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蘭亭序》

趙佶《聽琴圖》

豐子愷《建筑的起源》 選自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談美育》

審美趣味是我們在審美活動中表現出來的心理定勢，它以喜愛或不喜愛的直接情感評價形式，決定對審美對象的取舍。它雖可體現為一定群體的共同審美傾向，卻又總是具體地表現為個體的審美偏愛或選擇。歐洲有一句俗語：“趣味無爭辯”。意思是說，人們對于審美和藝術各有各的趣味選擇，這是由于個性差異，沒什么客觀標準。那么，審美趣味是怎么形成的？又該如何培養呢？這就要從“趣味”這個概念講起。

“趣味”這個詞，是從味覺的意義上發展而來的。在中國美學史上，很早就出現了用味覺來類比審美感受的說法。例如，古代春秋時期有個叫晏嬰的人，做過齊國的上大夫，他用羹來討論“同”與“和”的區別，并認為“聲亦如味”，各種音樂要素“相成”“相濟”，如“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那樣，達到五聲之“和”。（《左傳·昭公二十年》）魏晉之后，“味”“滋味”“韻味”等概念被用來形容藝術作品的某種審美特性和風格類型，同時，審美欣賞也具有了咀嚼品味的意義。

審美既然是一種品味，那就必然會有不同的偏好。例如，鐘嶸首推五言詩：“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鐘嶸：《詩品》）這體現了對某種文體的偏愛。司空圖雖列出了“二十四詩品”，但他最推崇的是“沖淡”一類，體現了追求淡遠、含蓄、于自然平和中見深邃意韻的審美趣味，這也就是他所追求的“韻外之致”“味外之旨”。所以，他提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詩”（司空圖：《與李生論詩書》），不僅是要求對詩要作審美的品評，而且意謂追求一種獨特的審美類型或風格。至此，“味”“滋味”“品味”，作為一種審美的概念，已不同于單純的味覺意義了。

由此可見，審美趣味主要是指審美的選擇和評價，體現出某種審美的傾向性，而且由于這種選擇和評價包含著鑒別、理解等要素，所以，審美趣味同審美能力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人的性格千差萬別，由于天性、生活經歷和學習經歷的不同，會形成不同的性格特征，我們稱之為“個性”。正因為人們各有個性，所以我們生活的世界才多姿多彩、生機盎然。從這個意義上說，“趣味無爭辯”是有充分理由的。美育需要充分尊重個性差異，鼓勵學生大膽表現個性自我，這也是創造力發展的基礎。

可能有人會問，既然審美趣味是個性化的，也是“無爭辯”的，那么，審美趣味是否還需要培養提高呢？在談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看一個例子。

李漁在《閑情偶寄》中曾記下這么一件事：宜興有位“周相公”“千金購一麗人”，人稱“抱小姐”，原來她腳小得無法行走，“每行必由人抱”。這種對“三寸金蓮”的嗜好，正是特定時代、特定民族文化、特定階級的產物，腐朽沒落的時代和階級產生了病態庸俗的審美趣味和審美評價標準。實際上，大眾文化中出現的“跟著感覺走”“過把癮就死”等“娛樂至死”的藝術趣味，也體現了一部分人的人生觀。

因此我們可以說，審美趣味的差異性是相對的，有一定的范圍，這種范圍構成了它的共同性的一面。一方面，它限于審美價值的范圍，這就構成了審美趣味的是非標準。當我們說審美趣味時，就意味著對審美價值的肯定和追求。倘若某人缺乏審美價值取向，那么就是缺乏審美趣味；倘若某人喜歡審美價值很低甚至骯臟的東西，那么就是審美趣味低級。另一方面，在審美價值范圍內，審美的選擇與評價還有高低和廣狹之分。對于舉世公認的優秀藝術品毫無興趣，而對模仿性的、較膚淺的娛樂性文藝卻津津樂道，是審美趣味不高的表現。

審美世界無限廣闊，個人的經驗范圍總是有限，所以，審美趣味總是有局限性的。倘若只對某一部作品、某一位藝術家的風格或某一種藝術體裁感興趣，并排斥其他方面，那就是審美趣味過于狹隘的表現。即使對同一審美對象有肯定性評價，但是由于審美對象的意義是多層次的，不同的審美趣味仍有高低、廣狹之分。藝術作品的意義一般可分為感覺層面、形式層面和情感意味層面三個層面，能對其各個層面的審美價值作出全面選擇與評價的審美趣味，顯然要比只限于較淺層面的價值取向水平高、范圍廣。

審美趣味的形成會受到社會歷史條件的深刻影響，一定社會和階層的人由于生活方式不同，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人生志趣的不同，使審美趣味具有了時代性和民族性，這就形成了審美趣味的另一種規范或范圍的共同性。

