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社會,隨著信息技術的迅猛發展及電腦、手機的普及,人的交流方式及學習方式都發生極大的變化,人們的書寫能力有所削弱,而書法則作為一種業余愛好被人們掌握。書法藝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部分,為了正確的認識中國書法,以及正確看待現在所謂的流行書風等現象,繼承與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記者采訪了著名書法教育家丁子義先生。
已過花甲之年的丁子義先生身體依然硬朗,一身休閑的裝扮更顯得神采奕奕。但是一根根銀絲還是在黑發中清晰可見,微微下陷的眼窩里,一雙深褐色的眼眸,悄悄地訴說著歲月的滄桑。采訪過程中先生博學多才,滿腹經綸,談吐間又不失風趣,其樂融融。
一、 不虛此生翰墨緣
“為中國藝術打拼了一輩子,這是個緣分。”丁先生輕描淡寫的評價自己如何走上書法道路的。他出生于一個農民家庭,父母都是文盲,可是從懵懂記憶起他就喜歡文學、歷史、書法。俗話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11歲時,他就開始拜師學書法,結識了濟南的一批老書法家像蔣守謙,金棻,王寂子等,并與之成為忘年之交,這對他后來走上書法道路有著重要的影響。
“十八世紀的人物”。文革時候,丁先生被送個外號叫“十八世紀的人物”。這是因為他喜歡看發黃的文言文,整天之乎者也的,閑暇時寫七律、七絕、亦或填詞,別人都看不習慣他這老夫子般的行徑,感覺他是從十八世紀跳出來的,才給了他這個雅號。正是這個天性和緣分,他才有幸結識了一些濟南寫書法的老先生。“73年鄧小平上臺,恢復高考,重新考化學、英語、物理、數學、政治,選派的人沒法去,就給我留了個機會。我從小不習慣用硬筆,寫文章寫日志都是用毛筆,所以答卷的時候也是用毛筆,當時監考人員都很感稀奇,都像看稀有動物一樣的輪番窺觀。那時候寫的蠅頭小楷和微楷書,都是抄書抄出來的水平。我那時喜歡的古書當時被叫做四舊,為了保存就想辦法抄。原書什么樣,多少頁,每頁紙上寫哪些內容,我一個字不差的像復印一樣寫下來,甚至很小的眉批都保存下來,現在不戴老花鏡我自己都看不清楚了。”先生與書法的緣分可以說是為書法應運而生,這種墨海情緣造就了他的書法碩果累累,功績卓著。丁子義先生是原山東中醫藥大學書法教研室主任、山東中醫藥大學書畫院副院長,山東省駐濟高校大學生書法大賽歷屆評委。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山東省老教授協會書畫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書法學教育委員會主任、教授,山東省書畫學會理事,著有《大學書法》、《楷書學》、《楷書和隸書的臨習指導》、《大學書法-公共教程》、《書法列論研究與創作實踐》等教材,發表書法學術論文二十余篇。作品曾在國內各地及日本、韓國、馬來西亞等地展出并獲獎。1993年應邀赴馬來西亞講學并在馬來西亞首都吉隆坡作書法學術講座。諸多作品被書畫組織和文物部門收藏。個人傳略被編入《中國美術書法界名人名作博覽》、《中華書畫精品大成》、《中國當代文學藝術界名人錄》、《中國當代學者大辭典》、《世界華人文學藝術界名人錄》、《世界華人藝術界名人錄》、《世界華人書畫作品集》及各種獲獎作品集等。
二、 書法的傳承與發展關系
