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曾說：“我定然是不會去寫詩的，因為好詩已然被唐人寫完了。”不知這是否就是宋人擅賦詞，而魯迅好雜文的由來，但是我寧愿相信這位史上最偉大的文學家是在消遣今人，否則如此說來，當下的國人要如何去畫中國畫呢?因為又有哪種國畫的形制沒有被美術史上的前人繪到了極致呢?

　　作為藝術評論者，長久以來我一直執拗地堅持“藝術家‘樸素’創作情感”的論調，即為：真正而純粹的藝術家在創作時，腦海里完全被“原生態”的藝術靈感和創作構思所占據，進而迸發出來的創作狀態中所飽含的創作情感是樸素、純粹而真摯的，所謂“是我無我，我為世界”。試想藝術家在創作時如若帶著強烈的實際的目的性意愿，那么“家”與“匠”的區別何在呢? 如若一位藝術家在創作時就準確地料到了某件作品將來在藝術史上的地位與評價，那便真的如同“天使在唱歌，上帝在作畫”般無厘頭了。所以“術業有專攻”，挖掘藝術品的價值和定位歷史高度，則是藝術評論家的本職。

　　于是長久以來我會與其他評論家一道，樂此不疲地為看似類同的“筆墨、線條、意境”不斷地尋找不同思想的詮釋與審美解讀的眼光，古代到現代，西方到東方——從“六法”莊子，從“吳帶當風”到“天人合一”，甚至從傳統文化的精義到后現代主義的反諷，表現主義的抒情抽象到古希臘犬儒主義哲學，等等，等等，等等。直到有一天我們發現，評論甲的言語似乎同樣也適用于乙，對于丙的思想詮釋仿佛在丁身上也一樣行得通——不是普天下的評論家們都陷入江郎才盡的窘境，而實在是除了“筆墨、線條、意境”，我們再沒有可以入炊的米粒了。

　　所以說當代畫者們對于沿襲的信念，真的如同衛道士一般執著，于是沿襲啊，沿襲啊，青出藍而勝于藍，然后再藍，更藍，藍到極致，藍到不能再藍了之后還要繼續 藍，至于如何將歸根結底還是藍的“藍”詮釋為“五彩斑斕”，那是評論家的事兒了。所以對當代的許多畫者們而言，“繼往開來”的意思就是“繼承與沿襲往日的傳統，然后順著傳統一路走來的路，再一路走回去”。

　　但是十年之后呢?百年之后呢?中國畫究竟是活在評論家筆下的生命，還是靜止于藝術家畫筆下的藝術?在世界藝術不斷涌現新的創造且愈加趨向理解與融合的今天，“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的護身符，還能給當今的中國畫創作由狹隘走向腐朽庇護多久的冠冕堂皇?我們真的要問：中國畫將如何發展創新?在世界的舞臺上將向何處去?

　　直到我看到了昆侖子的新作。

　　試問，哪種沿襲可以暈染自然且變化曼妙呢?也許潑墨是;哪種沿襲可以色墨離合卻相得益彰呢?也許青綠是;哪種沿襲可以濃妝淡抹且異彩鮮明呢?也許重彩是;哪種沿襲可以表現明暗空間且光影輝映呢?也許西畫是，但倘若我“貪心”地要包容所有的效果呢?

　　那也許只有我眼前的是了。

　　首先沖入眼簾的滿眼色彩，總會讓人在那么一時二刻恍惚起來，以為自己是在欣賞畫布油彩的西畫，而躍然紙上的色暈流動的鮮活與水彩自然的幻化，會猛然

　　將自己驚醒，領悟到酷似西畫的濃烈下，蘊藏的是東方流動的魂魄，于是就自然而然地被這一番水墨交融幻化出來的色暈蔓染，所深深震撼。

　　然而這些色彩又是在努力表達著什么呢?