作為啟蒙思想家和文學家的伏爾泰，他的審美趣味也不能脫離17世紀以來法國宮廷貴族的審美趣味，崇尚高貴、典雅和理性法則，他對莎士比亞的嘲諷與指責正基于這種趣味。他認為，莎士比亞“是一個具有一定想象力的野蠻人”，他不懂規范，不懂合宜，不懂藝術；伏爾泰還指出：“……高乃依的天才比莎士比亞更偉大，正如貴族的天才比百姓的更偉大。”（雷納·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第一卷）顯然，伏爾泰不僅是站在法國人的民族立場，而且是站在古典主義的美學立場來作這種評價的。

與伏爾泰相比，歌德顯然更具有近代藝術的審美趣味，雖然他是個德國人，卻仍對《哈姆雷特》極為贊賞，他說：“我認為從來沒有人創造過這樣杰出的劇本。”（王元化：《王元化集·卷三·莎劇解讀》）魯迅把傳統戲曲中簡單化解社會矛盾沖突，用一個美滿的結局來“安慰觀眾”的大團圓稱為“團圓之趣”，并作了嚴肅的批判。這也是對傳統審美趣味的一種反叛，體現了一種新的審美趣味，這種趣味與“五四”的時代精神是一脈相承、息息相通的。

審美趣味有民族的差異性，這種各民族之間的趣味差異又意味著本民族成員之間的相似，它是某一民族的成員在審美價值取向上的趨同性，與這個民族的整體文化性格相一致。同樣是山水詩人，中國的謝朓、陶潛、王維等人，喜歡把內心的情感引向自然，順從自然，而獲得怡神平和的審美感受；英國的華茲華斯、柯勒律治等人，卻傾向于把內心的情感注入自然，主宰自然，而獲得激情洋溢的審美感受。中國的古典戲曲較注重言情，故而形成了歌舞化的表演特色；西方的古典戲曲較強調對行動的模仿，所以情節、人物與場面的再現性較為突出。這些都體現出不同民族各自具有的審美趣味的共同性。

中華民族具有悠久深厚的藝術文化傳統，其中凝聚著優秀的中華美學精神，學校美育應該在吸收全世界優秀審美文化成果的同時，更加注重弘揚中華美學精神，增強學生對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

分析了審美趣味的一些社會、歷史、文化內涵之后，我們就可以清楚地認識到，審美趣味是有高低之分的，美育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在尊重學生個性的基礎上，提高他們的審美趣味。

首先，美育所選用的藝術品應該是適合學生接受能力的優秀經典作品。因為優秀經典作品是經過長時間的檢驗，浪里淘沙選出來的精品，而且在歷史傳承過程中被不斷賦予新的審美和人文意義。例如，中國的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誕生于公元前6世紀前后，之后不斷有對它的注解、闡釋和評論，這些都影響到后人對《詩經》里各篇詩作的意義的理解和價值評判。偉大藝術作品的意義不是僅僅存在于單一的文本中，而是存在于一條不斷積淀意義的歷史長河。《詩經》的審美和人文價值就是這長河積淀的產物，它因此而厚重，而且這條河還要流向遠方。

音樂經典也是如此。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起初是一份樂譜，經過歷代指揮大師和優秀樂團的演繹，經過音樂版本學、音樂史、音樂美學、音樂評論等多角度的不斷考證、修訂、注解、闡釋和評論，其內涵越來越豐富，審美和人文價值也早已超出原初樂譜本身。

其次，審美趣味是在比較和鑒別的過程中提升起來的。英國經驗主義哲學家休謨在《論趣味的標準》中寫道：“一個人唯有習慣了觀察、審視與衡量某些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中都受到贊美的作品，才能鑒別展現在他眼前的作品的優點，判定它在天才之作當中的恰當等級。”所以，經常對各種審美類型和特征作比較與鑒別，對各種藝術作品優劣之處進行區分與評價，確實有助于審美趣味的敏銳和提升。

再其次，要注意方法，循序漸進地培養學生較高的審美趣味。優秀經典作品由于比較厚重，往往比較難懂，學生不太容易馬上感受到欣賞經典作品的樂趣。這就需要教師選擇一些比較容易被接受的優秀作品來讓學生欣賞，讓他們一點兒一點兒地感受到經典作品的偉大和有趣。高雅審美趣味的形成是一個漫長、循序漸進的過程，民間流傳的“三代會穿衣，四代會吃飯”或者“兩代學吃，三代學穿”等說法，講的也是良好審美趣味形成的長期性。當然，如果兒童從小接受良好的美育浸潤，審美趣味是可以得到顯著提升的。

（作者系杭州師范大學教授、教育部高校美育教指委副主任委員，著有《談美育》等）

《中國教育報》2025年09月05日 第04版

作者：杜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