夫之很崇拜杜甫的一些詩歌，但是卻認為另外一些非常“汗漫”（過分的）、“縱橫”（缺乏節制的）、“非分相推”（不正確地假定一些事情）、“鄙”（太過尖刻）、“俗丑”（太過粗俗）、“雜沓”（亂七八糟）。從張教授引用的這段話中可以窺見一二：

評杜甫漫成（1021）

杜詩情事樸率者，唯此自有風味，過是則有“鵝鴨宜長數”、“計拙無衣食”、“老翁難早出”一流語，先已自墮塵土，非但學之者拙，似之者死也。杜又有一種門面攤子句，往往取驚俗目，如“水流心不競，云在意俱遲”，裝名理為腔殼；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擺忠孝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術學問器量大敗闕處。或加以不虞之譽，則紫之奪朱，其來久矣。七月、東山、大明、小毖，何嘗如此哉！

“糟糕的詩歌”是一個深刻的文學概念

澎湃新聞：這個學術項目中，您認為最有意思和最具創新性的話題是哪些？

余泰明：當我們想到詩歌的時候，我們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偉大的作品。讀者想要讀最好的作品，老師也想要教最優美和最有趣的詩。作為學者，我們需要解釋什么造就了好詩，為什么它們可以對我們產生深遠的影響。然而，從邏輯上說，歷史上的大多數詩歌都稱不上偉大。事實上，杰出的作品才是“例外”（exceptions）——它們被認為是好詩，因為它們具有突破性。這是文學史的悖論（paradox）——我們用一兩個偉大的詩人去代表一個時代（例如莎士比亞被視為伊麗莎白文學時期的代表），但這些詩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們超越了所處的時代。而被認為平庸甚至不那么好的詩歌，反而更能代表一個時代。直到近些年來，定量研究的新發展才向我們展示出從前只關注杰作是一葉障目的。

好的詩歌都是相似的，壞的詩歌各有各的“壞法”，我們想知道的是“誰”來定性一首詩是壞的，而標準又是什么。“糟糕的詩”這個概念，可以讓大多數人產生共鳴——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都寫過糟糕的詩或是嘲笑過我們認為糟糕的詩。從另一方面來說，給一首詩扣上“糟糕”的帽子掩飾了很多重要的問題，在我們的研討會，很多與會者都探究了這些問題。比如說：是誰決定了“壞詩”的標準，而誰又被排除在外了？為什么？人們對于詩歌好壞的判斷是如何隨著時間而改變的？哪些“壞”的特質是中國詩歌獨有的，而又有哪些是廣泛存在于不同文化中的？

澎湃新聞：“糟糕的詩歌”這個概念告訴了我們什么？

余泰明：“糟糕的詩歌”顯示出經典（canon）的不確定性（contingency）。很多現在被認定為“杰作”（masterpiece）的文學作品，都曾經在某一個階段被斥為“壞詩”，直到屬于它們的時代到來。

英國浪漫主義代表詩人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在被譽為他所在的時代最具創新性的作家之前，有很長一段時間被認為是“瘋子”。英國玄學派詩人約翰·多恩（John Donne）長時間籍籍無名，直到T·S·艾略特對他推崇備至，其作品才重新煥發生機。中國唐朝詩僧寒山從未在佛教圈以外獲得知名度，直到二十世紀，他的詩歌通俗的語言和驚人的意象才吸引了中國、日本和美國的現代評論家。當我們閱讀“中國文學”或者“英國文學”的時候，對于大家所關注那些作品，它們的成功從來就不是必然的，它們是一代代人選擇之后的結果，在這種選擇中，一些作品被保留和贊譽，而另一些則被摧毀和拋棄。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例子是西方著名的“厄恩·馬利騙局”（Ern Malley hoax），在上個世紀40年代，澳大利亞兩位極其厭惡現代主義（Modernism）的詩人故意寫了一些內容糟糕且雜亂無章的詩歌，投稿給一個現代主義文學的刊物《憤怒的企鵝》（Angry Penguins）。《憤怒的企鵝》發表了這些詩，接著這兩位詩人透露了他們只是在惡作劇。雖然編輯得知真相以后十分尷尬，但他接著為這些詩作了辯護，他說這兩位詩人并沒有成功地寫出糟糕的詩歌，而是意外地寫出了好詩！而很多那一時代的著名詩人，如約翰·阿什伯里（John Ashbery）也隨后表示同意并稱贊了那些詩作。

因此，當我想到“糟糕詩歌”在其他文化中有趣的案例時，我也想知道在中國古代是否也有類似的例子。這些例子引起了一個有關“糟糕”和“意圖”（intention）的很有趣的理論問題：作者的意圖真的要緊嗎？“想要追求失敗但是失敗了”這件事是可能發生的嗎？如果可能的話，“沒能如愿失敗”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成功”嗎？

另外，很多詩歌被叫做“壞詩”，僅僅是因為它們出自社會邊緣群體（marginalized groups）之手。在中國文學史上，社會邊緣人通常是指女性、僧人、宦官、商人、業余愛好者、殘疾人、少數族裔的詩歌。相比于受到過正統經典教育的男性——我們稱之為“文人”（literati）的作品，這些邊緣群體的詩歌往往被忽略。而關注“壞詩”會促使我們去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這些人的詩歌會有系統、有組織地（systematically）忽視？

