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讀u003c楚辭u003e》一文中，胡適提出了一個問題：屈原究竟是誰？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質疑屈原是否真實存在。然而，時至今日，很多人認為胡適對這位偉大的愛國詩人的質疑，表現了他內心的美國化傾向，于是將胡適視為不愛國，甚至說他是資本主義的走狗。那么，我想問，魯迅批判孔子、批判傳統文化，也是否能理解為不愛國呢？為何許多人在看待魯迅與胡適時，會采取雙重標準？

胡適的性格相對溫和，他并不是完全否定屈原的存在，而是提出了合理的質疑。胡適在引文中明確表示，他期望國中研究《楚辭》的學者能夠理性地審視他的意見，修正它或反證它。胡適之所以提出這一質疑，是因為他認為《楚辭》的文學價值被埋沒、被曲解，甚至被理學思想污染了。他認為，如果不打破屈原的傳統形象，那么《楚辭》就只能被視為一部效忠于名教的忠臣教育書，而真正的文學價值則被忽視了。 例如，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這一句，本應是描繪自然景色的極美之句，然而卻被理學家解釋為當國君政務緊急時，百姓憂愁，賢人憂傷。再比如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這本是對自然景致的生動描寫，理學家卻強行附加注解為好賢之心不已。還有《詩經》中的《關關雎鳩》，一首表現相思之情的詩，卻被理學家解釋為美后妃的德行。從這些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理學家們總是將經典文學作品與忠誠、美德等政治道德聯系在一起，而忽視了文學本身的藝術性。胡適的質疑，正是為了防止屈原的形象扭曲《楚辭》的真實文學價值。

回顧當年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物們，誰能說他們沒有對傳統文化做出過激的言論？例如打倒孔家店等話語，難道就能證明他們不愛國嗎？事實上，這些言論正是他們深切關注國家命運、渴望變革的體現。胡適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核心人物，他對屈原提出的質疑，不應當被解讀為不愛國。胡適不是完人，他在質疑屈原存在的過程中，某些觀點確實存在問題，值得討論。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就應當把不愛國的帽子強加到他身上，這樣的解讀顯然不公正。 胡適對屈原存在的質疑，從兩個方面展開：首先，他認為《史記》本身不夠可靠，尤其是其中《屈原賈生列傳》的記載更是值得懷疑。其次，胡適認為，如果屈原真有其人，他的故事必定發生在秦漢以后。胡適的第一點是從《史記》中屈原的記載入手，指出《楚世家》等篇章中存在諸多漏洞。當然，胡適提出的這些漏洞，并不能完全否定屈原的存在，因為《史記》在傳抄過程中難免出錯，再加上司馬遷寫作時可能存在前后矛盾的情況，誰能保證所有歷史記載都百分之百真實呢？

至于第二點，胡適認為屈原是一個理想化的忠臣，在戰國時代不可能存在這種奇怪的君臣關系，他甚至得出屈原是一種箭垛式的復合物的結論。戰國時期，確實文人的忠誠觀念與后代有所不同，但這并不能因此就否定忠臣的存在。而且屈原并非游士，他是楚國的貴族，家國一體的理念在他身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此，屈原的愛國情懷，完全是合乎邏輯的。 正如所說，胡適在質疑屈原的過程中，其某些論點并不具有強有力的說服力，這是可以批評的，而胡適本人也樂于接受反駁。然而，我們不能因此就斷言胡適不愛國，恰恰相反，胡適提出質疑的初衷，正是為了民族文化的保護與重振。將傳統文學解釋為圣人德行，實際上對民族文化的破壞是巨大的。 李大釗曾指出：我之抨擊孔子，并非針對孔子本人，而是批判孔子作為歷代君主權威象征的雕塑；非批判孔子，乃批判專制政治的靈魂。同樣，胡適對屈原的質疑，正如李大釗批判孔子一樣，是在挑戰舊有的文化權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