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作為一部反映封建社會政治生活的優秀長篇歷史小說，書中所涉及的“忠義”觀相當復雜，表現忠義的地方也很多。小說的第一回，就以“宴桃園豪杰三結義”作為開篇，安排了作品的主要正面人物劉、關、張的出場。他們萍水相逢，互相愛慕，在共同的政治理想的基礎上結為“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的異姓兄弟。“桃園結義”成為全書的開端，從而確定了人物的關系和全書內容的重點。在《三國演義》許多章回里，也多次的以“義”為題。例如，“勤王室馬騰舉義”（第10回），“會古城主臣聚義”（第28回），“關云長義釋曹操”（第50回），“張翼德義釋嚴顏”（第63回），“諸葛誕義討司馬昭”（第111回）等等。《三國演義》還塑造了許多忠義英雄形象，其中關羽的忠義形象深受人民群眾喜愛、崇敬，并受到封建統治階級尊崇、神化，甚至各民族的統治者都把他作為忠、義、勇的化身，尊為天上的神靈。

一、關羽忠義形象的形成

    1.關羽忠義形象的雛形在民間藝術中早已出現，在宋元時期的許多作品中被不斷完善。

    宋代張耒《明道雜志》載：“京師有富家子，少孤專財，群無賴百方誘導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戲，每弄至斬關羽，頗為之泣下，囑弄者且緩之。”可見，民間藝術皮影戲中的“關公為忠義殉難”感人之深。《三國演義縱橫談·元代的三國戲》提及關羽忠義的戲有《關云長古城聚義》、《關云長千里獨行》、《劉關張桃園結義》。在元刊《三國志平話》中有“桃園結義”、“關公付印封金”的內容。

    2.關羽忠義形象在《三國演義》中得到了進一步的塑造。

在陳壽的《三國志》和其他史書中均無“劉、關、張桃園結義”的記述。而在元雜劇中虛構了“桃園結義”之事，不過雜劇中所描寫的結義故事，只停留在“禍福同當”、“英雄識英雄相見恨晚”的基礎上，思想境界顯得不高。在《三國演義》劉、關、張桃園結義的誓詞中特別點出“雖然異姓，結為兄弟，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這充分說明他們結義不僅具有共同的思想基礎，而且有明確的政治目的，且符合時代要求，這里關羽的忠義形象被塑造得更加為人民群眾喜愛。

二、關羽忠義的內涵及特點

    忠義思想是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中非常重要的一組觀念，是數千年封建社會中人們立身行事的根本，是思想道德行為的準則。忠、義這兩個概念有一般內涵和特定內涵兩個方面。從一般的涵義說，忠是指對別人盡心竭力，如“為人謀而不忠乎”；義指的是合理的，如“信近於義”。從特定的內涵說，忠就是對君王盡心竭力，對君王絕對服從；義，是指對別人，尤其是對朋友講究信用，永不變心。

    《三國演義》中的關羽，是一個以義重如山而聞名的絕倫超群的人物，義是他最突出的美德，被清代毛宗崗稱為“義絕”。對于關羽的義，我們應當怎樣去認識呢？美國漢學家羅伯特·魯爾曼認為，關羽的義“事實上有多方面的涵義，彼此很容易糾纏不清，成為解不開的死結”，“盡管官方傳記編寫人如何解釋，這位英雄人物仍表現出人生的復雜。”（《中國通俗小說與戲劇中的傳統英雄人物》）他的這一看法有一定的道理。關羽這一人物形象的形成，曾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漫長過程，因而獲得了歷久不衰的生命力。在他身上，融聚著我們民族特有的傳統道德觀念和精神，反映了古代人民獨特的審美意識。

    關羽的忠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突出桃園之義；二是強調個人道德品質修養。

    關羽信守桃園之義，書中主要是通過他和劉備、曹操三者之間的矛盾關系來體現的，這就是“關羽降曹”至“古城聚義”這幾回的內容。

    關羽降曹歷史上確有其事，《三國志·關羽傳》記載：“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說明關羽曾被曹操活捉過。到了《三國志平話》，關羽降曹就有了具體情節。先是關羽被困于一孤山，再是張遼勸降，在“關公自小讀書，看《春秋左氏傳》，曾應賢良舉……曹公愛之”的美言下，關羽提出降漢不降曹等三個條件。這就要說明他不是被打敗活捉的，而是暫時棲身。但是關羽這樣的英雄主動投降畢竟臉上無光，他投降的原因也不太明確，缺乏說服力。于是在《三國演義》中，演變成關羽真正為義而降：張遼先去說降關羽立即以義拒之：“吾今雖處絕地，視死如歸”，“吾仗忠義而死”，態度異常鮮明。張遼則抓住關羽“義氣深厚”的特點，針鋒相對地擺出戰死而造成的三大不義：一是“當初劉使君與兄結義之時，誓同生死”，而今欲死，必背當年之誓；二是“今戰死，二夫人無所依托”，“兄負卻使君倚托之重”；三是“不思期共使君匡扶漢室，拯救生靈”。如此看來，拼命而死是有負于劉備的，為大不義，不死才能與劉備共同實現桃園之誓，才是大義，而要不死，只能投降。但是關羽是一個英雄怎能輕易投降呢？于是關羽理直氣壯提出三個條件：“降漢不降曹”；養贍二位嫂嫂；“但知劉皇叔去向，不管千里萬里，便當辭去”，總之，是有條件的投降。

