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詩歌的修養，我內心的力量又是強大的，高傲的，甚至是蔑視很多同年齡人的：他們很少有人能夠超越我！即使是高中階段能夠考取名牌大學、出國深造的同學，在他們面前，我依然不覺得自己哪兒差勁！

居一，本名曾居一，漢族，1963年出生于貴州納雍，1985年畢業于畢節師專中文系，現居深圳。詩歌分子，媒體策劃人，危機公關資深人士。作品散見于《星星》《綠風》《山花》《飛天》《花溪》《高原》等刊物。出版詩集《夢見蝙蝠》《冥想集》。廣東省作家協會會員。

蔣能：在“鴿子花城·詩鄉納雍”2017年納雍縣新年詩會上，很多人包括我在內第一次聽到你談及詩歌的力量——詩歌讓你贏得生命，獲得愛情。詩人漠血說過：“詩人的良心是一種免費的政治，因為我熱愛詩歌，所以我是好人”。詩歌令人心地善良，詩歌讓人明心見性，真正的詩歌是人類至上的“宗教”。在一套由浙江省作協編選的叢書里，要求作者談談“我和詩歌”的關系時，我說：“詩歌讓我疼痛和清醒，詩歌給我快樂和憂傷。”說出這句話后，我發現，這句話不僅適合于我，還適合于很多人。也有“詩人是社會最為敏感的神經”的說法。我看過你的一些生活軌跡，畢節、納雍、貴陽、昆明、深圳，每兩個站點之間，都充斥著一個詩人太多的無奈和選擇，試想20多年前，當眾人都在削尖腦殼尋找一個“鐵飯碗”時，作為一名擁有固定工作的人民教師，你卻毅然從納雍二中辭了職，在當時，如此“反常”的舉動，恐怕也只有詩人才會這么做吧？！可以說，詩歌讓你對生命、生存、生活有了非一般人的思考，成就了一個詩人向往自由，不安于現狀的野性和特質。在每兩個站點之間，都會面臨著太多取舍，或取，或舍，你自己內心的標準是什么？詩歌在你的人生中，處于一種什么位置，或者說作用？

居一：我這樣想：如果我沒有與詩歌發生關系，此生、現在是什么狀態？流氓，或者流民？唯唯諾諾以求茍活的小公務員？抑或一個可能“土豪”的納雍籍商人？熟悉我的出生環境的人，應該明白我說的是什么意思。我的故鄉是納雍西北方向十五華里的自戛村，四面環山，一個自西向東的拉長的巨大的口袋型大峽谷，西部是杓座大山，從山腳下的滑竹箐到下游“原來的英底公社”通徳河，數十里的高山峽谷，以及兩岸貧瘠的山野坡地，是我童年、少年，割草放牛的廣闊天地。我現在不時還在回憶，每到冬天，除了放牛，還背著背簍、提著撮箕滿山遍野地撿拾牛糞……說到這點，我特別感恩苦蕎和洋芋這兩種農作物，因為它們是我的命，讓我能夠活下來。但僅此是不夠的，因為和我一起生與斯、長與斯的人，有流氓、小偷、騙子、毒販，也有在地下煤窯終年不見天日挖煤為生的同村兄弟——他們，不少人已經因煤窯塌方而早已作古，縱使有幸活著的，和我同樣年紀，也已經佝僂著腰板，進入疾病和貧困的晚年了。可以說，我上面提到的這些生命形態或角色，幾乎都與這片土地上成長的我擦肩而過，對我這種不安于現狀的人，透過歲月的煙云回望，我簡直就是從這些影子里走出來的。而最本質的能量和動力，就我而言，是詩歌。是詩歌的修養，以及我最終與詩歌發生了奇妙的關系：少年時代飽讀詩書，中學、大學時代就已投入詩歌寫作。我曾經在《詩歌的力量》一文中記述一個真實的故事，大意是我的一個親戚加仇人，在我十歲讀初一時某次上學的路上尾隨著我，天氣籠罩著陰霾，有置我于死地的惡念，可他素來敬畏我們家庭的文化教育（所謂書香門第），卻因為敵意而難以體驗和分享，在欲加害于我的惡念出現的時候，渴望傾聽我吟誦古詩的美好想法竟然占了上風——就這樣逃過大劫。這事是多年以后我師范學校畢業以后其人親自對我泄露的……

