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棄疾是南宋初期詞壇著名詞人。二十歲時，投奔義軍領袖耿京帳下，并奉表南歸。辛棄疾為遵祖訓以“報君父不共戴天之仇”，但南歸之后，卻始終沒機會參加戰(zhàn)斗。且因其“北方歸正人”的身份，遭到排斥打壓。因此，報國無門的苦悶，壯志難酬的壓抑，便成為辛詞的情感主調。這首《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也不例外：

郁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

全詞情景交融，意蘊豐贍，用典繁復，聯想奇妙，卻又一氣貫注，不著痕跡。然此詞的寫作時間與地點，學界多有誤判，其情感意蘊與藝術造詣也有待于深入發(fā)掘。

詞作的時間與地點

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及蔡義江《辛棄疾年譜》，均認為此詞作于淳熙二年(1175)或三年(1176)辛棄疾任江西提刑期間。考《宋史》本傳，辛棄疾曾兩度任職江西，一是淳熙二年，詔令任職江西提刑，討平茶商軍。二是淳熙四年，由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撫使改任隆興知府(治今南昌市)兼江西安撫使，直到淳熙五年離開豫章。就任江西提刑，時“驅馳到官，即專意督捕，日從事于兵車羽檄間，坐是倥傯，略亡少暇”(《辛棄疾手札》)。則軍務繁忙，羽檄紛飛，無暇吊古覽勝。知隆興兼江西安撫，頗有遷謫之感。《鷓鴣天·離豫章，別司馬漢章大監(jiān)》：“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歷遍楚山川。但將痛飲酬風月，莫放離歌入管弦。”友人楊炎正《水調歌頭·呈辛隆興》：“杖履覓春色，行遍大江西。訪花問柳，都自無語欲成蹊。不道七州三壘，今歲五風十雨，全是太平時。征轡晚乘月，漁釣夜垂絲。詩書帥，坐圍玉，塵揮犀。興方不淺，領袖風月、過花期。只恐梅梢青子，已露調羹消息；金鼎待公歸，回首滕王閣，空對落霞飛。”無論辛詞與楊詞，皆說再任江西“訪花問柳”“醉吟風月”的閑散生活。辛棄疾離江陵赴隆興，也寫過一首《鷓鴣天》：

指點齋樽特地開，風帆莫引酒船回。方驚共折津頭柳，卻喜重尋嶺上梅。催月上，喚風來。莫愁瓶罄恥金罍，只愁畫角樓頭起，急管哀弦次第催。

上闋說，開樽痛飲之際，得赴江西之命，離別朋友，難舍難分；但來江西可以故地重游，再尋大庾嶺的梅花。下闋說，到了江西不愁沒酒，只是離開江陵要沖之地，唯愁不能親與抗戰(zhàn)御敵了。又有《水調歌頭·淳熙丁酉，自江陵移帥隆興……》，詞末說：“但覺平生湖海，除了醉吟風月，此外百無功，毫發(fā)皆帝力，更乞鑒湖東。”皆為再度任職江西寫照。

由此可知，本詞為二次任職江西“杖履覓春色”“歷遍楚山川”時所作，其時應在淳熙四年到五年(1177-1178)之間；而非鄧、蔡所指討捕茶商軍之年(1175-1176)。

“造口”，又名皂口。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八七萬安縣：“皂口江，縣南六十里，源出贛縣界三龍山，經上造，下造，流入贛江。造口即皂口也。”萬安縣西南六十里有皂口鎮(zhèn)。顧氏說：“朝山阨在縣西南朝山下，背負峻嶺，俯瞰大江，為往來阨塞。”可知辛詞所“書”之“造口壁”，當為皂口鎮(zhèn)之朝山阨，為皂口江與贛江交匯處之“往來阨塞”，也是“郁孤臺下清江水”的空間聯想依據。“朝山阨”之“朝”當讀“朝陽”之“朝”，與“造”“皂”皆為齒舌音，方言相同而用字不同，所指之地并無不同；如江西吉州之“黃公灘”音訛為“皇恐灘”之例。不過，“造口”或“皂口”及“朝山”，王象之《輿地紀勝》不見其跡。王氏于宋理宗紹定年間(1228-1233)做過隆興府分寧(今江西修水)知縣，于江西輿地形勝及人文地理相當熟悉。辛棄疾做過隆興知府兼江西安撫使，在當時詞壇亦頗負聲名；而王氏于吉州“四六”門中引楊炎正《州學上梁文》，卻無辛氏筆墨。考王象之為婺州金華人，登寧宗慶元元年(1195)進士第，其歧視“歸正人”辛棄疾，并非不可能。

