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梓

從《長安三萬里》到《長安的荔枝》，盛唐題材成為影視劇市場中愈發熱門的創作門類，“詩圣”杜甫的身影屢屢出現在這些劇里。杜甫在詩歌史上與李白齊名，他們共同為中國古詩留下了最驚艷的篇章，卻同時經歷了8世紀中國最黑暗的轉折——安史之亂將盛唐攔腰斬斷，讓千百萬百姓死于戰火，也徹底改變了杜甫的詩風。

遺憾的是，目前尚無一部真人出演、以杜甫為主角的經典影視作品，動畫電影《長安三萬里》對杜甫的呈現已經算是相對較好的。但在傳記領域，有幾本書倒是值得借助盛唐劇的熱播分享給讀者。通過它們，我們看到的將不再只是作為詩圣的杜甫。

詩人馮至筆下的杜甫

詩人馮至以十四行詩聞名于世，他本人既寫詩、譯詩、研究詩，也是海德堡大學哲學博士、瑞典皇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涉足領域非常寬泛。馮至也是杜甫研究領域的一位行家，他寫的《杜甫傳》于1952年11月初版，1980年3月出版增訂版，附錄了三篇文章、一篇小說，之后又屢次加印，堪稱杜甫傳記里影響最廣的一本。

這本書有較為明顯的階級分析痕跡，馮至以仇兆鰲的《杜詩詳注》為參考，他在書中辨析了杜甫的出身、成長路徑，對杜甫每個人生階段的代表作都有涉足，雖然隨著杜甫研究的進展，馮至這本書已算不上深入，許多論述也具有明顯的時代局限性，但畢竟是詩人行文，心性相通，讀者仍能感到馮至在解讀杜甫詩歌時的功力。

比如在談到《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這“三吏三別”時，馮至既提到它們繼承了《詩經》、漢樂府的傳統，而且指出了杜甫自身的矛盾。他指出：杜甫是一個封建社會里愛人民、愛祖國的詩人，他在人民與統治者中間感受到了劇烈的矛盾。在當時，國家遭遇叛軍的侵略。如果想要終結戰爭，讓百姓少一些戰亂之苦，就需要把希望寄托于李氏朝廷。按馮至的說法：“在他的時代里他不可能對于帝王制度有所懷疑。但他擁護的朝廷，平常是剝削人民的。”戰爭時期，當杜甫目睹官吏無限制地向人民搜刮物資，亂征兵役，他不可避免要為被層層盤剝的人民感到悲哀。馮至將這六首詩與杜甫于天寶十載在長安居住時寫的《兵車行》作對比：“他寫《兵車行》時只是站在人民的立場，反對侵略戰爭，這時他除去替人民訴苦外，還不得不考慮到國家和民族所面臨的嚴重的危機。”

所以《垂老別》《新婚別》中會出現相似的敘事模式，當老翁與新婚女子想到國家的災難時，他們不約而同地發出勉勵之詞。《垂老別》中是：“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新婚別》里則是：“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在《杜甫傳》里，馮至對李白與杜甫交集的梳理、對杜甫后期詩歌代表作的解讀，都值得一觀。

最全面的一本杜甫研究

讀者如果想更全面地了解杜甫，陳貽焮的《杜甫評傳》是目前最好的一本。在史料之勘探、覆蓋杜甫人生與詩文之厚度而言，目前還沒有同類型作品超過這部由上中下三冊組成的大書。

在對杜甫的詮釋上，作者除了廣泛閱讀杜甫詩文及中晚唐、宋朝文人對杜甫的評價，還采集了清代錢謙益的《錢注杜詩》、楊倫《杜詩鏡銓》、浦起龍《讀杜心解》以及仇兆鰲的《杜詩詳注》。這部評傳寫作于改革開放初期，固然也有時代局限，比如書中對李林甫玄宗時期政客的論述，偏重道德評判，缺少具體政治措施得失上的分析。但作者在寫杜甫時，做到了海納材料又能貫通一體，行文以評帶傳，汪洋恣肆，事無巨細地鋪陳了杜甫在日常生活中的性情際遇，還原了杜甫心性仁厚、胸懷鴻鵠之志，卻逢安史之亂，顛沛流離、命途多舛的一生。

誠如學者葛曉因所言：“（《杜甫評傳》）盡可能設身處地，從理解一個人的角度出發，把古人還原成活生生的社會現實中的人：像修復一個打碎了的古董花瓶那樣，完整地展現作家的生活背景和時代風貌。”

但需要讀者留心的是，此書文白結合，引用文獻頗多，加之體量廣博，閱讀這部大書，不得不需要長期主義的耐心。這部書比較適合杜甫研究者和希望細讀杜甫詩歌的人，這樣就可以在讀到一篇杜甫詩歌時，對照傳記相關篇幅，加深理解。反之，讀者如果只是想泛泛了解，而不想花太多精力，讀馮至那一本就可以了。

被重新提及的前半生

近二十年，研究杜甫的作品不在少數，但多是新瓶裝舊酒，抄抄史料，唱唱老調，學者王炳文的新作《杜甫的歷史圖景：盛世》則是頗有新意的一本。他以歷史學與文學結合的研究方法，聚焦杜甫的前半生，不再只是講詩人經歷了什么，而是將其置于8世紀的家族、社會、政治斗爭以及地緣格局中，更為具體地呈現出杜甫所處的歷史圖景。