　　圖騰?神曲?大漠孤煙下塞北牧歌?敦煌佛影中飛天輕靈?印象與抽象，意象與物象，形似?渾然間卻是無意無相，神似?細膩處卻又惟妙惟肖。吳冠中?趙無忌?好像意猶未盡，凡.高?畢加索?仿佛貌似離合……再看。剎那間又什么都不是了，轉瞬間又都什么都是了。這究竟是我在觀畫，還是畫在觀我?說不清，理還亂。“印之為意，幻之為象”，這邊就是所謂的“意象”了吧。然而有一點終是顯而易見的：這已然不再是沿襲的產物，至少是在中國美術史的浩瀚里尋不見前者的東西。

　　恍然大悟：重立方能重新，打破而后重建，所以這是顛覆，這是變革，這是創造。長久以來中國畫在當下的畫者們手中從筆墨到筆墨，從技法到技法，如此這般圈地打轉了許久之后，終于在昆侖子的筆下迎來了新的創造。

　　而后疑問：難道這些看似摒棄了傳統畫理卻又秉承了傳統精神的矛盾真的就是中國畫發展的一種新的走向了嗎?

　　揣著久違的希望卻遲遲不敢相信，這無疑是一種煎熬，對于藝術評論者而言，對中國畫創造的千呼萬喚的期待和真切與否的懷疑的，一樣濃烈而迫切。于是我迫不及待地要找到昆侖子，親自印證這種創造的真實，這不是簡單的職業操守的問題，而是對待中國美術史、中國畫這門藝術的責任問題。終在一個秋高氣爽、香茗縈繞的午后，我得償所愿。

　　首先要理清楚的是西畫與中畫之間的糾結。誠然，以宣紙筆墨呈現出西畫的光影明暗、空間透視，甚至是寫實逼真等諸多效果的做法，在中國畫壇不是新鮮事，更不是難事。這類藝術家的“西式”風格畫作的共同特點就是形式獨特而鮮明、視覺沖擊力強，同時也給評論家足夠的空間和噱頭，但是目前其出現的問題也同樣鮮明。些許沖突是西式中國畫暫時調和不了的：畫家在進一步發展時在中西方畫論上出現的沖突;藝術評論家在畫評時中西方藝術理論上的沖突;大眾審美接受習慣在中西方藝術形式碰撞上的沖突;還有藝術家、評論家和大眾在中西方哲學精神上的沖突。于是不能前進而橫向發展的結果往往就是落入俗套。昆侖子又如何能夠不俗呢?

　　“ 長久以來我們一直都太執拗于東、西方藝術碰撞’的說法，”昆侖子說，“沒有歸宿又何為借鑒?中國石器時代的彩陶上的人面紋飾，拿到20世紀的歐洲會讓無數抽象派藝術大師頂禮膜拜;而法國韋澤爾峽谷巖洞里2萬年前壁畫用的牦牛線條，放至中國的晚明時期同樣會讓標榜‘草書如畫’的大寫意大師們心跳不已，這樣的例子如果我們放眼世界藝術史就會不勝枚舉，所以即便我們今天所談的‘中西方藝術的碰撞’的概念成立，其實也是幾千年甚至更早時期的發生了的事情，而如若我們拋開藝術的地域分割，以整個人類的眼光觀察藝術這項文明的造就，你會發現它從來都是共通的，就繪畫而言，從色彩到線條，從造型到神韻，只有形式上的，沒有本質上的差異。”昆侖子說：“這個道理就如同觀察的角度不同內容也不同一樣，我們一直在說要‘站在中國看世界’地發展自己的傳統藝術，其實在起點上就‘坐井觀天’了，其實應該是‘站在世界看中國’，從世界整體藝術的高度，來看待中國傳統藝術，這樣就會意識到，創造才是藝術的生命本源。”

　　“而之所以會給我們帶來差異迥異的思維習慣，很大程度上也緣起于中國畫壇長期以來的一種‘誤解’，即‘文人畫是為中國畫的精髓甚至全部’，這種觀點直接造成了在沿襲與創造的抉擇面前，連同我們許多屬于站在中國畫壇金字塔較上層的人物，也選擇附庸沿襲的‘主流’。”在中國國家畫院有著執教經驗的昆侖子如是說，“中國畫壇‘沿襲正統’的結果就是造成了‘水墨中國’的中國畫定式，甚至成為了一種判定優劣的標準，即沿襲程度的標注，這其實是直接曲解了中國文化最大的傳承——海納百川、生生不息，所以說‘水墨就是中國畫’其實是水墨的最大悲哀。”

　　“在‘沿襲正統’的影響下，中國繪畫的精意的‘道’與‘技’的合一在當下發生了嚴重的偏頗。”昆侖子說，“道近乎技、技近乎道，相輔相成，辯證統一。有沿襲而無創造就造成了有‘技’而無‘道’，沒有意識上發展，沒有觀念上的前進，技再精湛也是重復，重復到極致也就是復制，沒有了道的靈魂，技就成了死技，成為了形而下的低劣，沿襲就成為了練習，只要工夫下到，假以時日技術上遲早都會成熟，那么我們到底是畫家還是畫匠呢?”

