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之變六十年后，書生張著在金人統治下的北方，偶然間看到了一幅被譽為“神品”的北宋畫作。

這卷被后世稱為《清明上河圖》的傳世名畫，仿佛有無窮魔力，將張著帶入早已消逝的東京夢華之中，正如它在此后數百年間對每一位觀賞者所做的那樣。

張著本是燕山的一介布衣，以詩名著稱，他應是在某位收藏家的府上欣賞這幅名畫，并受邀為此畫作跋。《清明上河圖》上的跋文，為歷朝歷代文人所寫的“觀后感”，有些涉及此畫創作背景和收藏過程，是后世破解《清明上河圖》歷史疑云的線索。

其中，這篇署名“燕山張著”的跋文年代最早，提筆寥寥數語，為后人講述此畫的由來：

▲《清明上河圖》上張著的題跋。圖源：網絡

張擇端是誰？當自幼生于金國領土的張著第一次看到《清明上河圖》時，他可能也有這樣的疑問。于是，張著通過當時所能找到的史料，探尋張擇端的生平事略。

史載，張擇端出生于密州東武（今山東諸城）。北宋時，位于山東半島的密州坐擁沃野千里、通衢便利，是水陸商貿的大都會，朝廷在此置密州板橋市舶司，高麗、日本等地的商人常來此貿易往來，海上商船云集，時人稱，“商賈所聚，海舶之利，顓于富家大姓”。

張擇端從小就感受到了宋代港口城市濃郁的商業氛圍，這為他日后創作《清明上河圖》埋下了文化基因。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圖源：網絡

北宋崇文抑武，就連皇帝都鼓勵“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有女顏如玉”。生于齊魯的張擇端，盡管見證了商貿繁華，但也深受儒家文化影響，是個熱衷于“考公”的山東人，長大后游學于京師，想要通過科舉謀個差事。

可惜的是，張擇端仕運不濟，不是當官的料，只好另尋出路，最終專攻繪畫，成了一名畫家，擅長畫舟車、市場、橋梁、城郭等現實風物。根據金代的史料推測，張擇端通過了北宋翰林院的繪畫考試，成為“翰林圖畫院待詔”，并在宋徽宗宣和年間（1119-1125）向內府呈交自己的畫作。《清明上河圖》大約便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宋徽宗趙佶是歷史上有名的文藝達人，在藝術造詣方面遙遙領先于歷代皇帝，但歷史仿佛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他“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宋徽宗看過《清明上河圖》后，在卷首加“瘦筋五字簽及雙龍小印”，表示對張擇端畫作的認可。“瘦筋”又叫瘦金體，即宋徽宗的書體風格，在書法界享有盛譽。有文獻表明，這個題簽和小印到明朝正德年間還在，被部分學者認為是此畫經過徽宗之手的證明。

奇怪的是，同時期的《宣和畫譜》并沒有收錄這幅畫。

作為《清明上河圖》其中一任收藏者，明人陸完的解釋是：“蓋宣和書畫譜之作，專于蔡京，如東坡、山谷，譜皆不載，二公持正，京所深惡耳。擇端在當時，心亦非附蔡氏者，畫譜之不載擇端，猶書譜之不載蘇黃也。”

蔡京是宋徽宗眼前的紅人，執掌朝政多年，也是宋徽宗藝術上的知音，幫徽宗招攬了很多藝術界的奇才，也得到徽宗的不少賞賜，北宋天才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圖》，卷后就有蔡京的題跋。

那么，《清明上河圖》為何入不了蔡京的眼？陸完認為，蔡京是出了名的小人，不喜歡正直之臣，比如蘇東坡、黃庭堅，而張擇端應該也是個比較正派的畫家，不愿對蔡京阿諛奉承，所以就被忽視了。

張擇端的作品在后世刻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他本人在宣和畫院的足跡卻微乎其微，宋室南渡后更是“查無此人”。