我還必須第一次透露，直到參加工作以前，我的生命靠兩樣東西像脊梁一樣支撐著：自卑和詩歌。這從上初中開始。與出生于縣城和城市的干部子弟相比，在社會等級和物質貧困上，我內心是矮小的、自卑的，但因為詩歌的修養，我內心的力量又是強大的，高傲的，甚至是蔑視很多同年齡人的：他們很少有人能夠超越我！即使是高中階段能夠考取名牌大學、出國深造的同學，在他們面前，我依然不覺得自己哪兒差勁！我在高中階段，已經開始詩歌寫作和小說創作練習了，那可是一九七九年以前。

時至今日，我可以說這樣的話：一個人的一生，出生在什么家庭、環境、地域、甚至國度，似乎并不重要，但是，他不能夠沒有詩歌的修養！有了詩歌的修養，一個人完全可以不考慮信仰什么宗教（當然這不排斥詩人信仰宗教）。有了詩歌，一個人，即使是惡人，也會變為善的、真的，因為惡的質地拓寬了他生命的疆域，當有了詩歌，美就會轉化為善進入他的生命，強化他生命的深度與境界。這方面，我首先想起法國詩人維庸。從這個意義上說，詩歌是最具有普世拯救功能的神秘能量！

這樣的信念，直接導致我以后的生命行為和軌跡：熱愛詩歌，鐘情并且投入詩歌女神的懷抱，在詩歌的光芒和照耀下，從一個被“社會”污染的人，逐漸向一個“自由、逍遙”的“真人”，在無限距離中，移動、返回、又繼續移動，走向靠近……

這兒，我要說，來自詩歌的力量，不一定是最積極的、唯美的、能夠真正意義上拯救人的，這就是詩歌與宗教的差別。因此，詩歌的本色，本質上是世俗的。自然，詩歌在生活、名利、意識形態等等的介入方面，必然會損害詩歌本身，當然，也損害通過詩歌進入社會的人，特別是詩人。因為詩人首先是人，要像人一樣活著，要追求物質生活、要靠名譽、地位、尊嚴活在現實中。所以，現實這個巨大的“力的場”中，沒有誰能夠擺脫來自各方面的力的拉扯，即使圣賢也做不到！其實，詩就在這個巨大的“場”中，像深海底下洶涌的暗流一樣時刻奔涌，關鍵是詩者本身到了什么樣的狀態，在天地之間，吸取了哪些方向的能量，修為到了什么境界，具有的什么樣的“眼睛”，“觀照到了什么樣的生命鏡像”。

在一個詩人的成長史中，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鏡像，不同的天賦、修養，也將有不同的鏡像。由是覺得，一個詩人，只要他還在寫詩，他人就不能魯莽地對他的詩歌成就下結論。詩人，還在路上。

我現在的身份，依然是三十多年前的身份，一個小學教員。盡管從一九九三年，我就率先下海經商，企圖通過物質生活層次的改變，而改變一切。現實證明，幾乎沒有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詩人，經商能夠成功。而物質上的富有，并不能夠保證你一定過得逍遙、幸福，成為一個好詩人。成功也沒有一個標準，這只能是一個懸案。但必須肯定的是，人的一生，多走幾個彎路，走多大彎路，與少走，不走彎路，格局是不一樣的。所經歷的風雨、坎坷、人事的界面，注定會在其內心得到轉化，至于轉化為什么樣的景象，天下各路詩人的作品，就是答案。