    關羽降曹是否失節呢？關羽所處的三國是一個群雄并起的亂世，正如書中人王粲所說，是“天下大亂，豪杰并起”，“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各派政治勢力為了稱霸中原而殊死爭斗，耍盡陰謀詭計，互相欺騙和利用，今日為友，明日為敵的現象屢見不鮮。即使劉備這樣的仁義之君，不也是先后投奔過劉恢、公孫贊、陶謙、曹操、袁紹嗎？這正是時勢使之然。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中，關羽投降曹操也就不足為怪了，更何況關羽降曹只是權宜之計，最終還是為了回到劉備的身邊，對這一點他并不隱瞞，而是嚴正聲明，光明磊落。關羽這樣做，不但取得了劉備、張飛的諒解，也被曹操所接受，這正是關羽高于其它忠義之士的地方，也是他贏得重義美譽的原因。關羽有條件的降曹，是長期以來人民群眾根據自己的愿望加在關羽身上的，這對強化關羽重義性格是關鍵的一筆。

    如果到此為止，關羽的義還是表現得不夠充分，于是便又敷衍出不見史籍而流行于民間的關羽“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故事。曹操為了留住關羽，千方百計地對他施以厚恩，“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贈送金銀美女，封侯賜爵，還特意贈送異錦戰袍和赤兔馬。但關羽卻把舊袍罩在所贈新袍上，不忘“兄之舊賜”，獲赤兔馬，也是因“若知兄長下落，雖有千里可一日見面”而喜悅。這兩個情節，生動地反映了曹操和關羽之間若即若離的復雜微妙的關系。處在曹操厚恩之下的關羽，如果只是一味地無動于衷，那就不是“義氣深厚”了。故書中又寫關羽雖然“心在漢”，卻也并非沒有思想斗爭，他曾對張遼說：“吾足知曹公待我甚厚。奈吾受劉將軍恩厚，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可見他內心還是很不安的，因此他要“立效以報曹公，然后方去”，否則就不是重義之士。關羽為曹操殺了袁紹大將顏良、文丑，但仍感到“尚有余恩未報”。當他最后離開曹操時，留下一封飽含深情的辭信，流露著無限的感慨：“三思丞相之恩，深如滄海，返念故主之義，重若丘山。去之不易，住之實難。事有先后，當還故主。”這才是重義的關羽離開曹營時的真實的思想反映，足以說明他在曹營確實經受了一場忠義的考驗，也惟其如此，才更顯現出他對劉備“義不負心，忠不顧死”的披肝瀝膽之志。

    在封建倫理道德中，君臣關系屬于“三綱”之首，它的具體體現就是忠。孔子說：“臣事君以忠”（《論語·八佾》），“事君，能致其身”，（《論語·學而》）都是要求臣對君盡忠，死而后已，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君為臣綱”一直被奉為萬古不變的最高信條。在封建道德觀念中，忠又常和義聯系在一起，義，有時指兄弟關系，“義之實，從兄是也”（孟子），有時也指君臣關系。在《三國演義》中，忠義占有突出的地位它不但是區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的主要標志，而且是維系尊卑上下、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道德規范。按照封建正統觀念，忠又是高于義的。關羽的忠義觀卻是“忠中有義，義中有忠”，而且又常常是義在忠之上。關羽為了劉備，不但做到“降漢不降曹”，“身在曹營心在漢”，而且還過五關，斬六將，千里走單騎，歷經艱險投奔了劉備。最后他兵敗麥城，在性命攸關之際義正辭嚴地回拒了諸葛瑾的勸降，“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改其節”，“身可損，名可垂于竹帛也”，終于為劉備盡義而死。很明顯，關羽對劉備的義，包含著一個新的因素，這使它從維系尊卑上下關系的原則中下降到一般人中間，成為他們在患難之中互相扶持、同甘共苦的精神紐帶，這不能不是對“三綱”的突破。清代章學誠正是在這一點上指責《三國演義》：“《演義》之最不可訓者，‘桃園結義’，甚至忘其君臣，而直稱兄弟……”當然這是針對“桃園結義”不是史實而是虛構而言的，但這正是《三國演義》具有積極進步意義的一個方面。