他來人間這一遭，似乎就是為了留下這幅不朽的畫卷。

國寶級文物、北宋風俗畫《清明上河圖》，寬24.8厘米，長528.7厘米，曾入選清朝宮廷《石渠寶笈三編》，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畫家張擇端用散點透視構圖法，在絹本設色的畫卷上塑造了一座城，一座真正存在于12世紀的都城——汴梁。

北宋的首都汴梁（今河南開封），亦稱東京、汴京。這里原本是戰國時期魏都大梁的所在地，到隋唐時期發展為中原重鎮汴州。溝通黃河與淮河的通濟渠從汴州城流過，使其成為大運河的咽喉之地，通濟渠也有了汴河之稱。

五代十國時期，后梁、后晉、后漢、后周四個政權建都汴梁，但隨著“工商外至，絡繹無窮”，汴梁逐漸難以容納。后周的統治者對汴梁進行了大范圍的改建，擴大城址、改造舊城，并讓沿街住戶掘井、種樹、修建樓閣，遂使繁華都會初具規模。北宋建立后，宋太祖趙匡胤定都汴梁，稱為“東京開封府”。

在汴梁之前，中原王朝的理想都城是長安、洛陽。這兩座都城營建之初，是為了加強君王的統治，擁有等級森嚴的秩序、井然有序的布局，象征權力的集中，如《周禮·考工記》記載：“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汴梁崛起之前，從關中到河洛的東西軸向上，長安、洛陽經過歷代擴建、改建，多次成為中原王朝的都城。

即便是在開放包容的唐代，唐長安城已經成為東西方世界聞名的“一線城市”，可長安仍是一座帶有明顯行政特征的都城。唐長安城的宮城位于北部，形成一個皇權至上的中心，城市主干道呈現為南北中軸線，體現執中的理念。但都城中的市民仍受到嚴格的約束，作為住宅區的一百零九坊有圍墻分隔，不許經商，作為商業區的東、西兩市設在外城，每天只有日中至日落時可以自由交易。唐代詩人白居易的詩句“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形象地描述了唐長安城在坊市制度下的城市布局。

到了宋代，原本的坊市制度已被打破。

居住方面，汴梁采用開放式街巷，用廂坊制取代封閉的里坊制，舊城設四廂四十六坊，新城設六廂七十二坊，城外設九廂十四坊。廂類似于宋代都城里的街道辦事處兼派出所、消防局，每廂設“公事所”，負責處理民事糾紛、方便居民治病、防火、救火、捉賊，還有維護設施、管理街道、種植樹木、社會救濟等職能。

經商方面，宋太祖準許開夜市、鬼市，不受時間限制，“詔開封府，令京城夜市自三鼓已來，不得禁止”，也不受空間限制，店鋪分布在沿河、沿街，甚至是汴河的舟船之上。汴梁的各種行當自由發展，至少有160多行，酒店、香鋪、妓館、小食店、雜貨鋪、金銀鋪等各色商鋪館舍，分布于汴水虹橋兩岸。他們用“彩樓”“歡門”等特色招牌吸引目光，招攬客人，這在《清明上河圖》中也有所體現。畫中各種特色招牌，堪稱廣告帶貨的鼻祖。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圖源：網絡

目前已知，宋代汴梁最盛時人口已達150萬左右，是當時的世界第一大城市，集中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能工巧匠。據《東京夢華錄》記載，汴梁“舉目則青樓畫閣，繡戶珠簾。雕車競駐于天街，寶馬爭弛于御路。金翠耀目，羅綺飄香。新聲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調弦于茶坊酒肆”。

宋人對這座國際大都市充滿自豪，一如北宋駙馬柴宗慶那句詩，“曾觀大海難為水，除去梁園總是村”，在他看來，世上的所有城市和汴梁相比，都像是鄉村一樣。

歷史學家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清明上河圖》的一筆一劃，恰是陳先生此話的生動寫照。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圖源：網絡

