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導讀

“ 

無論經濟、文化還是教育，都不要走捷徑，要走一條最笨的道路，腳踏實地，我喜歡用一個詞“得寸進寸”。一個人的生命能否展開，起點在教育，尤其是學校教育。

我常常認為，一個民族最重要的恐怕不是它的高等教育，而是基礎教育。

”

文 / 著名學者、歷史學家 傅國涌

我主要研究中國近代的政治轉型和社會轉型，但是政治的根基在教育，所以我從政治追溯到經濟，從經濟追溯到教育。但我指向的不是過去而是未來。

我認為，歷史不僅僅是關乎過去的事，歷史乃是關乎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事。我一直倡導，無論經濟、文化還是教育，都不要走捷徑，要走一條最笨的道路，腳踏實地，我喜歡用一個詞“得寸進寸”。

這個詞蘊含著我對中國未來社會變革的一種態度，我不贊同一步登天，一夜醒來一切都改變了。

我非常關心中國的教育往何處去，因為教育往何處去就是中國往何處去，教育到達哪里，中國的文明就到達哪里。

今天靠孔夫子的那一套已經不管用了，我們必須尋找孔夫子以外的資源重新建造中國的根基。

教育不是一個結果，而是一個生命展開的過程。一個人的生命能否展開，起點在教育，尤其是學校教育。如果沒有學校教育給一個人提供最初的翅膀，他的生命是無法展開的。

20世紀的中國，在各個領域非常重要的人物，有不少人只讀過小學、中學，沒有讀過大學。比如范用，中國最優秀的出版家之一，三聯書店的前總編輯、總經理，是小學畢業。著名作曲家周大風，十幾歲就開始譜曲，他也只讀過小學。金克木，北京大學著名教授，也是小學生。

中學生里面，后來成大氣候的有錢穆、葉圣陶、梁漱溟等人。他們受到的中小學教育，足夠給他這樣的翅膀。所以我常常認為，一個民族最重要的恐怕不是它的高等教育，而是基礎教育。

十幾年前，我只關心中國的高等教育，后來慢慢開始關注中學，2006年春天出版了一本《過去的中學》，后來就關注到小學，出版了《過去的小學》。

 

壹

民國的教育家

晚清有個狀元張謇，南通人，他是一個實業家，也是教育家，他有句名言叫“父教育”、“母實業”。在他看來，教育比實業更重要。他本來想辦教育，但是沒錢，就先辦企業，掙了錢再辦學校。

中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南通師范學校，就是他于1902年創立的，比官辦的師范學堂要早很多。

他到日本考察，從幼兒園到小學、中學，把門窗比例、桌椅板凳的高矮都記下來，連廁所、廚房的門都量，回來以后照著做。

他發現，很多最簡單的東西中國人都做不了，因為沒有經驗，所以他一開始就模仿日本。中國最早的教科書也是請日本人幫助編的，就是1902年到1904年完成的第一套完整的小學教科書。

大多數民國時期的中小學校長，今天的人已經不太熟悉他們的名字了，除了個別像陶行知、經亨頤、張伯苓大家還知道。

林勵儒是北師大附中校長，后來做北師大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部副部長；趙君達，天津耀華中學校長；高鳳山，匯文中學校長；周厚樞，揚州中學校長；王人駒，做過浙江永嘉縣、海寧縣的教育局長，他一生最重要的職務卻是，永嘉縣永昌小學的校長；劉百川，鎮江一個小學的校長，后來是江蘇省教育廳的督學。

這些人有的當時非常有名，但今天的我們已不知道他的名字，比如劉百川我是今年才知道，因為剛剛出版了他的《一個小學校長的日記》，非常精彩。

王人駒的后人自編了《王人駒文集》，寄了一本給我，我才知道原來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個溫州籍的教育家，他不光有理念，而且有實踐。

這些有名的和無名的，名校的和非名校的，一同構成了一個燦爛的教育家群體。

如果一個時代只有那些有名的大教育家，那個時代的教育還不一定就有多好，只有出現大量不太有名的、普通的，具有教育家氣質、能力和情懷的人，這個民族的教育才是真正值得肯定的。

 

貳

民國的校歌

教育都是人的教育，而不是非人的教育。學生、老師、校長都可以在學校里快樂地學習、生活、工作。

民國時代的老師，普遍認為學生身上有巨大的潛能，他們愿意在一個自由、舒展、開放的狀態下跟學生交流，這種交流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在人格平等基礎上的交流。