在過往的杜甫傳記中，杜甫的前半生常常是被略寫的，因為他最杰出的詩文成就發生在安史之亂爆發后。杜甫是公元712年生人，安史之亂是在公元755年爆發，也就是說他在安史之亂前已經活了43年。在古代，40年就是許多人的一生。如果把杜甫這43年概念化、符號化，而不去入情入理地呈現它，便不足以充分呈現杜甫的精神世界。未知前半生，也就不足以了解后半生。

杜甫的特殊在于：他是一個兼具盛唐和中唐氣質的詩人。他完整地經歷了安史之亂這場讓大唐人口折損過半的浩劫。在《杜甫的歷史圖景：盛世》中，作者對杜甫家世及其青少年時代進行了細致入微的呈現，將杜甫祖孫三代放在一個中等士族的歷史社會網絡中去觀察。

除此之外，作者在書中還提到了幾個有趣的問題并嘗試進行解答。例如：開元時期名相宋璟為什么在杜甫的詩歌中缺席；杜甫為什么對馬那么熟；吉安之案與杜家三代人命運的關系；杜甫父親的死亡時間；唐朝銓選制度變革對杜甫仕途的影響等。

那么，作者是如何解答的呢？比方說杜甫對馬的熟悉。作者考據，杜甫有一個表侄，名叫鄭遵意，此人是安祿山的部下。天寶十三載正月，玄宗加安祿山尚書左仆射，又加閑廄使、五坊宮苑使、隴右群牧都使，這是對安祿山寵幸的進一步證明，但顯然安祿山不可能親自去管理馬政。這年六月，安祿山奏請朝廷，由親信張通儒、群牧副使兼平涼太守鄭遵意“就群牧交點”，也即讓杜甫這位表侄去管馬政。托表侄的關系，杜甫才能在這年秋天游覽華清宮外的御馬院、馮翊郡的沙苑監，留下詩文《天育驃騎歌》與《沙苑行》。因此，杜甫對馬的了解才更深一層。

通過作者對杜甫前半生的解讀，我們也能發現，青年杜甫是一個既有隱士、游俠情志，又渴望被高門貴人看中從而大展身手的人。他見過張垍、張九齡，聽說河南尹韋濟反復托人打聽他的下落，他欣喜地寫下《奉寄河南韋尹丈人》：“有客傳河尹，逢人問孔融。”當時的文壇名士李邕，更是被杜甫視作前半生的知己，因為李邕對杜甫的夸贊不只是客套話，他是發自內心賞識杜甫、渴望幫助杜甫。

只可惜，杜甫仕途不順，一生未得到朝廷真正的重用。就像馮至在《杜甫傳》中所說：“他在756年的春天在率府里管理了幾個月的兵甲器仗，從757年的五月到758年的六月在肅宗身邊做了一年的左拾遺，再加上不到一年的華州司功，他一生實際的政治生活——除去后來在成都嚴武的幕中工作一個短時期外——斷斷續續的一共不過兩年半。在這些職位上他已經做了很大的努力，可是在政治的逆流中他不可能發揮任何作用。”

王炳文主要研究歷史學，他研究杜甫的路徑是通過唐代的職官制度、歷史地理、墓志銘等材料與杜詩進行論證。當然，這本書也有一些論據其實并不充分的推論之言，或者作者以為是新見，但未必如此的部分，這也是需要讀者去辨析的。

讀這三本杜甫傳記，令我頗為動容的，其一是杜甫的后半生，其實是頻繁經歷朋友死亡的半生。

公元747年，李邕死。762年，李白死。763年，房琯死。764年，鄭虔死于臺州，蘇源明餓死長安。765年，高適死。769年，岑參死。杜甫已經習慣了寫悼文。得知鄭虔和蘇源明死訊時，他寫下《哭臺州鄭司戶蘇少監》：“豪俊何人在？文章掃地無！瘧病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得知高適在長安逝世后，他作詩哀悼：“獨步詩名在，只令故舊傷！”（《聞高常侍亡》）而杜甫后半生經歷最大的死亡，就是安史之亂。它終結了盛唐，也帶走了大唐一半的人口。

偏偏，杜甫又是一個很重情義的人。曾經擔任宰相的房琯不通兵事，用人失當，在陳濤斜之戰大敗而回后失勢，精明者于是不敢與其靠近，但在房琯去世時，杜甫仍會主動去拜祭他。杜甫的重情義，從他與李白的交往中更加可見一斑。坦白說，李白不會把杜甫當做他最重要的朋友。他一生交游無數，性情灑脫，杜甫是他人生中有趣的一段相遇，但也僅此而已。所以李白提到杜甫的詩文，其實是很少的。

但杜甫就不同了。他們初在洛陽相遇時，杜甫33歲，李白44歲。與李白告別后，杜甫在長安、秦州、成都、夔州，都寫下過懷念李白的詩歌。在長安時是“白也詩無敵”，在秦州時說李白“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在成都又說他“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杯”。745年與李白在兗州別后，杜甫遲遲沒再收到李白的新消息。756年永王李璘叛亂，李白卷入其中，被捕入潯陽獄。杜甫憂心忡忡，并不因李白有逆黨之嫌，就與李白割席而換取明哲保身。之后李白流落夜郎，因古時通信不便，杜甫剛到秦州時還不知道李白遇赦，甚至有人傳言李白已經死了，杜甫于是寫下《夢李白》二首，其中一首道：“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另一首《天末懷李白》更加煽情：“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只可惜，李白那時已是歲末黃昏，杜甫最終收到的，不是李白的來信，而是這位大唐詩仙的死訊。

安史之亂發生后，杜甫經歷了太多這樣的告別，他寫“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凄涼”，也渴望“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杜甫忠實地用詩歌鐫刻下安史之亂所改變的眾生，他的詩歌，就是8世紀中國最真實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