對于我的詩歌成長史，練習史，或者說，內心修煉以及表達歷史，我很樂意回顧，并且和納雍詩人們分享（對外則沒有意義），以期互勉，互為進步。

蔣能：在“鴿子花城·詩鄉納雍”2017年筆會“詩鄉納雍”主題論壇上，貴州工程應用技術學院黨委副書記湯宇華介紹，他們想從文化角度，編寫一部校史，他說：“比如今天在場的居一，我想，肯定是濃墨重彩的一筆。”當大家在談論貴州文化現象時，總是少不了黔西北詩歌現象。黔西北詩歌現象由陽山詩歌現象、楊家塘詩歌現象和納雍詩歌現象組成，可以說，構建早期納雍詩歌現象的詩人，大部分都經歷過陽山詩歌現象或楊家塘詩歌現象，而你，正是經歷了楊家塘詩歌現象和納雍詩歌現象的詩人。

居一在接受媒體采訪

時間回到1981年，梅斯、付恩麗、流韻、張永光、祿琴……那時，你們風華正茂，自由自在，寫詩，出墻報，辦刊物，大伙一起學習、交流，吃飯，無羈無絆。那時你已經成為了一定范圍內的公眾人物，不但學生和老師認識你，而且社會上很多人都認識你。可以說，是詩歌把你置于眾人目光的焦點，詩歌讓你變得與眾不同……你現在看來，那時對詩歌的追求屬于一種什么狀態？對你之后的寫作產生了什么影響？

居一：在畢節學習或者在納雍工作的時期，我一直清醒地說自己，最多算“烏蒙山的半個詩人”，現在來看，連半個詩人都不是。楊家塘的練習階段，是迷人的美好的回憶，青春、愛情、詩歌，心靈的自由，內心與自我的形成，對學業的荒廢與無視等等，說真的，在后來從事的教育工作中，師范教育學業成績的不如人意，并不影響我教育的能量，反而得到了異常的發揮，如有神力。再加上我最先學的是數學專業，抽象的與高蹈的數學思維、再加上個人的稟賦，至今回想，我依然是滿意的。當然，在詩寫成績上，即使是今天，只要作品成為過去，我都不是那么滿意。所以，當年，顏若水寫楊家塘詩歌，我再三托付，請別提我。而本質上，我的楊家塘階段詩歌，連入口都沒有找到，不客氣地說，模仿階段吧，沒有什么。

蔣能：張大偉、許月良、翁炎科、王良慶主編的《擁抱太陽》（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1994年7月）集中收錄全國100首“教育詩”，你的兩首詩歌《越過頌歌》和《我一生，將走不出父親們的微笑》入選。我們知道，你大學畢業后就從畢節回到納雍工作了，在納雍執教期間，你嘗試了大量的“教育詩”創作，還和陳俊龍、陳金平、空空、王明貴、田慶中等人開始了“高原詩歌”的嘗試性寫作。

“粉筆和教鞭/永遠不會從我手中落下/哪怕粉筆越來越大/我越來越小/有一天，被壓倒在講臺/講臺和墳墓有何不同”（《我一生，將走不出父親們的微笑》），“作為小人物，別無選擇/最好學會如何熱愛朋友的親人/如何拯救苦難深重的自己/如何力所能及，棄圣絕智/只要有一碗粗茶淡飯/就可以平靜而愉快地歌唱”（《與女兒一起讀四書》），此時，我想到了“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的詩句。師魂偉大，令人肅然起敬，師者，授之以魚，且授之以漁。作為教師和詩人的雙重身份，你如何看待“施教”和“詩教”這兩個問題？

納雍上世紀80年代出現的“高原詩歌”寫作，屬于早期中國地域詩歌寫作的范疇，那時，大涼山的吉狄馬加和納雍的陳紹陟，成為了兩個典型代表，后來，地域詩歌寫作的詩人們沿著四川大涼山，連接貴州畢節、安順、貴陽、黔南，在貴州出現了魯泓阿立、阿諾阿布、張嘉諺、吳若海、夢亦非、湄子、黃漠沙等優秀詩人。可以說，“高原詩歌”或者說“地域詩歌寫作”的影響力及其生命力之大是有目共睹的，直到今天，很多詩人還在繼續“高原詩歌”的寫作。在你看來，當下“高原詩歌”寫作與昔日有何不同？該何去何從？