所以，我把民國的教育稱為有溫度的教育。

溫度就是人與人之間有生命的交流，有那種愛的關懷，有憐憫。學習是一種生命狀態，不是技術性的，你把它變成技術活兒，大家都會很苦。

我們看一看那個時代的校歌，就知道那時候的中小學是什么樣的。

北師大附中的校歌是這樣的：

附中，正正堂堂本校風，我們莫忘了誠、愛、勤、勇。

你是個海啊，含真理無窮。你是個神啊，愿人生大同。

附中，太陽照著你笑容，我們努力讀書和做工。

多美好，北師大附中是中國頂級的中學，有110年歷史，很多名流都從這里畢業。20年代的校歌讓我們看到它的從容和自信，校歌的背后是學校，是老師、校長、學生，校歌的背后就是人。

再看天津南開中學的校歌：

渤海之濱，白河之津，巍巍我南開精神。汲汲鋟鋟，月異日新，發煌我前途無垠。

美哉，大仁智勇真純，以鑄以陶，文質彬彬。渤海之濱，白河之津，巍巍我南開精神。

下面是江蘇省縣立第五小學的校歌：

西挹神山爽氣，東來鄰寺疏鐘，看吾校巍巍峻宇，連云櫛比列其中。

半城半郭塵囂遠，無女無男教育同。

桃紅李白，芬芳馥郁，一堂濟濟坐春風。

愿少年，乘風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

汪曾祺的母校，因為他的緣故，這首校歌就流傳下來了。這是他們小學五年級的語文老師寫的，這位老師成了汪曾祺一生的惦念。他60歲以后還以這位老師為原型寫了一篇小說。

他認為一生中最重要的兩位老師，第一就是這位老師，第二才是沈從文先生。沒有這位老師，即使后來遇到沈從文先生也可能沒用，因為你少年時代沒有那根線布在那里。

少年時代一定要有一根線索，大了以后遇到能點亮你的人，那根線點起來了，生命的燈就亮了。

我看了很多校歌，其中有自信、自尊，有追求知識的莊嚴美好的感受，我感到這些校歌中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內容，就是地域性、審美性和人文性。

對學校所在地域的山水草木的描述，在中國文化和中國教育中，世世代代都是非常重視的。地域文化正是構成中國文化的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

當清兵南下，橫掃整個中國的時候，江南的士大夫領導民眾起來抵抗，靠的是地域文化的一種積累。

單純的武力抵抗是沒有力量的，真正的抵抗還是文化。日本人非常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們為侵略中國幾乎做了50年的準備。在這50年當中，他們對中國地域、礦產、文化等各個方面，做了地毯式的調查，各種調查報告之細密，水平之高，用力之深，讓我們今天看了仍觸目驚心。

日本人對中國的了解真是到了骨髓里。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變”，他們進攻上海，首先想炸毀的不是軍事基地，而是商務印書館，因為商務印書館是編輯出版中小學教科書的。把一個民族的文化根脈摧毀，這個民族就真正被摧毀了。

民國時的商務印書館大廈，是當年上海乃至全國的文化地標

但是今天，中國的地域文化正在被削弱、被摧毀。

這是一個非常不祥的信號，因為中國文化的傳承，很大意義上不只是經典的傳承，更是地域文化的傳承。

有什么全國文化嗎？孔子文化不就是魯文化嗎？屈原文化不就是楚文化嗎？正是他們共同構成了我們所說的中國文化。

如果沒有了地域文化，就沒有了個性，沒有了差異，沒有了不同的面孔，沒有了從各自地域生長出來的風俗、思想。地域性其實是一個國家文化的根脈。

審美性是超越于現實之上的東西，我們看到那些校歌里面都有很美的一面，都有桃李芬芳的一面。桃李芬芳最初并不是用來比喻教書育人的，只是對純粹自然的描述，慢慢變成了教書育人的一個比喻。

人文性剛才已講了很多，就是蘊含在校歌背后的東西，他們的那種自信，對知識的追求。

 

叁

民國教育的特征

我把民國教育的特征概括為兩點：

第一，是人的教育。

人不是工具，人是目的。殷海光曾說，“自由的倫理基礎就是把人當人”，我把這句話借過來，教育的倫理基礎是什么？也是把人當人。

第二，就是解決了教育的獨立性問題。

我們今天的小學是為中學而存在的，中學是為大學而存在的，各自都是不獨立的，只不過這個流水線上的一環。但在民國，教育的每一個階段都自成格局。

小學就是小學，中學就是中學，大學就是大學。因為，更多的小學生不一定讀中學，更多的中學生不一定讀大學，那個時候受教育的機會也少。由此反推，小學階段要完成一個人成為公民，成為一個社會人的使命，他要到社會上去工作，要成為父親、母親，那就必須在這個階段接受應有的教育。