澎湃新聞：除了時代的原因和邊緣群體的原因，還有哪些原因會讓人們覺得一首詩是“糟糕”的，可以舉例說明嗎？

余泰明：讓人們覺得一首詩是糟糕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詩的風格不符合大眾審美。例如我在這次的會議中討論的賈島和“苦吟”。從晚唐到五代，“苦吟”詩風都很受歡迎。人們喜歡這類詩是因為它們體現出高超的創作技巧——律詩中對偶句的精巧在這類詩中發揮的淋漓盡致，創作也都經過了長時間的精雕細琢。然而到了北宋，這類詩成為了嘲笑的對象，因為它們看起來用力過度且不自然——完全不是自發產生的（spontaneous）。由此可見，隨著時代的變化，好詩的標準也變化了。

因此，如果你喜歡巧妙工整的對偶句，就會喜歡賈島《宿山寺》中的“流星透疏木，走月逆行云”。但如果你覺得對偶句太僵化呆板了，就會覺得這是一首“壞”詩。明末清初的批評家黃生（1622–1696）在他的《詩塵》里說賈島這句詩歌里的“流”和“走”對得過于工整，就像是“合掌”一般嚴絲合縫，但這種境界恰恰是晚唐詩人所最推崇的。

有關審美問題的另一個例子出現在中國詩人模仿外來風格的時候。當一個詩人把外來的風格引入中國文化傳統，讀者既有可能接受，也有可能排斥。如果他們接受，就會說這種外來風格絕妙而有新意，如果他們排斥，就會說這種外來風格古怪而拙劣。很顯然，在二十世紀早期，當現代主義詩人使用外來的、前衛的風格——如“未來主義”（Futurism）和“象征主義”（Symbolism），這一點是很清晰的（在我們的會議中葉珂[Chloe Estep]和周安琪[Angie Chau]討論了這個問題）。但這并不是現代詩歌中獨有的問題。在中國的南北朝，當印度的佛教詩歌被譯介到中國，也有中國詩人改編和模仿。從審美標準上來說，梵語和中文天差地別，因為梵語作為一門語言，非常喜歡繁復的點綴（alaṃkāra，古漢語中稱為“莊嚴”或者“裝飾”），因此梵文風格的詩歌翻譯成漢語會顯得奇怪和生硬。Diego Loukota在我們的會議中討論《佛本行》這首有關佛陀生平的史詩時闡述了這個問題。

讓人們覺得一首詩很“壞”的另一個原因是它被認為不符合道德規范，從而腐蝕讀或者聽到它的人的思想。在中國文學傳統的源頭，就有這樣的問題。孔子說：“放鄭聲......鄭聲淫。”唐朝韓偓（844-923）的詩歌和更晚一些的香艷詩也受到過同樣的批評（后者在李小榮教授的研究中有詳細介紹）。有趣的是，《全唐詩》的編者們決定不收入僧人的詩——偈和道人的詩——咒也是出于同樣的原因。他們是這樣說的：“至釋、道章咒偈頌等類，全行刪去，以防流弊，以正人心。”

澎湃新聞：這個研究題目如何與中國的詩歌研究對話？

余泰明：首先我可能想要質疑一下這個問題的前提，即“中國的詩歌研究”和“國際的詩歌研究”有著涇渭分明的差異。

一直以來，中國詩歌研究都是一個國際學術領域。有關中國唐詩最早的研究著作，出自一位日本僧侶空海（774-835），在唐朝時他留學到中國，把大量中國的詩集帶回日本。學者張伯偉的很多研究都是關于古代日本、韓國和許多其他國家對中國詩歌的研究的。

在現代，中國詩歌研究在很多國家都充滿活力——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荷蘭、日本、新加坡等，當然也包括中國大陸本身。大家做研究的風格可能略有不同，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在同時跨越國與國的分界線。在美國大學里，許多博士生都來自中國，并且在畢業后回到中國。美國的學者幾乎都會在中國學習一年、在日本學習一年。研究上的國際合作越來越常見：我和臺灣政治大學的劉昭麟教授合著過，并且翻譯過中南民族大學王兆鵬教授和武漢大學喬俊軍的文章。很多學者都用多于一種語言發表文章，其中包括我非常崇拜的賈晉華教授。我們的學術會議“最糟糕的中文詩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有來自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意大利、馬來西亞等諸多國家的學者。

我由衷希望無論何種語言文學的研究都可以持續國際化，不要制造藩籬去分“彼”和“此”。我發現許多最杰出的中國文學學者都可以使用很多種語言——饒宗頤和錢鍾書是最經典的例子。我還常常想到我在復旦大學的老師陳引馳教授和朱剛教授。與此同時，我也希望研究美國文學的美國學者可以閱讀英文以外的學術研究成果。

澎湃新聞：您希望學者們在未來如何利用“最糟糕的中文詩歌”會議和學術專著所帶來的研究成果？這個“糟糕詩歌”的主題是否具有文學研究之外的啟示？

余泰明：在會議和學術專著都完成以后，我個人希望在加州大學圣塔芭芭拉分校開設一門有關“最糟糕詩歌”的課程，這門課程不僅包括中文和英文詩，也會涉及到其他文學傳統。我想這將是教授本科生世界文學的一種很好的方式，也許當一個人說一首詩“糟糕”的時候，學生們就不會再被這種說法嚇到！不過在課堂以外，我希望這個題目可以促使人們去思考我們是怎樣接觸文學史的。舉例來說，我希望那些以寫一部全面的文學史為理想的學者們，能夠思考他們是否只是在強調詩歌經典中的滄海一粟，還是在對完整的文學領域的發展——好的和壞的——都做出了解釋。

“壞”（badness）這個概念并不只局限于文學研究領域，比如，對于壞的翻譯作品的研究，可以讓我們審視很多有關多種語言文化的問題，以及如何匹配不同語言的問題，對于“壞的科學”和“壞的哲學”的研究，可以讓我們探尋知識是如何在社會中被建構起來的。這個主題擁有無限的潛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