居一：我的些微進步與突破是在納雍工作時期。我的高原題材和教育詩的寫作與成績，就是在這個階段。如今回顧，我自我評價一下（他人的評價總是欠準確）。先說高原詩歌。在貴州，高原詩歌的詩寫，可以說是以納雍詩人為中心的。且始于納雍詩人陳紹陟，而大背景則應該是當時的中國西部詩歌，是昌耀、章徳益等等西部詩人的作品，以及當年尋根文學的余響。但最先點燃納雍詩歌并且形成氣候的因素，是陳紹陟始于納雍土壤的質樸而憂傷的特定時期的鄉土情懷。但在每個詩者的心中，由于境界與修養、表達情懷的差異，自然是桃花、梨花、牽牛花，各不一樣。當時的成就主要體現在陳紹陟、空空、陳金平、陳俊龍和我的作品中。但如今回頭，倘要陳述，大家其實都是心照不宣，一笑了之。我在幾個大一點的場合已經表述過，地域詩歌的寫作，在貴州，當以后來的夢亦非、西楚等為參照和高度。這是一個有待繼續的詩學問題，和詩寫探索難題。倘要自我回顧，我的高原詩的寫作，如果拿來與徐源的成就相比，就差了一大截。但是地域詩歌的寫作，有其難度與局限性，除非你能夠把地域因素上升到人類學的高度，而且注入突破時間和歷史的詩性因子，最大限度地消解地域性太具象的東西，放大人類共有的東西，再以詩人天生的稟賦或者后天練就的技藝去完成，否則，這個領域的詩寫，仍然難有突破。所以，我這時期的詩歌，連及格都談不上。

至于教育詩寫作，迄今為止，不少人仍然把校園詩和教育詩混為一談。對于詩者實在是不應該的。這樣說吧，如果不拘泥于形式，《論語》《大學》《孟子》《中庸》，就是最好的教育詩，在西方，柏拉圖的《理想國》就是最經典的教育詩巨著。狹義而論，“教”無“詩”，教育詩難以寫抒情短詩，必須大敘述，詩是春風化雨，潤物細無聲，或者是“孔夫子”帶著弟子們仁山智水、祈雨、祭祀，引導弟子，在今天的時代，齊家修身治國的所有事跡的詩性書寫，是教育者與被教育者的成長狀態和生存境遇，在歷史時空中“人”的發展的悲劇性的呼喚和掙扎，是呈現和表現。這是我想的教育詩的終極景觀。早期我的練習，徒有幾個感動自己的體驗式的句子而已。以后，倘有機緣，或許可以從頭再來？

蔣能：我發現你不勤于投稿，也懶于投稿，在當下，這是一大批詩人的“通病”，更有甚者，還發表了“以不投稿為榮，以投稿為恥”的言說，我想，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詩歌不能為詩人換取生存的米粒，另一方面是“詩壇水深”，不想攪和……這也許正是你的一種寫作狀態？

居一：自九三年以后，我的生命或生存軌跡，在我的寫作中體現為城市題材的進入，它既有別于八十年代末期上海詩人的城市詩歌，又不同與后來風行一時的打工詩歌。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始終保持一個詩者必須有的理性與自覺。當然，如何平衡，對于每一個詩者，是充滿難度的，如何抵抗詩歌界各種誘惑是一個認真的詩人終身必須具備的功夫。對于我來說，這既是我近年來的寫作狀態的反應，也是我所有詩歌行為后面的真意：我現在越來越注意和浮躁的詩人、詩事保持應有的距離了。投稿、辦刊物、舉行活動等等，不一而足。我的做法是，有些詩人，此生見過了，似乎沒有再見的必要。有些必然要常見，但一年一次是否頻率太密集了？有些活動，倘若不僅僅是詩歌，參與干嘛？投稿呢？愿意則投，傳播總是好事。當然，懶得投，不為名聲所驅使，也沒有錯。想怎樣就怎樣。詩歌發展到今天，最大的進步就是，詩人們都明白，“詩歌是極其個人化的東西”，深入淺出一點，是一個詩者在天地之間、人間事態中自我觀照的產物而已……