中學也一樣，都要完成本階段應該完成的目標。杭州高級中學不是為浙江大學而存在的，北師大附中不是為北師大和北大而存在的。

作為一所中學，它有自己的尊嚴、有自己的體面，驕傲地存在于這個社會。

它的學生無須因為考上某個名牌大學而為母校爭得榮譽，他在這個階段所受的教育，滋養了他的一生，裝備了他的一生，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因為學生分數考得高，這個學校才是好學校，而是因為這個學校養育出來的人品質好、學習好，在社會上口碑好，這個學校才是好學校。

他們有自己的評價標準，有自己獨立的評價體系。

評價體系的背后是什么？就是整個社會的一套價值體系。如果一個社會的價值體系扭曲了、失衡了，一切就都變態了。教育應該是正能量，為這個社會提供建設力。

民國時代，雖然兵荒馬亂，山河破碎，但是人心沒有碎，那個時候的學校教育是在為社會建設提供正能量。

我們看到今天這個社會有很多負能量和破壞力，如果我們加大這個正能量和建設力，負能量和破壞力就減弱了。

每一個人做一點，整個格局就撐開了，空間是撐開的，時間是爭來的，一切都在自己的作為。

 

肆

我的三位好老師

我的一生從來沒有遇到一所好學校，從小學、中學、大學，讀的都是最普通、最爛的學校，但我曾遇到過好老師。

我14歲時遇到一位老師，告訴我怎么寫文章，他只教了我三句話，卻讓我一生受用不盡。

他其實只教了我敘事的技術。

我當時寫了一篇作文，被我的語文老師看上了，她拿給她的先生看。她先生是我們縣里的文章高手，教育局教研室的領導。我被叫到老師的宿舍，他跟我大約說了5分鐘。

他說你這篇作文寫得不錯，只是有些地方需要修改，他告訴我敘事的文章要怎么寫，“你是寫捉螃蟹，你要寫——先抓大的，再抓中等的，然后再抓小的。”

當時我不大懂，只是按照他說的去修改了，后來發表了。但是我不明白他為什么那么說，從來沒有人跟我講過要這樣寫文章，現在我明白了，這就叫層次，這就叫具體，這就叫細節，這就叫鮮活。

他教會我這個技術，我現在可以得心應手的運用，與我的的生命融為一體了，所以我可以把歷史細節用好的敘事表達出來。

然后，在我十八、九歲的時候遇到了第二位老師，他教了我好幾句話。

第一句，在學術上不要搞空對空導彈，要搞地對空導彈，就是要腳踏實地。第二句，寫文章要以小見大，從小切口切入，寫大問題。第三句話是告誡我，你要在學術上訓練自己10年。

因為那時候我很喜歡寫東西，他說你不要急于寫東西，你寫讀書筆記，十年后再來寫自己的東西。他說，我對你有信心，你10年后再開始寫，肯定行。

我當時心里不怎么服氣，其實我是過了12年才開始寫東西。20多年后我更加明白了，老師說的完全正確。沒有他說的這個10年論，我肯定不行。

很多有才氣的80后，我發現他們多數人都有一個共通的毛病，就是太急躁了，不愿意等待。需要早一點成名、買房子，因為娶老婆沒房子誰嫁給你？很現實嘛。這個時代每個人都被房子壓彎了腰，等待10年是一個奢侈的事。

我生命中的第三位老師是28歲那年才遇到的。我覺得時間都是對的，14歲遇到一位，18歲遇到一位，28歲遇到一位，如果沒有前面兩位，第三位遇到也沒用。

這一位，如果不是他找我，我還不敢去找他。許良英先生是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的編譯者，在科學史領域很有影響。他找到我，給我很多批評，當然也給我一些鼓勵。但是他的鼓勵帶著溫度，我知道他很喜歡我，他的批評有一些我聽不進去，但是我很喜歡他的批評。

從那時起我們開始交往，一直到現在，他已經92歲了。我28歲以來很多方面都受益于他，我們幾乎每月都會通一封信。他不喜歡打電話，喜歡寫信，這是老輩知識分子的習慣。

他給我的信可能有好幾百封了，我們什么都談，談思想、談學問、談人，談中國的事，談世界上的事，談科學上的事、文化的事、政治的事……我1995年認識他，4年之后，1999年，我開始寫東西。

我的故事沒有普遍性，但從中能夠看出，一個人的生命中，假如在小學就遇到一個對自己影響很大的老師有多重要。

金庸就遇到一位小學語文老師，給他的教誨影響到他幾十年后辦報。很多人都說，小時候的某一位老師、某一件事影響了自己的一生，專業的方向、最后的造化。

汪曾祺母校的校歌里最后那句話，真的非常棒，“他日毋忘化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