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中國書畫為何以尺買賣
劉 工
劉 工
不知從何時起，只要是想買賣中國書畫的人，首先問和答的都是多少錢一“尺”？如同買布賣布一樣，默然！
中國書畫以尺論價的買賣究竟始于何年，恐怕已無從考證。據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記載：“董伯仁、展子虔、鄭法士、楊子法、孫尚子、閻立本、吳道子，屏風一片，值金二萬，次者售一萬五千。其楊契丹、田僧亮、鄭法輪、二僧、閻立德，一扇值金一萬，且舉俗諳悉者”。清代揚州八怪之一鄭板橋也曾列出收費的標準：“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是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子所好也”。
民國時期。齊白石、張大千、吳湖帆、馮超然、陶冷月等一大批職業書畫家都為自己制訂按尺講價的潤格費。何為潤格？就是舊時文人為他人作詩、作畫、寫字等所訂的價格。其潤格費的高低，如同現今“品牌”效應，名氣越大者潤格費越高。由此可見，中國書畫按畫面大小來論價的歷史淵源流傳。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實行計劃經濟政策，十分尊重文化名流，對老一輩書畫家也是按尺論價予以“統購統銷”。并將一批又一批書畫家、藝人等文化名流轉為國家干部，成為從國家到地方的各級文化官員。由此形成了新中國書畫以尺買賣的“市場”規則。
現今，隨著中國書畫藝術市場的開放，收藏、拍賣與畫廊的興起，自由職業書畫家的出現，中國書畫藝術市場正逐步向按尺論價、按質講價和按境評價的鼎足時代。筆者拙見：其一，按尺論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其二，按質講價有助于激勵中國書畫藝術家進入市場交流。其三，按境評價蘊藏著中國書畫藝術精神價值的提升。
其一，按尺論價對廣大中國書畫投資者來說，是對預期升值可能性的投資，這如同散戶炒股看的是大氣候一樣，與機構資本運作無關。其實，中國書畫藝術作品不能按標準化來評定，藝術家畢竟不是標準化的產業工人。藝術家需要生活歷練的成長過程，一般地講按尺論價投資中國書畫需要很長的回報時間，而且對藝術家的未來成長難以把握，畢竟成大器的只是鳳毛麟角。通常的按尺論價僅僅是市場的需要，也是眾多買書畫的人對“書畫”作品用途的需要，直白地說：中國書畫市場需要的是價廉物美的儒雅商品。但可悲的是，按尺論價或多或少的造成了一些書畫家不出精品，一味追求“尺”，以求多賣幾兩碎銀。因而，小品大寫，小畫大作的“手法”把中國書畫藝術簡化成了純粹商品化的儒雅禮品。既然中國書畫既進入商品市場流通，就不可避免儒雅腐敗。因為，中國書畫藝術首先定位的是名人書畫，而做名人的前提是做官，綜觀中國歷代書畫名家多為官。因此，儒雅腐敗的官本位流毒在書畫界十分嚴重，尤其是書法界更是泛濫成災。投資者，慎之！
其二，按質講價，這需要投資者的眼界。“質”無非是內在性，它與量相對。任何事物都是質與量的統一，沒有無量之質，也沒有無質之量，二者是相互規定的。真正有眼力的收藏家，他們一般不會注重作品的大小，而是看作品的構思、立意、神韻、筆墨功力是否發揮得好。其實，大作品不一定難作，小作品不一定好作。大作品需要書畫家具備出色的構圖、筆墨駕馭能力和心性的豁達，而小作品需要作出大氣象、深邃的精神氣，則更難，它需要書畫家高深的筆墨功力和學識修養。例如：齊白石一生作品浩瀚，存世有萬件以上，其精心之作《蒼蠅圖》，整個畫面只有一張名片大小的蒼蠅，但這只蒼蠅畫得栩栩如生，齊白石還在圖中記述了畫蠅的趣事。這件作品在1997年中國嘉德拍賣會上竟以19.8萬成交，如按尺論價，這恐怕是齊白石最貴的一張畫了。
其三，境，是中國人文精神的最高標準。所謂“境”，是指人的精神所達到的萬物歸一的無我之境。例如：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李可染以毛澤東《沁園春長沙》中名句“萬山紅遍，層林盡染”為主題創作了一系列畫作《萬山紅遍》，無論在用墨、用色，還是用印、用紙均十分精到，該幅作品不到四尺，當時香港估價約300元，而在2000年榮寶齋拍賣會上以501.6萬元成交，如按尺來論價，每尺價格高達百萬元以上，而李可染的其它大幅或巨幅作品都難以企及。
誠然，每一個成功的中國書畫家都走過以尺叫價的過程，這是未成名之前的生存之路，否則，他就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人”啦。讓今人真正了解中國人的藝術境界，需要生活的積淀，也要基本生活的基點。只見物不見人，只畫物不畫我，只畫死不畫生，只為官不為境，以各自本位的思考和官風代替藝術的思考，這都是當今中國書畫領域的通病。
