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在西方外交政策領域，“西方”與“西方危機”正重新成為討論與爭議的焦點。日前落幕的2020年第5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正是以此為主題。官方手冊《2020年慕尼黑安全報告》在開篇第一段就提到了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在第二段中又引用了《紐約時報》2019年的報道，直指“西方的安魂曲”，甚至還制造了一個新詞“西方缺失”（westlessness）來描述當前的多重危機：對外，西方世界在全球影的響力日漸流失；而在內部，民粹主義政黨崛起，民眾正在喪失對民主機制的信任。

如會議主席沃爾夫岡·伊申格爾所言：所謂西方危機，不僅指西方特質在全球日漸式微，它還指傳統西方世界本身正變得越來越不“西方”。

讀到這里，我們不禁要問：究竟什么是“西方”？

2月16日，在德國慕尼黑，慕尼黑安全會議主席沃爾夫岡·伊申格爾（臺上左一）發表閉幕講話。 新華社 圖

“偽西方”才是“西方”的真正威脅

“西方”這個概念從來就未曾有明確的定義，它結合了多種思想與文化傳統，只具有隨時代不斷變化的相對含義。而在最近的幾十年，人們基本認同，“西方”是所謂以倡導人權、法治、市場經濟和國際合作為己任的自由民主政體的集合。可以看出，這是一種價值觀的集合，是一個抽象、開放的廣義概念，沒有強硬的地域及文化限定。而近年來，這種定義正在受到侵蝕，甚至被濫用。

美國總統特朗普曾在2017年訪問波蘭時針對俄羅斯高喊：“我要在這里說：西方永遠不會被摧毀！”他說，西方必須武裝起來打擊敵對勢力，因為后者想要消滅“那些使我們得以成為自己的文化、信仰和傳統紐帶”。顯然，特朗普對“西方”的定義更為狹義。

由此看來，將移民、外來文化，乃至新的性別觀念都視為“西方”之威脅的政治家和諸如反伊斯蘭的“反西方伊斯蘭化”（Pegida）等社會運動的擁護者都是特朗普式狹義“西方”定義的擁躉。他們把“西方”概念中的“民主”肆意偷換成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曾言：大眾的意志被唯技術論者和“政治正確”所取代，現在西方雖然有自由主義，卻已經不再有民主，而須對此負責的正是“自由主義精英們”。

與清醒地呼吁捍衛傳統世界秩序或多邊主義的倡議相反，諸如“讓美國再次強大”以及“奪回控制權”這樣的口號通過迎合民眾的某些底層情緒而收獲巨大共鳴。狹義“西方”定義的擁躉認定許多西方國家的傳統原則和法治都已經腐壞，但至少迄今為止，他們的觀點和言論恰恰都不具有任何建設性和建構性的意義。

德國《時代》周刊的評論文章指出：這種被狹隘化的、偷換了概念的“偽西方”才是“西方”的真正威脅。“偽西方”的崛起已經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首先，隨著西方社會的分化與撕裂，政治與政策越來越流于權宜，作為傳統秩序重要支柱的制度與國家機構很難再奉行延續多個任期的長期戰略。美國當前的政治實踐及其造成的影響就是明證。

第二，國際層面的分歧日益加劇，“偽西方”的代表們開始質疑乃至拋棄西方國家間合作的基礎性要素。比如對于歐盟這個法治共同體而言，法治的破壞和某些成員國自行其是構成了關乎存亡的威脅。

第三，西方國家似乎正在失去塑造全球政治的意愿。因為一旦失去了共同的價值認同，就不可能就全球政治議程達成共識，甚至失去對達成全球政治議程必要性的認同。西方國家正在逐步失去對多邊主義國際合作的熱情，并重回大國競爭的零和時代。

對于西方的復興，中國外長王毅在慕安會的講話可謂切中要害：應當堅持多邊主義。“中方尊重西方國家的選擇，愿意借鑒發達國家的有益經驗，與各國實現共同繁榮。西方也應摒棄篤信自身文明優越的潛意識，放棄對中國的偏見和焦慮，尊重中國人民的選擇，接受和歡迎一個與西方制度不同的東方大國的發展振興。”

因此，西方的復興絕不意味著集結起來掀起一場針對“東方”的新冷戰，否則便又墮入了“偽西方”的泥淖。西方的復興不僅意味著重振跨大西洋合作，意味著加強歐洲聯盟，更意味著維護市場經濟秩序，意味著以平等開放的姿態推動全球合作。

誰能引領西方復興？

面對本屆慕安會“西方缺失”這個具有詰問色彩的主題，與會者可能都禁不住會想：退出《中導條約》、退出氣候協定、更改地雷禁令、退出伊朗核協議、接二連三為自由貿易設障的特朗普在今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能連任嗎，明年來參會的有沒有可能是另一張面孔？

在國際合作中不停攪局、大開全球化倒車的特朗普似乎不言自明地成為眾人心目中“偽西方”的代表人物。但無疑，絕不可能將解決西方危機的出路寄托于某個人的成敗或者某個國家的政治選擇。那么，大西洋此岸的歐洲又能否挑起重擔？

法國總統馬克龍從來都是個充滿熱情的倡議者。他指責美國破壞了北約內部協調，從而使北約陷入“腦死亡”，呼吁重新評估與俄羅斯的關系，阻止歐盟與北馬其頓和阿爾巴尼亞開展入盟談判。在本屆慕安會上，他又主張歐洲在防務領域有更大的自主權，形成共同的戰略文化，甚至想要重新討論核威懾問題。

馬克龍一次又一次把激烈的倡議加于歐盟，一些人視他為麻煩，另一些人則視他為希望。但迄今，馬克龍的這些倡議始終只能得到極為謹慎的禮貌回應，尤其是德國方面。對此，馬克龍說：“我并沒感到挫敗，我只是不耐煩。”

對于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在慕安會的講話中說：“在歐洲的中心，不應跳動著一顆充滿畏懼的心。”德國應承擔更多責任，國際社會對此期待已久。在國際層面，德國多年來一直在努力發揮自己的作用。德國是一個強大的國家，在道德上總是采取安全、正確的姿態，在國際事務中總能侃侃而談。但正因如此，施泰因邁爾警告說：德國總是心存幻想，希望所有人都像德國一樣講道理，或者希望“別人能替我們解決問題”。但其實德國必須主動采取行動，在當今的西方危機中尤是如此。

2019年4月，德法兩國外長在出席聯合國安理會會議期間，共同提議建立“多邊主義聯盟”。今年下半年，德國將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眾人又一次把期待的目光投向德法兩國。

誠然，“西方缺失”的背后是深刻的社會矛盾和傳統政黨政治在全球化時代面臨的新挑戰，絕非幾項政治倡議就能解決問題、扭轉局面，因此不應有任何不切實際的期待。但無論如何，在本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包括35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以及100多名外長和防長在內的，來自東西方政界、商界和學術界的500名“高級國際決策者”齊聚一堂，共商“西方”和世界的未來，這本身就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作者系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中德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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