很多學者將《清明上河圖》的內容分為三個部分。

畫卷的開篇（右端），描繪的是汴梁市郊。《東京夢華錄》記載：“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園圃，百里之內，并無闃地。”意思是，汴京郊外皆是農業區，沒有一塊空閑的地方。

五代十國時期，汴梁四周多荒地。北宋建立后，允許百姓開墾養殖，于是形成一片市郊農場。市郊不僅是糧食基地，更是牲畜、果蔬、花卉的供應地，支撐著汴京百萬人口的日常生活。在《清明上河圖》的卷首，一隊毛驢馱著重物緩緩走來，隨后映入眼簾的是一幕恬靜的鄉村風光。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圖源：網絡

《清明上河圖》的第二部分，也是畫卷的核心部分，圍繞著汴河和虹橋展開。

宋人張方平論述汴河與汴京的關系時說：“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自隋唐起，中原王朝便依賴汴河輸送江淮米糧。至北宋，汴河每年通行漕船達6000艘，運量高達700萬石，堪稱帝國經濟的“主動脈”。

宋代詞人周邦彥《汴都賦》以“惟彼汴水，貫城為渠，并洛而趨”稱贊汴河之壯闊，而另一位文人秦觀筆下“巾車錯轂，蹄踵交道，舳艫銜尾，千里不絕”的景象，亦在《清明上河圖》的汴河段躍然紙上。河邊纖夫拉纖的細節更被船舶專家席龍飛考證為符合現代懸鏈線方程，展現了古人工程智慧。

汴河上的虹橋，是北宋橋梁技術的巔峰作品之一。《東京夢華錄》載其“無柱，皆以巨木虛架，飾以丹，宛如飛虹”。畫中的虹橋碼頭區商賈云集，船只穿梭，其中一艘貨船在主航道逆流而行，船上的水手嚴陣以待，橋邊的行人紛紛注目，神情各異。虹橋之上，可以看到擺地攤的商販，仿佛至今仍在吆喝叫賣。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圖源：網絡

《清明上河圖》的第三部分，呈現的是城門內外的商鋪和行人。

城門內側，一處臨街的稅務機構再現了北宋末年的稅收場景，格外引人注目。這座敞廳式建筑緊鄰城門，廳內共有三人，居中者端坐于案前，目光緊盯桌上攤開的貨單，神情嚴肅，似是主事稅吏。左側一人躬身而立，手指單據低聲解釋，姿態謙卑。右側一人雖坐于旁側，卻側身向外，目光緊盯門外爭執的人群，仿佛在靜觀事態發展。稅吏的權威、文書的繁雜、利益的權衡，在此形成無聲的張力。

稅務機構的門外，地上堆滿規整的貨物，四人圍聚其間，將矛盾推向高潮。左側一名稅吏手持單據，低頭核對著貨品與稅額，神情冷漠；對面三名貨主則情緒激動：一人手指貨物，與稅吏高聲爭辯；另一人立于貨堆中央，雙臂揮舞，嘴部大張，像是在激烈抗議；最右側一人雖未開口，但雙手叉腰、眉頭緊鎖。爭吵聲甚至驚動了旁邊城樓上的守衛，他俯身倚欄，探頭下望。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圖源：網絡

張擇端設計這一場景的沖突并非偶然。北宋晚期，商稅繁重、官吏盤剝已成痼疾，稅吏常借“估價”之名抬高稅額，中飽私囊。畫中貨主與稅吏的對抗，恰是這一現實的縮影。

同時，《清明上河圖》也反映了北宋的貧富差距。畫中既有騎馬乘轎、隨從環繞的官人，也有纖夫、小販、匠人等辛勤勞作的勞動人民。

宋代，皇室貴族、富商巨賈過著奢靡生活，豪車美女、金石書畫一樣不少，如史書記載，“居室服用以壯麗相夸，珠璣金玉以奇巧相勝，不獨貴近，比比紛紛，日益滋甚”。平民百姓的生活卻更加腳踏實地，甚至僅能勉強糊口而已。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圖源：網絡