中國書畫以尺論價的買賣究竟始于何年，恐怕已無從考證。據唐代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記載：“董伯仁、展子虔、鄭法士、楊子法、孫尚子、閻立本、吳道子，屏風一片，值金二萬，次者售一萬五千。其楊契丹、田僧亮、鄭法輪、二僧、閻立德，一扇值金一萬，且舉俗諳悉者”。清代揚州八怪之一鄭板橋也曾列出收費的標準：“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是送禮物、食物，總不如白銀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子所好也”。
民國時期。齊白石、張大千、吳湖帆、馮超然、陶冷月等一大批職業書畫家都為自己制訂按尺講價的潤格費。何為潤格？就是舊時文人為他人作詩、作畫、寫字等所訂的價格。其潤格費的高低，如同現今“品牌”效應，名氣越大者潤格費越高。由此可見，中國書畫按畫面大小來論價的歷史淵源流傳。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實行計劃經濟政策，十分尊重文化名流，對老一輩書畫家也是按尺論價予以“統購統銷”。并將一批又一批書畫家、藝人等文化名流轉為國家干部，成為從國家到地方的各級文化官員。由此形成了新中國書畫以尺買賣的“市場”規則。
現今，隨著中國書畫藝術市場的開放，收藏、拍賣與畫廊的興起，自由職業書畫家的出現，中國書畫藝術市場正逐步向按尺論價、按質講價和按境評價的鼎足時代。筆者拙見：其一，按尺論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其二，按質講價有助于激勵中國書畫藝術家進入市場交流。其三，按境評價蘊藏著中國書畫藝術精神價值的提升。
其一，按尺論價對廣大中國書畫投資者來說，是對預期升值可能性的投資，這如同散戶炒股看的是大氣候一樣，與機構資本運作無關。其實，中國書畫藝術作品不能按標準化來評定，藝術家畢竟不是標準化的產業工人。藝術家需要生活歷練的成長過程，一般地講按尺論價投資中國書畫需要很長的回報時間，而且對藝術家的未來成長難以把握，畢竟成大器的只是鳳毛麟角。通常的按尺論價僅僅是市場的需要，也是眾多買書畫的人對“書畫”作品用途的需要，直白地說：中國書畫市場需要的是價廉物美的儒雅商品。但可悲的是，按尺論價或多或少的造成了一些書畫家不出精品，一味追求“尺”，以求多賣幾兩碎銀。因而，小品大寫，小畫大作的“手法”把中國書畫藝術簡化成了純粹商品化的儒雅禮品。既然中國書畫既進入商品市場流通，就不可避免儒雅腐敗。因為，中國書畫藝術首先定位的是名人書畫，而做名人的前提是做官，綜觀中國歷代書畫名家多為官。因此，儒雅腐敗的官本位流毒在書畫界十分嚴重，尤其是書法界更是泛濫成災。投資者，慎之！
其二，按質講價，這需要投資者的眼界。“質”無非是內在性，它與量相對。任何事物都是質與量的統一，沒有無量之質，也沒有無質之量，二者是相互規定的。真正有眼力的收藏家，他們一般不會注重作品的大小，而是看作品的構思、立意、神韻、筆墨功力是否發揮得好。其實，大作品不一定難作，小作品不一定好作。大作品需要書畫家具備出色的構圖、筆墨駕馭能力和心性的豁達，而小作品需要作出大氣象、深邃的精神氣，則更難，它需要書畫家高深的筆墨功力和學識修養。例如：齊白石一生作品浩瀚，存世有萬件以上，其精心之作《蒼蠅圖》，整個畫面只有一張名片大小的蒼蠅，但這只蒼蠅畫得栩栩如生，齊白石還在圖中記述了畫蠅的趣事。這件作品在1997年中國嘉德拍賣會上竟以19.8萬成交，如按尺論價，這恐怕是齊白石最貴的一張畫了。
其三，境，是中國人文精神的最高標準。所謂“境”，是指人的精神所達到的萬物歸一的無我之境。例如：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李可染以毛澤東《沁園春長沙》中名句“萬山紅遍，層林盡染”為主題創作了一系列畫作《萬山紅遍》，無論在用墨、用色，還是用印、用紙均十分精到，該幅作品不到四尺，當時香港估價約300元，而在2000年榮寶齋拍賣會上以501.6萬元成交，如按尺來論價，每尺價格高達百萬元以上，而李可染的其它大幅或巨幅作品都難以企及。
誠然，每一個成功的中國書畫家都走過以尺叫價的過程，這是未成名之前的生存之路，否則，他就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人”啦。讓今人真正了解中國人的藝術境界，需要生活的積淀，也要基本生活的基點。只見物不見人，只畫物不畫我，只畫死不畫生，只為官不為境，以各自本位的思考和官風代替藝術的思考，這都是當今中國書畫領域的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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