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占峰

當宣紙鋪展，宿墨在筆鋒間暈染出深淺層次，一張人物肖像便在朦朧與清晰間有了靈魂——這是吳山明筆下獨有的藝術語言。這位從浙江浦江鄉村走出的畫壇巨匠，用六十余載的創作與堅守，成為浙派人物畫的杰出代表、當代中國畫壇的重要領軍者。他的筆墨里藏著鄉土的溫度，藏著傳統的根脈，更藏著一位“哲匠”對藝術的赤誠。今天，讓我們走進吳山明的世界，讀懂他筆下的人物，更讀懂他用一生書寫的藝術信仰。

吳山明

從浦陽江畔到西子湖畔，一條扎根傳統的藝術之路。1941年，吳山明出生在浙江省浦江縣前吳村。這片被浦陽江滋養的土地，自古便是人文薈萃之地——元代黃公望曾在此描摹山水，明代“浙派”畫家的筆墨氣息至今縈繞在古村落的白墻黛瓦間。童年的吳山明，最愛蹲在村口看老人編竹籃、農婦曬稻谷，那些帶著煙火氣的身影，成了他最早的“繪畫模特”。田埂上的速寫本、祠堂里的老壁畫，悄悄埋下了他對“人物”與“生活”的親近感。

中國近現代名家畫集

15歲那年，吳山明考入浙江美術學院（今中國美術學院）附中，正式叩開藝術大門。彼時的浙江美院，正是浙派人物畫的“發源地”：潘天壽、方增先、李震堅等前輩正帶著“讓中國畫走進現實”的信念，探索傳統筆墨與現代人物的融合。在附中的四年里，吳山明像海綿一樣吸收養分——白天臨摹任伯年的人物冊頁，琢磨線條如何“力透紙背”；晚上對著石膏像練素描，思考造型如何“形神兼備”。他常說：“方增先老師教我‘畫人先畫心’，不是畫眼睛的形狀，是畫眼睛里藏的情緒。”

1960年，吳山明升入浙江美術學院中國畫系人物專業，四年本科生涯成了他藝術觀的“定型期”。他跟著老師跑遍浙江的農村、工廠：在蠶桑之鄉寫生蠶農喂蠶的姿態，筆尖跟著桑葉的輕顫游走；在鋼鐵廠畫工人煉鋼的場景，用遒勁的線條表現汗水浸透的工裝。1964年，他的畢業作品《送糧》驚艷校園——畫面里兩個農民扛著糧袋，背影佝僂卻透著力量，淡墨鋪陳的田埂與濃墨勾勒的肩頸形成對比，沒有華麗色彩，卻讓人看見“生活的重量”。這幅畫讓業內記住了這個年輕人：“他的筆墨里有‘根’，扎在泥土里。”

畢業后，吳山明選擇留校任教，這一留，便是近六十年。從附中教師到中國畫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從系主任到造型藝術學部主任，他的身份換了又換，卻始終沒離開“講臺”與“畫案”。有人問他為何守著校園，他笑答：“浙派人物畫不是‘老古董’，得有人教年輕人怎么接過來、傳下去。”這份堅守，讓他成了浙派文脈里“承上啟下”的關鍵一人。

在當代中國畫壇，吳山明的名字總與“宿墨”緊緊相連。所謂“宿墨”，是擱置多日、沉淀后的墨汁，古已有之，卻鮮少有人像他這樣，把宿墨用成“表達人物靈魂的語言”。看他的畫，你會發現：墨色不是簡單的“黑”，而是有層次的——淡墨像晨霧，濃墨像深潭，枯墨像老樹皮，每一筆都在“說故事”。

這背后，是吳山明對“筆墨”的深刻思考。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不少畫家跟風學西畫，有人說“傳統筆墨太老了”，他卻較真：“筆墨是中國畫的魂，丟了魂，畫得再像也不是中國畫。”他開始琢磨：怎么讓筆墨既能表現現代人物，又不失東方韻味？一次偶然，他發現擱置一周的墨汁蘸筆后，落紙會有“澀澀的暈染”——淡的地方像水汽漫開，濃的地方像墨跡沉淀，恰似人心里說不出的情緒。