書法作品上的繼承和發展,傳承與繼承的把握問題,社會上觀點不一,各持己見,對此丁先生有自己的見解。“提倡創新和發展,這是個永恒的題目。近些年來創新和發展的界定存在矛盾,這方面的時局表現的比較浮躁。傳承和發展的關系,就是個性和共性的關系。世界上任何一門科學無不需要不斷的進行創新和發展,但創新和發展是要有一定的資質水平才能進行探索和研究的,個性尤其不宜在書法功力尚未成熟的情況下提倡,尤其不宜在初學者中提倡,不然的話只能是‘腹中無孕而強作臨盆之狀’。這個問題現在逐漸被宣傳部和文聯所重視,我和歐陽中石先生從2000年來多次接觸,我們的觀點是一樣的。脫離傳統文化就意味著顛覆中國傳統文化,因此有關部門和機構制定并采取了遏制使書法背離中國傳統文化現象的具體措施,使上述情況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扭轉和改善。但是部分靠流行書風起家的“名家”們,由于接收或傳承傳統文化底蘊不夠,對此表現的比較消極和抵制,因此也表現出了較強烈或難免的不協調的音符。”
“我所從事的山東省老教授協會的書畫院,就是根據國家文化部抓書畫教學理論導向作為重點,并依據書畫協會的意見搞學術委員會,探討和研究怎樣認識傳統文化和中國的美術書法,他們的發展軌跡以及創新和發展的目的。這個工作是非常好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這個任務也非常艱巨。
三、一片冰心在玉壺
一片冰心,是我國古代文人追求的至高心境。他們執著于藝術創作,不為五斗米折腰,先生的耳聞目染又給筆者講述了中國當代文人應具備的素質。
“我從小受前輩書畫家給我灌輸了一種思想: 書畫除了技法上的區別,就是精神境界追求的區別。中國的書法在藝術萌芽時,尚沒有這種屬性,但是當它作為一種門類形成藝術流行時,他們的區別隨即產生。繪畫就是一種謀生的手段,直接轉換成經濟價值作為一種榮耀,像歷史記載或者神話傳說中的神筆馬良、王冕、唐寅等都曾賣畫為生。一直到現在,作品的價值仍是一種藝術成就的炫耀。而書法則是一種文人的情趣,它是以此作為做媒介來接觸文人,進行思想交流。因此書法作品的品位可高到千金不易,但是拿到市場上貨賣換錢,卻是被歷史上許多書家所不恥的。王羲之有賣字的傳說,但則是幫窮人度過難關。這種文風一直傳承到我小時候,王寂子、金棻、蔣守謙他們都身懷絕技卻窮困潦倒,家人不相往來,好友都去勸說,他們也無動于衷,終日沉寂在自己的藝術世界里。其實他們沒架子,鄰里街坊求字都是有求必應,但是官府貴戚卻卻往往是拒之門外。”
他們沒有追求功利,不向官府媚俗,故他們的才華和知名度在民間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并傳頌。這種文人的氣節尤其應該在現代提倡。藝術既是千金不易的無價之寶,但也不是和金錢直接劃等號的俗品。但當藝術家腦子里成天轉著通過藝術賺足鈔票以滿足私欲并沉醉其中的時候,作品已開始失去了藝術價值。鑒于這種認識和意識,先生無意去謀劃市場貨賣,而是全心投入藝術創作,才能收獲到今天驕人的成績。
四、 質疑現代審丑之風
自藝術產生以來,審丑和審美始終代表了事物的兩個方面,代表著生活在不同社會地位上的兩個方面。這就是宮廷畫院與民間畫派在作品思想性上的根本區別。八大山人、石濤、徐渭,他們生活同樣窮困,懷才不遇,但是卻不“摧眉折腰事權貴”,以鄙視的視角來揭露、諷刺、抨擊社會的陰暗面,來昭示他們對黑暗社會的不滿和內心的反抗之聲,因而他們作品思想性、技法形成一種審丑畫風,即以丑化為特點的書畫作品的產生。從宋代開始就有這種審丑之風,明代中葉到清代比較多,站在這些人的立場上就是社會待他們不公,他們對社會持一種否定態度,因此他們把丑化技法作為鞭笞和揭露社會的黑暗的手段,造就了是審丑風格的思想來源。人有喜怒哀樂,天有風霜雨雪,人類社會也同樣陽光和陰暗的不同層面,反映到藝術創作也就有著不同的審美觀念和審美立場。這就構成了藝術創作的不同個性和思想性。不同的藝術個性,不同的審美立場和觀念,都有不同的響應和共鳴群體,都是在一個整體情況下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任何以偏概全,以強制的手段形成時風流行,都是有損于藝術創作,有損于社會和諧的弊端。