當時的貧富差距達到了十倍、百倍，甚至是更大的差距。就連一向樂觀的蘇軾，都有過如此感慨：“其一大富，千金日費。其一甚貧，百錢而已。”

聚集在各地城市中的，更多是普通市民。宋代打工人月工資在三貫左右，如“負薪入市得百錢”、“賣魚日不滿百錢”、“傭不習書……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錢”。這些打工人每天都只能賺一百文錢，像富人那樣一日千金的小目標，永遠都無法實現，在大都市養活一家老小更是不容易。

即便是自己創業，有些小老板的生意也僅夠糊口而已。如宋徽宗時期，江東饒州市民魯四公，在汴梁開了一家小食品店，靠煮豬羊血售賣，養活妻兒老小，每日所得不過二百錢，卻安貧守分。

還有世代賣面的許大郎一家，雖然有京城戶口，“然僅能自贍”。

還有一名滄州婦人，因“幼年母病臥床，家無父兄，日賣果于市，得贏錢數十以養母。”這說明賣水果的收入，一天為數十文錢。

很多人年少時學過的那首《蠶婦》，寫的是養蠶賣絲為生的普通婦女，其中有一句：“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像蠶婦一樣的勞動人民，即使養一輩子蠶，也難以穿上蠶絲織成的羅綺。

權貴卻還不滿足。宋徽宗為了在京城建造“壽山艮岳”，派爪牙搜刮天下名花奇石，加重對百姓的剝削。

著名畫家蔣兆和評價《清明上河圖》“遠師鄭俠之遺筆，而作后流民圖”。鄭俠在北宋熙寧年間向宋神宗獻上《流民圖》，敘述百姓所受苦難，動搖了神宗變法的決心，是歷史上以畫曲諫的案例。有學者認為，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也有諷諫之意，畫中那座無人值守的望火樓，也許預示靖康之變的到來。

▲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局部）。圖源：網絡

靖康二年（1127），南下攻陷汴梁的金人縱火焚城，燒殺擄掠，挾持徽欽二帝、宗室、妃嬪、大臣等三千多人北歸。北宋俘虜到了北方苦寒之地，“男十存四，女十存七”，無數人慘遭蹂躪侮辱，倒斃路旁。

這，就是靖康之變。北宋，至此滅亡。《清明上河圖》和汴梁城也將迎來無常的命運。

當初，宋徽宗得到《清明上河圖》后，將其賜予外戚向氏家族。向氏是宋神宗皇后的娘家，其家族深得皇帝信任。向太后的兄弟向宗回不僅精于鑒賞，還撰寫了《向氏評論圖畫記》，將《清明上河圖》定為“神品”。

北宋滅亡后，金兵攻陷汴京，向氏家族攜帶《清明上河圖》南渡未果，畫作最終流入金國民間。這一時期，金人雖以武力立國，但對中原文化推崇備至，民間藏家競相收藏北宋遺珍。《清明上河圖》在金國的流傳雖無明確記載，但其得以保存完善，這才有了張著的跋文。

元朝建立后，《清明上河圖》被收入元廷秘府，成為皇家珍藏。

然而，《清明上河圖》在元代發生了一個“烏龍事件”。

元朝本要對前代畫作進行裝裱，結果宮里有人監守自盜，將《清明上河圖》真品流出宮廷，留在秘府的是一個贗品，元朝皇帝竟然沒有發現。據記載，《清明上河圖》再次流落民間后，真定（今河北正定）太守曾短暫持有此畫，但負責保管此畫的人偷偷賣給了武林（今浙江杭州）陳彥廉。陳氏得知真定太守要討回此畫，又怕惹禍上身，所以趕緊轉賣給江西名士楊準。楊準為《清明上河圖》寫了一篇長跋，其中寫道，“卷前有徽廟標題，后有亡金諸老詩若干首”，“二百年而未甚弊壞，豈有數耶”。