從此，吳山明一頭扎進“宿墨試驗”：他試過不同濃度的墨汁、不同種類的宣紙，甚至在墨里加過少量清水調“枯潤”，終于總結出“宿墨三層法”：先用淡宿墨鋪人物輪廓，讓宣紙自然暈化出“朦朧感”，像人藏在光影里；再用濃宿墨勾眉眼、手部，抓住“神態焦點”，比如老人眼角的皺紋、姑娘抿嘴的弧度；最后用干筆蘸宿墨皴擦，讓墨色“枯澀”，模擬歲月在人身上留下的痕跡。

這套技法，在《阿詩瑪》系列里美得讓人驚嘆。畫中彝族姑娘阿詩瑪，頭巾用淡宿墨輕輕鋪過，像山間的云；眼睛用濃宿墨一點，亮得像溪水里的星；臉頰用干筆掃過，帶著高原陽光曬出的“淡紅”，明明是黑白畫，卻讓人看見她紅撲撲的臉、怯生生的笑。后來他畫《黃賓虹像》，用厚重的宿墨堆出畫家的額頭，墨色沉淀得像黃賓虹一生研究的筆墨；畫《潘天壽像》，用枯硬的宿墨勾顴骨，筆鋒里帶著“寧折不彎”的硬氣——看畫的人不用看落款，就知道“這是吳山明畫的，有他的溫度”。

他從不把“宿墨”當“技巧炫技”。有學生問他“怎么把宿墨用好”，他說：“你先想，這個人經歷了什么？老農的手，墨要‘沉’，因為他握了一輩子鋤頭；小孩的臉，墨要‘輕’，因為他眼里全是光。筆墨跟著人走，不是人跟著筆墨走。”所以他的《高原系列》里，藏族牧民的臉被宿墨暈得模糊，卻能看見風沙吹過的粗糙；《江南水鄉》里，船娘的裙擺用淡宿墨掃過，像水波在動——他畫的不是“像不像”，是“對不對”，是人物心里的那口氣。

在中國美術學院，吳山明的名字是“傳奇”——從1964年留校到2021年，近六十年教學生涯，他帶過的學生能坐滿一整個展廳，尉曉榕、王贊、袁進華這些當代畫壇的中堅力量，都曾是他畫室里的“小年輕”。他常說：“一個畫家的價值，不是自己畫了多少畫，是教出多少能‘接著畫’的人。”

他的課堂，從來不在畫室里“關起門講”。每年春天，他都帶著學生往鄉下跑：去浦江老家畫村口的老木匠，看他手指怎么捏鑿子；去安徽徽州畫曬秋的農婦，記她圍裙上的補丁怎么擺；去云南麗江畫納西族老人，聽她講老故事時嘴角怎么動。學生的速寫本畫滿了，他不催“畫筆墨”，先問“你跟他聊了嗎？他兒子在外打工，他天天等電話——你畫他的眼睛，要畫出‘等’的樣子。”

教傳統筆墨時，他更像個“分享者”，從不藏著掖著。他會把自己臨摹的任伯年冊頁給學生看，圈出“這里的線條像跳舞，因為任伯年愛看戲”；會把調宿墨的罐子端到課堂上，告訴學生“墨放三天最好，太新沒沉淀，太老發灰”。有學生怕“學了宿墨就不像自己了”，他說：“學我不是畫得跟我一樣，是學‘怎么找到自己的筆墨’。我用宿墨畫人物，你可能用焦墨畫山水——根扎在傳統里，枝丫才能往天上長。”

除了中國美院，他還兼任浙江大學、浙江理工大學、上海同濟大學的教授，甚至成了浙江師范大學的“終身榮譽教授”。在浙大的課堂上，他給非美術專業的學生講“中國畫里的人物情”；在浙江理工大學，他帶著設計專業的學生琢磨“傳統筆墨怎么進現代設計”。有人問他“跑這么多學校累嗎”，他擺擺手：“藝術不是美院的‘專利’，能讓更多人愛上中國畫，累點算啥？”