    關羽重義還體現在他的道德修養上。在《三國演義》中，關羽的一言一行，無一不符合儒家所提倡的道德修養的最高標準。

    在封建倫理觀念中，義往往成為評價一個人行為的標準，這一點董仲舒表述得最明確：“以仁安人，以義正我”，“義者謂宜在我者”，都是要求人們自覺地用義來約束自己的言行，遵守封建的倫理綱常。它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即對待“義和利”與“志和功”（動機和效果）關系的態度上，而關羽在這兩個方面都堪稱榜樣。

    1.關羽的忠義是重義輕利的。

    他真正做到了“正其誼不謀其利”（《漢書·董仲舒傳》），“大丈夫重義如泰山，輕利如鴻毛”（傅玄《傅子》）。他“掛印封金”即是最好的例子。其次，在志與功的關系上，關羽又“明其道不計其功”（《漢書·董仲舒傳》），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他義釋曹操。曹操在赤壁之戰中敗走華容道，遇到奉令攔截的關羽，即以“言而有信”提醒關羽當年立下的“以死答之，乃某之志”的誓言，又引用“古之人，大丈夫處世必以信義為重”的《春秋》經義來攻心，關羽“低首良久不語”，最后長嘆一聲，放走曹操。這一情節是經過作者加工改寫的。在《三國志平話》中，曹操雖以義來勸說關羽，但關羽卻不為之所動，申明“軍師言令”。曹操絕望之中忽然“面生塵霧”，這才得以脫險。在《三國演義》中，作者把老天的功勞算到了關羽的頭上，而關羽也就因此而獲得了“徹膽長存義，終身思報恩”，“獨行千里，報主之志堅，義釋華容，酬恩之誼重”的美名。

    2.關羽的忠義體現了作者的審美理想。

    關羽義釋曹操，曾被人指責為敵我不分，是從個人角度出發不顧政治原則、不顧大局的行為。其實，如果從突出關羽的義這一角度看，關羽釋曹是最能體現作者創作意圖的。評價一個人行為的善惡，看重動機不管其效果，這是長期以來儒家所提倡的道德規范，關羽義釋曹操，正是這一道德的生動體現。關羽既“報主之志堅”，又“酬恩之誼重”，這看來似乎是矛盾的兩方面，如今都在“義”這一點上得到統一。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舍身取義，都是講當義和性命相沖突時，就以生命換取義，而關羽正是這樣做的。毛宗崗對這一回評點：“拼將一死酬知已，致令千秋仰義名”，一語道破關羽義釋曹操的實質。經過這樣的藝術處理，關羽重義的品質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從而實現了作者的審美理想，同時也滿足了當時群眾的審美需要。這就是“關羽義釋曹操”的故事至今還活躍在戲曲舞臺上，保持著旺盛生命力的原因。

毫無疑問，關羽的義，是屬于封建道德范疇。對封建的道德觀，我們可以進行具體的分析，并非一棍子打倒了事。《三國演義》的成書，曾經經歷過幾百年的民間藝人的集體創造，是在民間說話、戲曲藝術的基礎上產生的，然后經過羅貫中的加工編寫。它既體現了作者獨特的審美理想，又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感情和愿望。在書中許多人物身上，傾注了處于社會中下層的人民，尤其是新興市民的思想感情，帶有強烈的時代氣息。具體到關羽對劉備的忠義，既有符合“三綱”中君臣之義的一面，又有突破“三綱”的“名為君臣，實為兄弟”的一面，而且后者較之前者影響更大。從關羽的道德修養來看，他重義輕利，不屈服于任何環境，真正保持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的偉大人格。這應是封建倫理中民主性的精華。

三、關羽是歷史上忠義的理想化的完美典型

    關羽的“義”決不是一般義氣，而是披肝瀝膽，義無反顧，比泰山還重，比生命還珍貴，它經受了各種嚴峻的考驗。作者宣揚關羽的“義”，貫穿了劉、關、張從結義到盡義的整個過程。尤其是關羽追隨劉備，“效死勿去”，并非真正受恩圖報，因為那時的劉備還處在角逐沙場、漂泊無定、甚至常無立身之地的艱難逆境。他們患難相扶，禍福同當，這就體現了人民所理想的義氣，符合人民群眾的道德觀念。

關羽的義的內涵是如此豐富，致使這一人物在歷史上同時受到了統治階級和廣大群眾的贊揚。一方面，他被封建統治者一再推崇，進爵封廟。同時，中下層知識分子也向往關羽和劉備“君臣加兄弟”的關系。另一方面，人民群眾崇尚他的重義品質，往往以此來鼓舞自已在患難之中同心休戚，組織隊伍與統治階級抗爭。關羽這一人物，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是我國古代文學中獨具特色的一個光輝的藝術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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