“我批評和質疑現在的人搞丑書,主要是因為:他們缺少必要的學養,沒有生活基礎,而使作品思想性與現實生活脫節,因此其作品也就是個空洞的東西,徒有其形,沒有靈魂。審丑是社會受擠壓的人對社會發泄牢騷和不滿,而現在的藝術家各方面待遇都好,往往是有名譽地位的人,東施效顰的故作丑書、丑畫,以自己陰暗的內心世界極力的夸張去丑化我們今天的社會,這就失去了審丑風格的真正內涵。自古以來有政權就有文化藝術形式的管理,用文化藝術歌頌政權,是人類社會的共性。審丑風格的出現,豐富了藝術欣賞的群體,監督鞭笞了社會陰暗面,無疑是有其積極意義的,因此奠定了作品思想性和藝術價值。至于書畫家審美意識和審美立場以及創作風格的形成,這關鍵還在于他的社會地位、學養、人品個性、以及技法的成熟程度有關,尤其不能顛倒。戲劇演員的角色可以互為轉換,書畫家的創作個性則是根據其生活命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是不可能輕易轉變的,這就像朝廷命官和乞丐的關系。朝廷命官有很優厚的待遇和社會地位,到哪里都是高接遠迎的,他們整天想的是子貴孫榮、皇恩浩蕩,感恩頌德;但是乞丐卻是窮困潦倒走到哪誰都瞧不起,衣食不保,他們隨時都要質疑這個社會是什么世道?因此不同的社會地位,對同一個社會現狀卻有著不同的思想感情。因此生活在不同社會地位的書畫家,他們的思想感情也就有著天差地異的區別,因此對同一個對象的藝術描述其美丑效果也就天差地異了。所以他的個性屬性必須和他的社會角色是一致的。就像唐朝的李白和杜甫的詩詞,同一時代的詩人卻風格迥異,這就是他們的社會角色決定的。李白是浪漫飄逸,豪邁奔放;杜甫則沉郁頓挫,揭露社會黑暗。李白很聰明,很有才學,受皇上的重視,有詔供奉翰林,楊貴妃曾為他研磨,高力士為他脫靴,但是他輕蔑權貴,棄官出京,游歷天下,所到之處都有各地州府盛情接待,因而給我們留下浪漫主義詩作。但是杜甫少貧不自振,常寄食于人,懷才不遇,不得重用。故其詩作多涉筆社會動蕩,人民疾苦,被譽為‘史詩’。這就和書法創作是一樣的,書法作品的意境、內涵與格調也就是其思想性與社會角色密不可分。身懷絕技,但是社會待你不公,發牢騷自然是人之常情,但是現在的審丑之風缺乏生活基礎,抑或本來就學養功力不足,只能以丑遮丑來掩蓋不足,甚至故弄玄虛,效丑作秀,來丑化社會,與當今的和諧社會極不協調。因此不宜提倡。”
席間先生穿插歷史典故,談笑風生,滿腹詩書,提起詩人名作出口成章,不得不讓筆者嘖嘖稱贊。他自己認為,作為一個藝術家,如果能做到國家需要和個人愛好相一致就是最幸運的事了,順理成章為自己心愛的事業效命,自然是令人倍感幸運的事情了。
先生對書法理論見解深刻,曾有三十多篇論文發在國內重要刊物上。聽先生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字如其人,品德高尚,相信只要和他有過交往的人,都深有體會。這是一種人生的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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