翻開吳山明的“履歷”，你會驚訝于他的“多重身份”：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浙江省美術家協會副主席、西泠書畫院院長、杭州市文聯名譽主席……從畫壇到社會，從講臺到公眾，他始終在做一件事：讓中國畫“走出畫室，走進生活”。

作為浙江省政府參事、杭州市政府文化顧問，他總想著“怎么讓更多人看見中國畫的好”。杭州西湖邊的文化長廊，他提議掛浙派人物畫的復制品，配上“畫里的故事”；社區里的老年大學，他帶著學生去教老人畫速寫，說“不用畫得好，開心就行”；甚至街邊的文創店，他建議把浙派人物畫印在帆布袋上，“讓年輕人背著‘藝術’逛街”。

他還總說“中國畫要‘走出去’”。作為浙江省國際美術交流協會會長，他帶著浙派人物畫去法國、日本、韓國辦展。在巴黎的展廳里，外國觀眾圍著他的《阿詩瑪》問“這墨怎么能畫出‘光’”，他笑著用手比劃“這是中國的‘含蓄’——不說透，卻都在畫里”。他還在浙江開明畫院辦“中外畫家交流班”，讓外國畫家學用毛筆，中國畫家學看西方造型，“不是比誰好，是看怎么‘互相懂’”。

更難得的是，他把“責任”扛在肩上。作為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人大代表，他提的建議總離不開“藝術”：“要保護老畫家的創作環境”“要給年輕畫家找展示平臺”“要讓中小學開‘毛筆課’”。有人說“這些事費神”，他說：“我是畫畫的，也是‘中國人’——藝術好，國家才更有‘味道’。”

2021年2月4日，吳山明在杭州離世，享年80歲。那天，中國美術學院的學生自發在畫室擺上他的畫冊，有人輕聲說：“吳老師走了，但他教我們‘畫人先畫心’，我們記著呢。”

如今再看他的畫，《送糧》里的農民依舊扛著糧袋，《阿詩瑪》的眼睛依舊亮著，《高原牧民》的臉依舊帶著風沙的痕——那些筆墨里的溫度，從來沒涼過。他用一生證明：浙派人物畫不是“博物館里的老物件”，是能跟著時代走的；傳統筆墨不是“老古董”，是能畫出現代人心情的。

這就是吳山明——一個從浦陽江畔走出的畫家，用宿墨暈染出人物的魂，用講臺守住藝術的根，用腳步讓中國畫走進煙火里。他沒留下什么“豪言壯語”，只留下一幀幀畫，和一句對學生說的話：“畫畫要‘真’——對筆墨真，對人物真，對自己真。”而這份“真”，就是他留給我們最好的禮物。

乙巳年春 張占峰于京華云海軒

文章作者：張占峰

張占峰，生于北京，現任北京走近畫家編輯部主編，是中國書畫藝術領域頗具影響力的資深編輯與研究者。多年來，他在美術評論領域頗有建樹。他深耕此域，筆耕不輟，曾為諸多美術名家撰寫評論文章，篇數頗豐。其評論既具專業洞察，又能精準捕捉作品特質，在業內積累了一定影響，是美術評論界值得關注的研究者。 以專業視角與深厚積淀，在藝術出版界形成了獨特的學術風格與行業影響力。其職業生涯以藝術出版為核心陣地，深耕細作多年。

期間，他主編和編著了《傳承-中國書畫精品》《走近畫家》《大家風范》《中國當代畫壇精品集》等系列畫集，以及《中國近現代名家畫集》《中國當代名家畫集》等多部精裝畫集。 這些作品均由北京工藝美術出版社、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西泠印社出版社、榮寶齋出版社等國內頂尖藝術出版機構出版，累計編輯及主編藝術著作、畫集逾百部，發行總量近一百多萬冊。 所編著的作品涵蓋中國書畫理論研究、名家作品集、美術評論等多元范疇，既注重學術深度的挖掘，又兼顧藝術表現力的呈現，實現了專業性與觀賞性的有機統一 。因其編著作品突出的文化價值與廣泛的藝術影響力，多部被中國國家圖書館列為館藏圖書，成為研究中國書畫藝術的重要文獻資源，為推動中國書畫藝術的傳承、研究與傳播作出了切實而深遠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