元末亂世，《清明上河圖》藏于靜山周氏家中，免于戰火。這一時期，畫作雖未公開露面，但其藝術價值已為江南士林所知。

明朝宣德至正德年間（1426-1521），《清明上河圖》多次重現江湖，鈐有“李賢”“吳寬”等收藏印。正德年間，一代文壇領袖李東陽亦曾收藏此畫，他為《清明上河圖》題了一首長詩：“宋家汴都全盛時，四方玉帛梯航隨。清明上河俗所尚，傾城士女揭童兒。城中萬屋翚甍起，百貨千商集成蟻。花棚柳市圍春風，霧閣云窗粲朝綺……”

▲李東陽畫像。圖源：網絡

嘉靖年間，《清明上河圖》輾轉于長洲陸完、昆山顧懋宏等江南士人。但是，權臣嚴嵩父子的介入，又一次改變了畫作的命運。嚴嵩利用權勢，強奪《清明上河圖》，將其納入府中。直到嚴氏倒臺后，《清明上河圖》被抄沒，入明內府。萬歷年間，太監馮保得寵于皇帝，通過某些手段得到《清明上河圖》，因此，畫上鈐有馮保印。

但是，馮保被貶后，查抄的家產并未見有《清明上河圖》。當時，萬歷皇帝得知馮保的抄家情況，曾怒道：“奴黠猾，先竊而逃，未能盡得也！”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否屬于“先竊而逃”的贓物呢？《清明上河圖》此后的流傳，可佐證這一說法。

清代，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先是見于民間。乾隆年間，《清明上河圖》被學者陸費墀收藏。陸費墀當過《四庫全書》的編纂官，他去世后，畫作流入畢沅之手。畢沅為地方大員，官至陜西布政使、湖廣總督，以金石書畫收藏著稱。畢沅死后不久，因案被抄家，畫作于嘉慶年間收入清內府，從此成為紫禁城珍寶。幸好《清明上河圖》入宮是在乾隆之后，沒遭到蓋章狂魔的“肆虐”。

1924年，退位多年的末代皇帝溥儀被逐出紫禁城。此前，其弟溥杰以“賞賜”為名，將《清明上河圖》夾帶出宮，帶到天津。之后，畫作隨滿清遺老輾轉于天津、長春，一度藏于偽滿洲國“皇宮”。1945年抗戰勝利后，蘇軍接管長春，《清明上河圖》險些流落市井，幸被追回，暫存東北博物館（今遼寧省博物館），經文物專家楊仁愷鑒定，確認此卷為張擇端真跡。1953年，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移交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至今。

▲北京故宮。圖源：攝圖網授權

在《清明上河圖》九百年顛沛流離的流傳史中，真跡雖難得一見，但其摹本、仿本自明代起便層出不窮。

明代畫家仇英曾仿造張擇端本，以當時富庶的江南城市蘇州為原型，繪制重彩風俗畫《清明上河圖》。此仿本筆法細膩，色彩富麗，成為后世仿作的范本。明人李日華在《味水軒日記》中記載：“京師雜買鋪，每《上河圖》一卷，定價一金，所作大小繁簡不同。”可見當時《清明上河圖》摹本、仿本已商品化，成為市井百姓也能擁有的時尚單品。

清乾隆年間，宮廷畫師奉旨繪制“清院本”《清明上河圖》，融合西洋透視技法，展現康乾盛世的繁華景象。此外，日本、朝鮮等國的畫家亦受其影響，創作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版本。

如今，全球博物館共藏有40余幅《清明上河圖》，其中以北京故宮真跡、臺北故宮清院本、遼寧博物館仇英本最為著名。

▲明·仇英《清明上河圖》（局部）。圖源：網絡

從北宋官府到金國民間，從元明權貴到近代之變，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見證了王朝興衰，恰似一部微縮的中國史。畫中的汴河漕船、虹橋市井、城門喧囂，早已成為過往，但張擇端為后人搭建了一條追溯歷史的時光隧道。而無數摹本、仿本的流傳，讓這幅丹青瑰寶超越時空，成為文化生生不息的象征。