造口壁與郁孤臺

既知寫作時地及其背景，則“書江西造口壁”而從“郁孤臺下清江水”起興，也就不難理解。《輿地紀勝》卷三二：“郁孤臺在郡治，隆阜郁然孤起，平地數丈，冠冕一郡之形勝，而襟帶千里之山川。唐李勉為虔州刺史，登臨北望，慨然曰：‘余雖不及子牟，而心在魏闕也。’改郁孤為望闕。”若“造口”果在萬安縣西南六十里之贛江邊，郁孤臺卻在贛州(“虔州”)府城，相距二百余里，顯系托興聯想，并非眼前實景。所以從“郁孤臺”起筆，用意大抵有二：一是“望闕”，用戰(zhàn)國中山公子牟及唐人李勉“身在江海，心在魏闕”之典，以明心系朝廷，不忘恢復之志。二是“郁孤”，取“郁然孤起”字面意，以宣孤獨苦悶的勃郁不平之氣。至于“清江水”，卻是眼前山水，因題壁之地“背負峻嶺，俯瞰大江”，郁孤臺在贛州治，贛江在其下，又西北流，經萬安縣皂口鎮(zhèn)，這既是直賦其形，亦是聯想其景，更為下句抒情預筆蓄勢。

清江水與行人淚

“行人”，離鄉(xiāng)背井、遠行服役之人，實為辛氏自指。辛棄疾由北歸南，矢志報國，卻一事無成，不禁悲從中來。眼前滾滾奔流的清江水呀，其中有多少羈旅之人悲傷的眼淚呢!顯然，“中間多少行人淚”，因“清江水”而作“淚”的聯想。

然則何以有“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既取李勉登臺北望之典，又化用前人詩句。李白《登金陵鳳凰臺》：“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杜甫《小寒食舟中作》：“云白山青萬余里，愁看直北是長安。”劉攽《九日》：“可憐西北望，白日遠長安。”諸作各有寄托，要為神京路遠，企而望之。辛詞喻意多門：“長安”，象征帝都。西北長安，為無數山巒阻隔，喻帝京遼遠，既不可望，更不可及，這是英雄失路、報國無門的憂憤。辛棄疾自謂“生長西北，仕宦東南”(《新居上梁文》)，“西北”的方位，也隱隱流露鄉(xiāng)邦故園之思。但作為帝都象征的“長安”絕非偏安一隅的南宋都城臨安，而是暗喻北宋都城汴梁，此時已是金人之“南京”。作者身在南國，引領北望，山重水復，愁思無限；而北方遺民父老，又何曾不是淚盡胡塵，南望王師心切呢!由此可見，登臺北望，淚灑清江，遠遠不是作者個人遭際的思君念闕，而是山河破碎，父老泣血，卻又壯志難伸，報國無門的痛楚與哀傷。

無數山與東流水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重重疊疊的無數青山，遮住了“行人”北望的視線，卻擋不住奔騰的江水滾滾東流。陳師道《送何子溫移亳州三首》之二有句：“關山遮極目，汴泗只東流”，正是辛詞用典所在。則“東流”之水，實指汴河。既“遮不住”，當然勢不可擋，奔騰宣泄；“畢竟”二字，語氣更是斬釘截鐵，不容置疑。既然二句的用典指向在于汴河與泗水，其喻意也就不言而自明。北方遺民父老，不甘淪陷，無日不思恢復，其南望歸漢之心，如汴泗東流之水，一瀉千里，勢不可當。

