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篇”應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的“四書五經”

——謹以此文紀念偉大導師毛澤東主席誕辰123周年

“老三篇”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導師毛澤東主席在抗日戰爭期間寫下的三篇經典之作《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的統稱。我用“四書五經”比喻“老三篇”可能會有人誤解，所以在這里首先解釋一下：“四書五經”是中國儒家思想的核心載體，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其在中華古典文明中的地位與《圣經》在基督教文明中的地位、《古蘭經》在伊斯蘭教文明中的地位相類似。“四書五經”對于塑造中國古代“士”乃至其他階層的人格與精神氣質，產生了無與倫比的影響。我認為，“老三篇”在中國現、當代文化中，應該具有這樣的地位。

中國傳統文化雖然美輪美奐，為許多人所珍愛，但自1840年以來，當異質的西方文化在堅船利炮的支持下涌入中國后，傳統文化卻潰不成軍，其不能完成中華民族救亡、解放與復興的歷史使命是顯而易見的。對中華民族來說，除非產生新文化，否則不能獲得新生命。所幸的是中華民族浴火重生的能力極強，由五四至延安再到新中國，中國的新文化不僅應運而生，使中國人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而且支撐著中華民族完成了救亡、解放、工業化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使命，今后還將支撐著中華民族走完復興的道路，未來還將引領人類走向社會主義。

這個新文化的核心就是毛澤東思想，而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就是“老三篇”。

為什么說“老三篇”是新文化的核心？因為“老三篇”既回答了死亡的意義問題，也回答了生存的意義問題，更回答了怎樣生活的問題。“老三篇”，正如茫茫夜空中的北斗那樣，為人們指明了前進的方向，“老三篇”揭示了真正值得遵循的核心價值觀，將這樣的價值觀內化于心外化于形，可以使黯淡無光、頹廢沮喪的人生變得熠熠生輝。

人生在世，一個最大恐懼是死亡的不可避免，而伴隨著死亡到來，則是絕對的虛無——你所擁有的，全部都要放棄；你所留戀的，全部都要告別；你所喜愛的，全部都要消失。人們在現實生活中，不見得每時每刻都在思考這個問題，但這個恐懼卻隱藏在人們的靈魂深處，總是夜深人靜、萬籟俱寂的浮現出來，讓你驀然面對人生的荒誕。

是的，如果人生終結墮入絕對的虛無，那么及時行樂就是唯一合理的人生選擇，吃喝嫖賭則是唯一合理的生活方式，甚至吸毒都是理性的。不是嗎？既然一切終將消失，任何為了將來而抑制當下快感的努力都是愚妄的。加謬的戲劇《卡里古拉》中的那位羅馬皇帝，因為突然發現了生命的荒誕和無意義，于是開始胡作非為，期待著被篡弒。當叛逆者的利刃刺入他的身體的時候，他聲嘶力竭地喊出的最后一句話是：“我還活著！”

當然，如果人類真的完全按照這樣的邏輯來思考、生活的話，則人類早就滅絕了，因為在這樣的邏輯下，繁育后代都顯得不合理。人類之所以能夠綿延至今，并創造了輝煌的文明，主要是因為人類創造了文化，通過文化來消除，至少是緩解了這種焦慮。

如何緩解呢？那就是要建構“彼岸”，任何一種歷史悠久影響深遠的文化，都是通過建構“彼岸”來解決現世人生，即“此岸”的問題，通過“彼岸”來賦予“此岸”的人生以意義。比如基督教建立的“彼岸”，就是上帝親自擔任主管的天堂，由于每個人在離開塵世后，都要經過上帝的審判來決定進天堂還是下地獄，所以在現實生活中是不是遵循道德就有了意義——這決定你最終能不能領到進入天堂的門票。

其實，不僅是基督教，幾乎所有的宗教都是這樣一套類似的解決問題方案，只不過在具體表述上略有區別而已。中國的儒家思想比較重視現世，“敬鬼神而遠之”，主要通過“名垂青史”、“列祖列宗”來解決這個問題，但東漢時傳入中國，并成為中國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佛教補上了這個缺失。佛教用“十八層地獄”和“西方極樂世界”建構了自己的“彼岸”，并有了更為細致的分工：佛祖負責把好人帶往西天，閻王則專司把壞人押往地獄。同時還通過“輪回”程序的設置，使“彼岸”變得更加豐富多彩，充滿各種可能性，而具體實現哪種可能性，就全看你在現世的表現了。

但宗教的這一套設置，一個最大的麻煩是經不起理性的檢驗。所以文藝復興之后，尼采就驚呼“上帝死了”，他并且判斷“是我們自己殺了上帝”，沒有了上帝，也就沒有人來為人類立法了，人類就失去方向感，“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心態的泛濫，就是“彼岸”消失的后果。