關于我自身的詩寫，這么多年的寫作都屬于練習。說成績，沒有。說方向，似乎對路了。但沒有文本，仍然是白說，或者吹牛。倘若要句話概括，則是基本都是在生存的困厄中突圍、修煉、觀自在，諦聽可知不可見的未來，然后試圖言說。但從終極意義上說，凡付諸言詞的，或者都不是好詩。近幾年來，我學習參禪，有些許體會。卻要說一句，有人說“禪是詩家切玉刀”，這句話需要警惕，在中國詩人中，唯有王維和當代詩人洛夫玩到最好處，其他大多數人，都敗筆累累，甚至把“禪詩”局限在風景詩自然詩的狹隘領域了。禪不僅是靜的，更是動與變的萬事萬物。而且禪其實不僅僅是中國文化的專利，世界文化歷史中，西方也有。只是在中國過于顯態，美學積淀深厚。禪的思維對詩歌有用，因為禪是不可言說的，而詩歌卻又不得不說，禪到詩中，如果說出，就不是禪，而是理了，這就傷害了詩歌。火候如何拿捏，我依然不得而知了。因為我仍然在練習中，沒有好作品。

蔣能：你生活在深圳，一個人默默寫詩，參與深圳《大象詩志》編輯，近年來，還不時參加深圳的詩歌活動。可以說，深圳云集了來自全國的很多優秀詩人，經常有大大小小的詩歌活動，你作為一名納雍籍詩人，會不會用納雍和深圳的詩歌氣象相比較，我們納雍是否可以借鑒“深圳經驗”？你對“詩鄉納雍”文化建設有何看法和建議？

居一：對于納雍的詩歌發展和建設意見，倘若一定要表達看法，我這樣看：納雍詩歌的起點不錯，也有高于其他的傳統底氣，但是格局有待擴大。詩人們的視野也應該放寬些，不僅不要在省內，也不要局限在國內。要放在世界詩歌的大格局中去，放在未來世界詩歌史的格局中去。每個詩人，都應該把自己先投放到今天社會的全球大背景中去，然后，再內化，潛入自己的內心，越深越好，想一想織金溶洞奇觀，就是黔西北喀斯特特殊地質內化的結果。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即使是龐德的《比薩詩章》，或者里爾克的《杜依諾哀歌》，都是這方面的典范之作。納雍詩人，要快速進入自覺的寫作狀態，不可浮躁，不可為功利寫作而浪費才情和時間。至于傳播、辦刊、出書，當然必須做。“詩鄉納雍”的建設，實際上不是詩人們的事情，詩人只管努力寫好自己的詩歌，大家的詩歌都寫得不錯，自然是“詩鄉”。“詩鄉”標簽或品牌塑造等等是地方政府文化部門操作的事情，自然有人去完成，詩人只是詩人，不要變成什么文化掮客，如果去折騰，且參與過多，就偏離本位了。

（本文作者蔣能，80后，貴州納雍人，貴州省作家協會會員，貴州省詩人協會理事，詩歌民刊《一首詩》主編。

曾任貴州民族報《民族文學周刊》編輯、記者，當代貴州《少年與法》雜志編輯部主任。

參與編寫納雍縣高中語文校本教材《納雍詩文閱讀與欣賞》，參與策劃“首屆貴州詩歌節”“‘鴿子花城·詩鄉納雍’2017年筆會”等活動。

出版詩集《錯枝》（中國文聯出版社，2014年8月）、《大坪箐》（北京日報出版社，2015年12月）、《花們》（四川民族出版社，2016年11月）。2015年獲第二屆尹珍詩歌獎。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