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蘇軾北歸前，特意繞道南華寺，站在六祖惠能真身前，竟失聲痛哭。

幾月之后，他留下八個字，把一生的沉浮寫進臨終遺言。

那一跪，到底壓了多少心事？

蘇軾一輩子，走得不順，但活得通透。從中進士那天起，他就注定在風口浪尖上過一生。

他21歲考中進士，文章驚艷朝野，連歐陽修看了都搖頭贊嘆，說這是將來能獨步文壇的人物。少年得志，才華橫溢，意氣風發，但朝堂之上，從來才氣不是護身符。

王安石變法動了根基，他偏偏站在了對面。勸不動人，倒惹一身騷。

幾年之內，職位起起落落，從京城被貶到杭州、密州，再到黃州、惠州、最后遠放海南。

一貶比一貶狠，一路越走越荒，朝廷不給他回頭的路。

真正的轉折，是1079年那場“烏臺詩案”。

詩寫得再好，也救不了命。御史參他“譏諷朝政”，朝廷震怒，蘇軾鋃鐺入獄。一夜之間，從翰林學士變成階下囚。

生死一線之間，他才第一次看清權力的鋒利，也看清人生的無常。

他被貶黃州，地位是“檢校水利員”，名義上是干活的，其實就是邊緣化的安排。但從那以后，他徹底變了。

住在東坡，種地、寫字、散步、閑談，他寫下了《前赤壁賦》《后赤壁賦》《定風波》《念奴嬌·赤壁懷古》……這些名篇，不是少年意氣，是中年頓悟。

“一蓑煙雨任平生”“人生如夢”，不是寫出來的，是熬出來的。

蘇軾的佛緣，其實早就有了苗頭。他祖父蘇序篤信佛教，家里經書不少。小時候的蘇軾看得懵，但留下了種子。

年輕時在京城，與佛印禪師多有來往，兩人你來我往，講經辯禪，詩文相對。那時候，他更像是拿佛法當文字游戲，看誰講得高，誰說得妙。

可人一旦跌落谷底，開始追問“為什么是我”。黃州時，他遇到一個叫龐居士的人，兩人常談佛法，最常談的是“不二法門”。

“無住生心”這句話，徹底打開了他的心結。

什么叫無住？就是不執、不依、不纏。心不系在任何處，才有自由；一旦執念太重，就會被綁住，生出苦來。

從那時起，他的詩不再是單純地寫風花雪月，而是多了“看破”的味道。蘇軾開始把佛理帶進生活，把頓悟寫進詩里。

他說“我本修行人”，不是客氣，而是他真的相信，自己的這一生，是在“修行”中走過的。

政治是一種修行，流放是一種修行，甚至詩酒茶煙火，也是一種修行。

1094年，蘇軾又被貶了。這次，是惠州。

從黃州到惠州，比的不是遠，是更遠。那時候他已經57歲，身體不好，心里卻意外地平靜。因為他早就不指望再做大官了，只想著走一步，看一步。

他離開江西，路過韶州，那是六祖惠能圓寂之地，南華寺就在城郊。

六祖的真身供奉在寺中，是禪宗南宗的大本營，佛門極重的一處地方。

蘇軾動了心。走到這里，不進去一趟，是心里過不去的。

他提前三天開始齋戒，吃素、洗浴、凈身，然后換上常服，不帶隨從，獨自入寺。

進入大殿，他一眼看見六祖真身。

端坐不動，眉目安詳，閉目而笑，像活著一樣。那一刻，他站著不動，像是突然被定住了。

他沒有說話，跪下長拜，然后起身，走到后堂，在紙上寫下一首詩：

八句詩寫得坦白，也寫得通透。

他認了這一生的不順，不怪人、不怨天，只說自己有“一念失”。是貪？是癡？是執？他沒說。

但那句“我本修行人”，分量太重。他不是來參觀的，是來朝圣的。

住持重辯接見了他。兩人談了一夜，一邊講禪理，一邊談命運。蘇軾說到后來，只留下六個字：“云何見祖師？”

這不是疑問，是心聲。他知道六祖沒說話，但那尊真身的存在，已經在他心里回答了自己。

他明白了：不在朝堂，不在流放，不在高樓，不在詩文，真正的祖師，在心里。

他告別南華寺，走向更遠的貶地——惠州。那一次的見祖，也成了他后半生修行的轉折點。

從此以后，詩里佛意更濃，說話更輕，說笑更淡。

他開始真正信佛，不是信佛像，而是信這“放下”的力量。

元符三年，蘇軾遇赦北歸。此時已63歲，身體每況愈下，走一段路就要停歇。

按最短路線，他應直走粵北入湖南，但他偏偏繞道，回了南華寺。

那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去南華寺。

一行人到韶州時，他主動要求停下。住持已換，寺中迎他的是明禪師。

蘇軾不進客房，直奔祖堂。他站在六祖真身前，不語，不拜，眼眶泛紅。

片刻之后，他蹲下身子，像孩子一樣哭了。

明禪師在《南華長老題名記》中記載此事：“淚雨霰，洗綺語硯，以祈六祖慈悲”。

蘇軾帶去的文具、紙墨全被淚水灑濕，連筆都寫不下。整個人站在那像失了魂。

他沒寫詩，只留一句八字話：“吾生不惡，死必不墜。”

這八個字，后人讀來各有解釋。有人說是生無愧事，死無懼報；有人說是看透人生，認命但不屈。

但他自己知道，這是他對六祖講的最干凈的一句話。

一生起伏，百種遭際，走到這一步，他只留下一個交代——我盡力了。

離開南華寺后，他一路北上，到常州時已經病重。消息傳開，老友、弟子陸續趕來。床榻前，他不言官、不講詩，只談一件事：隨緣。

臨終前，他囑咐蘇邁等人：“勿哭，任其自然。”維琳長老來見他，只勸一句：“莫忘西天。”

蘇軾閉眼前只說：“去留由天，非我能求。”語氣平平，卻把所有抗爭與執念交還于空。

這位寫下“大江東去”的文豪，最后安安靜靜地躺在常州西門外。

沒有鐘磬，沒有送殯的隊伍。只有一張床、一口氣、一顆終于歸于平靜的心。

很多人說，蘇軾最通透的歲月不在北宋朝堂，而在海南島。

儋州是當時的化外之地，路難行、水難喝、人難教。但蘇軾到那后，沒怨一句。親手搭學堂，自己種菜、教書、寫字、抄經，過得像個老農。

他收下不少學生，最出名的是黎子云。兩人論禪談道，無拘無束，寫《海南島記》說：“此心安處是吾鄉。”這不是自欺，是實悟。

他不再反抗命運，也不再追問結果，而是從佛學里找到一種現實的“安頓”。

他寫《觀潮》，說“廬山煙雨浙江潮，到得還來別無事”。眼前巨浪滔天，他卻淡淡一筆。這不是不見苦，而是見過了，才學會“不驚”。

臨終后，他的遺言廣為流傳。那八個字，“吾生不惡，死必不墜”，被不少禪門看作頓悟之語。

清代《南華禪寺志》收錄了他的《錫泉銘》《蘇程庵銘》，很多文人僧人都稱他為“居士典范”。

現代佛教研究者認為，蘇軾晚年思想已非純粹的儒者或文士，而是“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代表。

他不入寺為僧，不出家為道，卻能在文字中融通三教，留下完整的一種人生態度。

嶺南一帶，至今不少書院講學中還會引用他的詩、記他的事。

他早就不是單純的詩人、詞人、政治人物，是一種心境，一種在苦中悟、在失中放的人生態度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