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晚，“蘇超”第八輪徐州隊將在主場迎戰到訪的揚州隊。北宋大文豪蘇軾在徐州和揚州都曾當過知州：在徐州時，蘇軾還是蘇軾，“烏臺詩案”還未發生；在揚州時，“烏臺詩案”已過去10多年，蘇軾已成蘇東坡。迥異的人生境況下，蘇軾在徐州和揚州實踐著不同的治世理想，反映的是他人生境界的升華。

知徐州：在風雨中淬煉“守土之責”

北宋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蘇軾自徐州調任湖州，舟過泗水時回望徐州，他寫下一首《江神子·恨別》：“相逢不覺又初寒。對尊前，惜流年。風緊離亭，冰結淚珠圓。雪意留君君不住，從此去，少清歡。”也許是一語成讖，蘇軾到湖州任職不久，“烏臺詩案”便將他推到了生死邊緣。在人生低谷，蘇軾曾頗為珍惜的徐州知州功績，此刻也變得如塵埃一樣輕，不愿一提了。

時光倒回熙寧十年（1077年）四月，四十一歲的蘇軾以“起復直史館”之姿出守徐州。此時的他剛經歷密州任上“西北望，射天狼”的壯懷，赴任途中目睹“青徐間斗訟不已”，想的仍是要在徐州有一番作為。同年秋，現實的考驗就向他襲來——黃河決堤的驚濤沖到了徐州城下。

徐州黃樓。 來源：徐州文旅

據《宋史·蘇軾傳》記載，那年“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洪水如萬馬奔騰，徐州城危在旦夕。蘇軾作為地方最高長官身先士卒，他“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調集禁軍協助抗洪。在蘇軾的指揮下，徐州軍民迅速在徐州城東南筑起了一道防水長堤，而蘇軾把臨時住所就搬到了長堤上，日夜監視水情。史載他“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最終保住了徐州城。

這場抗洪戰役不僅成就了蘇軾在徐州的民生豐碑，更讓蘇軾深刻體會到“為官避事平生恥”的真諦。他在《答呂梁仲屯田》中寫道：“水來非吾過，去亦非吾功。”看似淡然的自解，實則是對“守土有責”最質樸的詮釋——為官不在貪功求名，而在“為生民立命”的守護。洪水退后，他又主持修建了黃樓，紀念這段抗洪的歲月。樓成之日，他揮毫寫下“山川開合固有時，日月盈虧自茲始”，其中既是對自然規律的敬畏，也是蘇軾“民安于居，士樂于學”情懷的體現。

知徐州期間的蘇軾，滿懷“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情懷和擔當。1079年，蘇軾由徐州調湖州，他中途去了揚州平山堂，作詞追憶已經去世8年的恩師歐陽修，最后一句寫下：“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既是對恩師的緬懷，也有對前輩恩師們建功立業、事功擔當的致敬和追隨。

知揚州：在繁華下叩問“民生之本”

元祐七年（1092年）二月，蘇軾被朝廷重新啟用，以龍圖閣學士身份知揚州。而其實，此時的蘇軾已歷經“烏臺詩案”貶謫、黃州躬耕、汝州輾轉，是生命已經覺醒的五十五歲蘇東坡。

當時的北宋已歷經“元祐更化”，舊黨重新執政，但朝堂上的黨爭愈演愈烈，地方官場亦受波及。揚州作為“東南都會”，表面繁華，實則暗藏“民力凋敝、吏蠹叢生”的隱憂。蘇軾剛到任，便掀起一場廢除“萬花會”的改革。揚州自古盛產芍藥，北宋盛行官方花會，但每每向百姓攤派，勞民傷財。蘇軾在《申明揚州公使錢狀》中痛陳：“每歲仲春，州人競作萬花會，用花十余萬枝，費錢千萬。”更尖銳指出：“使民奔走失業，非所以安民也。”蘇軾下了一道公文，終結了這個“面子工程”，百姓歡呼相慶。

蘇軾調查漕運。 張晨 制圖

蘇軾還整頓漕運與鹽政。揚州是北宋經濟命脈的樞紐。蘇軾發現漕運“綱吏侵盜”嚴重，導致“東南之粟，歲漕京師者六百萬石，而淮、浙之綱多漂失”，底層漕工卻“衣食不給”。他上書《論綱梢欠折利害狀》，提出“嚴懲貪吏、減省冗費、優恤漕丁”的改革方案，使漕運效率提升三成。針對兩淮鹽場“官估高、私販盛”的困局，他力主允許商人自由販賣，既增加了財政收入，又讓“灶戶得錢，鹽賈得利”。

這些改革看似瑣碎，卻處處指向蘇軾對民生的深刻理解。他在揚州建谷林堂紀念恩師歐陽修，堂前手植垂柳，并寫下“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的詩句，暗喻為政當如深谷高林，須得“虛懷納物，務實求本”。如此種種都表明，此時的他已不再是當年那個致君堯舜、行事說話總是“打直球”的熱血青年，豁達的心境讓此時的蘇東坡政治上更為成熟，已經學會在繁瑣的政務中踐行“民為邦本”。

“守土”到“知命”：人生境界又登峰

徐州的抗洪與揚州的改革，構成了蘇軾地方官生涯的兩幅圖景。若將前者比作“金戈鐵馬”的壯懷，后者則是“潤物無聲”的沉潛。這種升華源于蘇軾對生命的重新認知。

徐州時的蘇軾像一個行動者。面對洪水，他用身體筑起防線，這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擔當，源于儒家“修齊治平”的入世精神。正如他隨后建起了黃樓，既是紀念那次抗洪，也是對自己主政抗洪“事功”的紀念。此時的蘇軾，還懷有那個時代文人對建功立業的普遍渴望，是儒家“濟世”理想的積極踐行者。

而在揚州，他更像一個思考者。廢除萬花會時，他不僅看到的是“費錢千萬”的經濟賬，更是“使民奔走失業”的人性賬；整頓漕運時，他不僅計算“歲漕六百萬石”的數字，更關注“漕丁衣食不給”的生存賬。從關注事，到關注人，這源于他對“生命”的敬畏——當一個人歷經“烏臺詩案”的生死考驗、黃州五年無人問津的淬煉，便會明白：所有的“事功”，最終都要落實到人的幸福感上。

蘇軾指揮軍民抗洪。 張晨 制圖

生命覺醒后的蘇軾，將人生境界再次升華，凝結為了民胞物與的博愛情懷。在徐州的黃樓，他思考的是“如何讓百姓安居”；而在揚州的谷林堂，在讓百姓溫飽的基礎上，他追問了“如何讓生命自在”。從“守土”到“知命”，蘇軾在揚州的作為已經完成了從“治民之官”到“立人之人”的轉變，表明其人生境界已經登上第二重峰巒。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蘇軾再次迎來了漫長的貶謫之路，被貶定州。離開揚州時，蘇軾其實已經不再有離開徐州時對“事功”難存的擔憂，而是“也無風雨也無晴”，因為這些年的經歷讓他深知：真正的功績，不在碑刻書表里，而在百姓的口碑中；真正的人生，也不活在＂致君堯舜＂的宏愿里，而活在“一蓑煙雨任平生”的從容中。

徐州的黃樓風勁，揚州的明月長懸，共同映照出一個溫暖、豁達的靈魂。蘇軾在徐州和揚州的經歷也教誨后人：人生，要學會在風雨中堅守，在繁華里清醒，與天地往來，與自我和解。

新華日報·交匯點記者 張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