如果說“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是從眼前之景著筆：關山阻隔，望斷天涯，不見長安，從而遙想北方父老，泣血中原，南望王師。其表達方式是就己以推人，由內而及外；而“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則是以汴泗東流之水，遙擬中原人心所向，恢復大業(yè)可期。其藝術手法便是由外而及內，即景而生情，也是本篇最為明快暢達，最為激動人心的詞句。中原父老南向之心沛然莫之能御，可見詞人對恢復大業(yè)充滿熱望。

然而，藝術的辯證法，總是在高昂之際墜入沉郁；在歡暢之處立生頓挫。民心可期，在于豪杰之士因勢而利導，用之以成功。但自孝宗隆興元年(1163)張浚兵敗符離，朝廷議和派一時風頭無兩。而辛棄疾本是一腔熱血，南歸報國，卻長期投閑置散，無所作為；好不容易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使，擔任邊帥大任，總算有機會面敵參戰(zhàn)，朝廷卻以故調離邊城而遷任江西后方。熱望滿懷，換來“杖屨覓春色”“遍歷楚山川”，只在酒中做豪杰，以翰墨呈英雄!而汴泗東流，一瀉千里，不舍晝夜，也昭示著日月逾邁，逝者如斯!雖然民心可用，且壯心未已，卻不能及時以成功；俟河之清，人壽尚能幾何？暫時的高昂，不能抹去內心的壓抑；短暫的暢快，無從折返心頭的沉郁。“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詞人的心路歷程重新回到報國無門的傷痛與悲愴。

江晚之愁與清江之淚

“江晚”，江上晚照，暮色蒼茫。既是眼前實景，也“正”是引發(fā)詩人“老卻英雄只等閑”之“愁”苦憤懣的誘因。“正愁余”，化用屈子《九歌·湘夫人》“目眇眇兮愁予”之句。暮云四合的湘江水畔，湘夫人引領而望，等待愛人湘君的企盼情懷，與詞人此時的情與景多相吻合。江流晚照，殘陽如血，倦鳥歸飛，空曠而蒼涼，亂山深處，鷓鴣聲聲悲鳴，更有意無意地刺激著作者投閑置散而時不我待的憂傷與憤懣，也有意無意地聲聲喚起“壯歲旌旗擁萬夫”的抗敵英雄在垂老之際夙志難成的痛楚與不堪。左思《吳都賦》“鷓鴣南翥”，劉淵林注：“鷓鴣如雞，黑色，其鳴自呼。或言此鳥常南飛不北，豫章已南諸郡處處有之。”白居易《山鷓鴣》說“啼到曉，唯能愁北人，南人慣聞如不聞”。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十八也說，“今俗謂其鳴曰‘行不得哥也。’”在在皆與辛詞的情境及其“歸正人”的身世之感相切合。“南飛不北”的境遇，“行不得哥也”的悲鳴，無不觸動詩人的心靈隱痛。羅大經說，“聞鷓鴣之句，謂恢復之事行不得也”。如果把“恢復之事”理解為“恢復之志”，恰能精準地體會到詩人恢復無望的深深惋惜與英雄失路的無比沉痛。這末尾二句正與起首“郁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相互關聯與回照，形成首尾相銜之勢。因此，“愁”是報國無門之“愁”，“淚”是英雄末路之“淚”，也是恢復無期、北歸無望的“愁”苦之“淚”!

總之，這首詞當作于孝宗淳熙四年到五年之間(1177-1778)，辛棄疾第二次赴任江西之時。投閑置散，壯志難伸，不免醉吟風月。游覽皂口江之際，作詞題壁，借古傷懷，抒發(fā)報國無門的憂傷與沉痛。全詞筆勢起伏，情感迭宕，用典繁富，聯想奇妙，且首尾相銜，一氣貫注而不著痕跡。不足五十字的小令，抑揚頓挫，九曲回腸，其藝術旨趣深厚而雋永，是辛詞重要代表作之一，因而千古傳誦，引發(fā)后世無數愛國人士的情感共鳴。 (作者：程水金，系南昌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