　　“而縱觀中國美術史，任何站在經典上的大師都不是具備高超的沿襲本領的造就，而是當時創造——覆前人之沿襲，開前人之先河——吳道子是，梁楷是，趙孟是，徐渭是，石濤亦是。中國繪畫歷史不缺少技，更不缺少道，今天有人說中國傳統文化缺少精神上的激蕩，所以青年藝術家們喜歡用當代藝術的形式去詮釋自己超越時代的思維。殊不知早在宋代李嵩的《骷髏幻戲圖》中，那當街叫賣的骷髏貨郎，就在提線木偶式地掌控著骷髏傀儡的命運——這種顛覆形式與內容，觀念與思想的創造，就是以當今藝術標準的眼光看來，也是要多當代藝術就有多當代藝術，而這種追求創造的‘道’又被沿襲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盡管當下的藝術家們不斷地標榜自己作品中的精神境界，但是這種出于‘技’的‘道’只能是他山之‘道’，并非自己真正的創造，所以就造成我們今天單純沿襲 ‘技’的現象，于是絕大多數藝術家拿起筆就是線條，是線條就是中鋒行筆，行起筆來就是水墨，為什么?‘不這樣怎么能算得上是中國畫呢?’”

　　站在世界藝術的角度，達到技與道的平衡，認識了藝術發展的創造真諦，那么就可以代表或者“創造”了中國畫的世界發展方向了嗎?答案是盡管已然難得，但顯然遠遠不夠。有了新的創造才是讓中國畫跟得上時代的步伐，但是“不落伍”絕對不等于“不朽”。也許盡管我們當下的中國畫發展遇到了倒流式“復古”時尚的困惑，但中國畫千年傳承下來的博大精深也足夠我們只是沿襲“技”的復制，也能保持其屹立于世界藝術之林的巍峨，但是“從哪來就回哪去”的道路絕對不是一個順應時代的發展前進的方向，那么中國畫發展方向究竟在哪兒?“我們說過‘站在世界看中國’，這不僅僅是上升一個觀察角度的問題，還是一個出路的問題。我們執拗于‘中鋒’、執拗于‘六法’、執拗于‘孔孟’，水墨和傳統文化精神就淪為了形式。而‘站在世界看中國’強調的是意識，我們只有真正地傳承、理解、創新了水墨 的意識，才能突破‘技’與‘道’的束縛，走出所謂傳統藝術的框框，以世界藝術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畫本身，藝術就是藝術，本源歸一，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沒有你我他之分時，石玉皆為你所有，怎么創造不可為呢?”

　　其實討論到此已然脫離了昆侖子的畫作本身的范疇，而是在談其在藝術觀念上的創造，而這種創造代表了一種發展的方向，而不是發展本身——也就是說昆侖子給予中國畫壇帶來了無限的可能與方向上的啟示的“功績”遠遠大于其畫作本身的創造，也就是說昆侖子對中國畫壇的貢獻或者說沖擊不在于他的“意象畫”新作，而在于他的“創造”思想，所以某種意義上他開創了一個“創造”的時代，而至于如何創造，標準又是什么，這個不是昆侖子所能定奪的，而是要由這個時代對于藝術創造的標準來判定。“好的藝術家要順應時代，我只是努力做到此罷了。”昆侖子如是說，但就我看來，如若可以在歷史的興替中看到時代發展的方向，并順應之，這已然不是順應的意義了，而是超越——順應未來，對當下來說，便就

　　是不折不扣的超越了。沿襲還是創造，也許是個問題，但不是在超越了時代的人面前。

　　一位超越了時代的藝術家，還需要什么樣的筆墨去描述他的藝術呢?

　　昆侖子是地地道道的塞北人，言語之間激烈壯懷的灑脫與胸襟會讓人情不自禁地跟著豪放起來，所以我準備“冒天下之大不韙”地以他人——豪狂不已的今何在的句式來代替昆侖子吶喊出內心豪邁的“畫情”：

　　我要讓那天，再不是千篇一律的留白;

　　我要讓那地，再不是百年不變的印染，

　　我要讓那世界，都明白我意，

　　我要讓那沿襲，都煙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