毛澤東主席的“老三篇”，徹底解決了“此岸”和“彼岸”，“有限”和“無限”之間的關系，同時又擺脫了宗教的虛幻與儒家的迂腐，為上帝去世后的人類指明了方向。或許很多人沒注意到，“老三篇”中有兩篇是祭文，祭文就是在生與死的邊界上發出的感概，產生的思想，是對終極意義的深入思考。

在《為人民服務》中，毛主席把人生的意義定義為“為人民服務”：

“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由于人生的意義得到了解決，所以死就不再意味著絕對的虛無。

毛主席說：“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

“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張思德犧牲將近二十年后，毛主席一個早慧而勤奮的學生雷鋒，把《為人民服務》的核心思想精確的概括為：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

由于找到了“有限”和“無限”之間的橋梁，同時跨越了“此岸”和“彼岸”，頓悟后的雷鋒所感受到的幸福是巨大的，任何以今天極端自私的眼光去嘲笑和貶低雷鋒的說法，都是夏蟲語冰，坐井觀天。

在《為人民服務》中，毛主席也吸收了儒家通過“青史”建構“彼岸”世界的構想：

“今后我們的隊伍里，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

使犧牲者成為榜樣，也在后人的記憶中獲得永生。

行文至此，我要順便說一句，有人把毛澤東思想定義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這是不夠準確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都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來源，這沒有問題，但毛澤東思想超越了這兩個來源，而集東西方優秀文化之大成，只有從這個角度去思考，才能真正理解毛澤東思想。

在《紀念白求恩》中，毛主席解決了人應該怎樣活著的問題，他寫道：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的熱忱。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他。”

毛主席在文中也談到了專業精神，他說：

“白求恩同志是個醫生，他以醫療為職業，對技術精益求精；在整個八路軍醫務系統中，他的醫術是很高明的。這對于一班見異思遷的人，對于一班鄙薄技術工作以為不足道、以為無出路的人，也是一個極好的教訓。”

“精益求精”和今天頗有一點喧囂的“工匠精神”相比如何呢？“工匠精神”和“白求恩精神”相比又如何呢？顯然，“工匠精神”由于不包括“為人民服務”的意涵，其境界是低于“白求恩精神”的。

在《紀念白求恩》一文的最后，毛主席希望大家都能成為白求恩這樣的人：

“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

一個人完全做到這一切，也許很難，但朝這個方向努力，總歸會使自己變得美好起來，難道不是嗎？

《愚公移山》中，毛澤東主席提出了人應該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去生活、去戰斗的問題，其中最能給人以激勵的則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這一格言。在《愚公移山》中，毛主席還斷言，只要為著人民的利益不懈努力，就一定能夠贏得人民這個“上帝”的支持，就一定能夠無往而不勝。

“老三篇”中，《為人民服務》是核心，提供了核心價值觀，而《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則告訴我們應該怎樣做才算踐行了這一核心價值觀。這三篇文章雖然寫于不同時間、不同背景，但卻是一個完整有機的體系。上個世紀50年代，這三篇文章的主要讀者——工農兵群眾自發地將其命名為“老三篇”，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這三篇文章存在內在聯系的自然體現。

需要強調的是，我們今天提出要把“老三篇”作為當代中國文化的“四書五經”，并不僅是因為文章說理的深刻與論述有力，而更在于“老三篇”是由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實踐作支撐的。

作為作者，毛澤東主席本人就是“老三篇”的人格化，簡言之毛澤東就是張思德、就是白求恩、就是愚公！【參見拙作《郭松民：愚公毛澤東——紀念毛主席誕辰122周年》】他一生的事跡可以作證。不僅如此，毛澤東主席還教育、培養出了無數的張思德、白求恩和愚公，他正是率領著由這些決心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組成的黨和軍隊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不僅使中華民族跳出了近代陷阱，而且把中華民族帶上社會主義道路！

今天，“老三篇”在中國有著更加重要的意義。晚近三十多年，中國在文化價值觀上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工具理性決定性地壓倒了價值理性，“為私”的價值觀蔚然主流，“彼岸”完全消失，即時滿足貪欲、性欲、占有欲具有最高價值，這是今天中國社會貪污腐敗、人欲橫流、“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的心態泛濫成災，人與人之間失去了信任感的根本原因，這種狀況也為各種邪教的泛濫預留了空間。

解決文化與價值觀問題，在今天的中國具有生死攸關的意義。

所幸，我們有毛澤東，我們有“老三篇”，中國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