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談書寫佛教經典的書法作品。從佛經的書寫者來說，經生寫經是最主要的力量。所謂經生，是指古代那些從事抄寫佛經的人，這些人可以是佛門中人，也可以是一般文人。寫經的出現，從客觀需要來講，我國古代至隋唐時期才有雕版印刷，北宋中期才出現活字印刷，在此之前，要想獲得佛經，主要辦法只有靠傳抄。我們現在看見的經生寫經大都是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原因即在于此。從寫經人的主觀動機來看，寫經對于他們來說，有的是職責所在，有的是奉佛之舉，有的是謀生之道。另外，在唐以前和唐以后，都有許多人把寫經和拜佛、布施一樣，看成是一種敬佛的行動，這種行動當然是一種信仰佛教的表現，但它又與一般的信仰佛教不同，往往是為了某種特殊而具體的目的的一時之舉，尤其是在為親人祝福、為自己祈禱時如此。經可以由本人親抄，也可以請旁人代抄。比如蘇軾曾經手寫過《心經》，又曾有意要抄寫卷帙浩繁的《華嚴經》。武則天在咸亨元年（670）也為父母造《法華經》三千部。該經每部七卷，三千部計二萬一千卷，當然不會是武則天親抄，只能由經生代勞。今日尚得見跋尾半段，上書“奉為二親，敬造《妙法蓮華經》三千部。……伏愿先慈傳輝慧炬，托蔭禪云，百福莊嚴，萬靈扶護�！秉c明了為先父母薦冥福的目的。

　　經生寫經的風格，時代不同，寫者不同，風格也自然有不同。但水平容有參差，字體容有工拙，由于佛法莊嚴，寫者恭敬，整體風格基本都是分行布局整飭、續密，結字恭正、嚴謹的。這從有名的晉人寫《放光般若經》、《妙法蓮華經》等八種佛經殘卷、隋人寫《大般涅槃經》殘卷以及眾多的唐人寫經中都可看出。

　　經生寫字的書法水平怎樣？由于經生大都是社會地位不高的無名之輩，有些甚至文化素養也較低，后世不少書家因而不重寫經，稱之為經生俗書。這實在是一種世俗的偏見。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啟功先生以一代書畫鑒賞大家，高度評價經生寫經：“吾觀唐世經生楷書手之字跡，筆墨流動，結構謹嚴，常出碑上名家法度之外�！蔽覀冎�道，凡習書者無不推重顏真卿，凡臨顏字者又多從其名碑《多寶塔》人手，然而據前賢時修考證，《多寶塔碑》字體平易，無劍拔弩張之態，與顏字基本風格很不相同，正為當時的佐吏經生所代筆。由此亦可證啟功先生所言之不謬。

　　除了經生寫經而外，名書家寫經亦很普遍，名書家寫經的名碑帖也不罕見。般若部的著名佛經《金剛經》，王知敬、徐浩、柳公權、蘇軾、趙孟頫等大書家都曾書寫，今均尚存。泰山花崗巖溪床上還有大摩崖《金剛經》石刻，字大逾尺，雄偉壯麗，有人認為是北齊書家唐邕所書。草圣張旭和歐陽詢都曾寫過《心經》。趙孟頫還書寫過《四十二章經》和《法華經》，前者為他生平第一得意之作，后者是他為中峰和尚所書，就今日所存部分來看，字字精謹，無一懈筆，洵為杰作。

　　再談談塔銘院記、僧人碑傳等其它關涉佛家文字的書法作品。

　　有關塔銘院記和僧人碑傳的書法作品特別多，而且有許多是著名書家所為。這很好解釋。因為自從佛教在漢末傳入中國后，不僅很快站穩了腳跟，而且發展壯大，超過了本土的道教。歷代文人信奉佛教者既不在少數，喜與僧友接交者更是普遍，作為書法家的文人自然也不例外。他們喜好交接僧友，與之過從，談禪論道，或借以消除現實中的苦悶，或借以顯示自己的脫俗，因而他們也同樣樂意或應邀或主動地為僧友寫些塔銘、寺記、院碑之類的東西。他們與僧友交往，結下了深厚的友誼，當這些人圓寂之后，他們往往會為其書寫墓碑，甚至還親自撰文，以此來表示自己的悼念。從僧人方面說，他們雖然身在空門，但并非全絕塵事，再說文以字傳，他們也希望這些書法名家為他們書字寫經，以擴大佛教的影響，這也是弘揚佛法的一種途徑。