千年以后，《清明上河圖》靜臥于故宮，向世界訴說著一個時代的滄桑，以及一座城市的輝煌。

《清明上河圖》的主角“汴梁”（開封），也在畫作流傳的數百年間發生了劇烈的變化。

長期的戰爭動蕩與黃河的頻繁決堤，使開封賴以興盛的黃金水道日漸荒廢。隨著北宋滅亡和宋室南遷，大宋帝國的首都也從開封南遷到了杭州。

失去首都的定位后，開封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這直接導致的后果，就是大運河水道的荒廢。

北宋時期，為了方便接受來自江淮地區的財賦，北宋在依賴黃河之外，除了繼續擴大疏浚原來汴河、五丈河兩條河道外，又相繼開鑿了金水河和惠民河兩條運河，通過汴河、五丈河、金水河、惠民河等“四大潛渠”加上黃河通聯全國各地。開封因此成為了“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的帝都所在。

北宋滅亡后，常年缺乏疏浚的大運河河道逐年淤積，汴河河道甚至淤積成了麥田和村落。除了汴河之外，作為開封連接江淮地區的另外兩大通道五丈河、惠民河也由于北宋滅亡、南宋遷都和長期戰爭，而導致缺乏疏浚，最終淤積湮廢。

至此，作為開封經濟生命線的“四大潛渠”已基本淤塞荒廢，從而使得以運河作為血脈的開封，在連接南方的運河基本荒廢以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元代以后，京杭大運河全線疏通。有別于隋至宋的大運河，京杭大運河不再連接河南開封等地，這就使開封失去了江淮地區的滋養。

▲圖中紅色為隋唐宋運河，綠色為京杭大運河。圖源：錦繡人文地理

到了明初，由于賈魯河的疏浚鑿通，加上定都南京的朱元璋一度將開封改為“北京”，這使得開封的政治和經濟地位有所提升。

有明一代，開封重新崛起為中原地區的繁華城市， “北咽神京，南控八省，商車市舶，鱗次而至大梁門外，聯軸接捆，旅邸櫛比，居然一都會”。但是，開封早已不是當初北宋時期、傲視全球的第一都市了，與江淮地區蓬勃發展的揚州、蘇州、杭州等城市相比，也無法稱得上國內的一線城市。

明末，李自成再次給了這座城市致命一擊。從1641至1642年，李自成三次率兵進攻開封。

第三次圍攻開封時，李自成前后共圍攻開封達五個月之久，并將開封城周邊的麥子全部搶割，致使開封城內“升粟萬錢，米貴如珠”，開封城內百姓甚至開始人吃人。

在被圍城整整五個月之后，守衛開封的河南巡撫高名衡、推官黃澍和巡按御史史嚴云在近乎絕望之下，無奈決定“決河灌城”以求自保。隨后，明朝守軍派兵挖開了黃河朱家寨口大堤，當時，明軍鑿開的缺口不大，但李自成干脆以牙還牙，決定引水以毀滅開封全城。

于是，1642年農歷九月，李自成派出幾萬士兵，扒開了開封城附近的黃河馬家口大堤，隨后黃河水直沖開封城，整個城內積水達十多米深，全城百姓大部分死于非命，最終僅有3萬人幸免于難。

經歷明末的毀滅性放水淹城后，開封人口再次出現了大倒退。清代，在經歷數百年的人禍和天災的洪水泛濫后，開封隕落為河南乃至中原地區的一般城鎮，再也不復當年的輝煌。

開封的衰落，是地理、政治與經濟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正如《清明上河圖》中的東京夢華已成絕響，開封也在中國歷史的興衰長卷中，畫下一抹蒼涼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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