　　屬于塔銘院記一類的佛家文字，因對象或用途不同，有不同的名稱。有的是寺碑：《等慈寺碑》，唐代大學者顏師古撰并書�！斗ㄈA寺碑》，盛唐書法家李邕撰并書�！杜d國寺碑》，元代大書家趙孟頫書。有的是塔銘：《弘教寺塔銘》，唐代大書家歐陽詢書。《無憂王寺塔銘》，唐書家楊播書。有的是塔碑：《多寶塔碑》，唐代大書家顏真卿書。《玄秘塔碑》，唐代大書家柳公權書�！躲糁萜照账蚂`瑞塔碑》，趙孟頫撰并書。此外還有戒壇銘（如《少林寺戒壇銘》）、寺記（如《妙嚴寺記》）、題名（如《般若臺題名》）、浮圖銘（如《云居寺石浮圖銘》）等等。

　　除上述這些而外，還有一類與佛教有關的作品，數量浩大，風格鮮明，藝術價值極高，在書法史上具有標志時代的重大意義，那就是以正宗魏碑體著稱的北魏龍門造像。龍門在河南洛陽南四十里，有洞窟一千多個，造像十多萬尊，許多佛像都有題記和碑碣，其中最有名的是北魏造像中的二十種，通稱《龍門二十品》�！洱堥T二十品》刀鑿而成，棱角分明，剛毅峻潔，極具特色。以之為代表的北魏造像題記字體后來即被稱為魏碑體。魏碑體在后世的學者甚眾，許多大家的成名都是得法于它。清代的包世臣、阮元、康有為都大力崇揚過它。它與后來的歐體、顏體、柳體、蘇體、米體等同享盛譽，共同成為我國書法藝術的瑰麗珍寶。

　　從魏碑體的出現，最可看出佛教與書法兩個不同領域的互相促進。題記是為造像而設的，造像的目的是在倡導佛教，然而它實際上卻促成了魏碑書法的產生。魏碑是絕佳的書法藝術，人們在臨摹或觀賞它們的時候，又自然會對佛教、佛教史和佛教藝術有更多的了解。

　　出家僧眾，有成就者，圓寂之后，大多要立碑，造塔，以為紀念。因此他們不但有碑文，還有塔銘。如著名的玄奘三藏法師便有《玄奘法師塔銘》，為唐釋建初書，現存長安縣興教寺，字跡清疏流動。墓碑亦很多，且不乏名家手筆，如《道因法師碑》，初唐歐陽通書，歐陽通為歐體之祖歐陽詢之子，其書法深得父風，此碑亦為今日書家所愛臨習。另外象《孟法師碑》，初唐名家薛稷書�！洞笳斩U師碑》，盛唐名家李邕書。《大證禪師碑》、《不空和尚碑》，盛唐名家徐浩書。《大鑒禪師碑》，柳體創始人、中唐名家柳公權書�！冻斯舛U師碑》，中唐著名詩人劉禹錫書。劉禹錫亦為書法大家，只是其書名為詩名所掩，一般人不知曉而已。

　　可見，佛教在中國的發展歷程中，書法充當了一個頗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文以載道，在印刷技術尚不發達的古代，以寫經為主要方式的書法藝術對佛教的傳播與發展起了促進作用；另一方面，由于佛教的傳入，為中國的書法藝術提供了廣闊的題材與實踐的天地，同時，由于佛典淵深的義理和高僧們道德文章的感染，吸引了文士與書家傾心佛教，這樣，在書寫經典的當下，他們就自然地懷著莊重、恭敬的心態，從而在藝術上容易得到提煉，這一點，從現存的碑文與寫經的神韻中不難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