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62年，是一個頗為怪異的年份，許多在安史之亂中深具影響力的人物都在這一年相繼去世，包括唐玄宗李隆基、唐肅宗李亨等。與此同時，曾因安史之亂牽涉到謀反案件的李白，也在這一年死于安徽當涂，享年61歲。

安史之亂爆發的公元755年，李白年已55歲。到了“知天命”的年紀，本應與政治無關的李白，突然在詩中預示了安史之亂的爆發。在他所作的《遠別離》中，他寫道：

“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

這兩句詩精準地描述了政治權力斗爭中的微妙變化：當賢臣失去，君主仿佛失去了龍的尊嚴，被壓制為魚；而當不肖之人掌權時，原本微不足道的鼠輩卻能瞬間蛻變為擁有生殺大權的猛虎。李白顯然是目睹了唐玄宗縱情享樂，不理政務的種種表現，進而意識到權力已經完全落入了李林甫、楊國忠等人的手中。

然而，與其好友高適相比，李白對于政治的視野顯得極其有限。在安史之亂爆發的一年，高適為唐玄宗提供了深刻的政治建議——他提醒唐玄宗不要讓三子分兵帶兵，這可能引發內亂。高適深知，唐玄宗在逃亡時，打算將太子李亨、十六子永王李璘、十八子壽王李瑁三人分開帶兵，然而高適看出了其中的潛在危機，并竭力勸阻。然而，唐玄宗未聽從這一忠告，導致了嚴重后果：太子李亨登基稱帝，永王李璘發動叛亂，只有李瑁保持忠誠。

高適之所以能看懂政治，除了其本身務實的性格，更與他家庭背景密切相關。高適的祖父高侃曾為高宗時代的名將，而父親高崇文也在朝中任職。這些背景使得高適比李白等商人出身的詩人更加深諳政治的運作。

李白不懂政治，他在亂世中選擇投靠了李璘，然而這一步的選擇無疑是錯誤的。李白為此還特地寫下了一首《贈韋秘書子春二首》，詩中寫道：

“茍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謝公不徒然，起來為蒼生。氣同萬里合，訪我來瓊都。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

這首詩展示了李白的自信與理想，他將自己看作救世主，愿意重新出山解決蒼生之事，直到完成后再歸隱五湖。李白這種天真與豪情在詩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與之相對的是高適，作為一位務實派人物，他在安史之亂爆發時，始終保持清醒。在他為唐玄宗提供正確建議的過程中，他逐漸得到了李亨的賞識，繼位后的李亨開始重用高適，使得高適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提升。

某種意義上，安史之亂不僅是唐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更是高適從低谷走向高光的起點。早期，高適是“李白、杜甫、高適”三人詩人組合中最不起眼的一個，而李白則夢想成為宰相，杜甫則雄心勃勃地想輔佐國家做出偉業。與兩位好友不同，高適腳踏實地，認為自己要實現理想，必須通過科舉考試。

高適、李白和杜甫三人相識時，高適已40歲，李白43歲，杜甫35歲。三人都懷有“相見恨晚”的心情。杜甫最早感到這種過于理想化的生活并不適合自己，決定繼續參加科舉考試。高適則遲疑了一段時間，但最終他堅定地選擇了科舉這條路，并在47歲時成功考取進士，逐步走上仕途。

高適的仕途雖然坎坷，但他憑借對政治的深刻理解和務實精神，逐漸走向了輝煌。而此時的李白卻因盲目跟隨李璘，逐漸陷入了困境。李白為李璘寫下了多篇贊美文章，其中《永王東巡歌》便是一例，詩中描述了永王東征時的氣吞萬里，氣氛極為雄壯，李白拍馬屁的技巧也可見一斑。但這種拍馬屁的行為，最終為他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

在唐玄宗的馬嵬坡事件中，楊國忠被殺，楊貴妃自殺，唐玄宗也被迫退位，開始了與太上皇身份相伴的二線生活。李亨登基后，擔心李璘的叛亂，便命令他歸四川，李璘卻堅持不聽，開始在江南鞏固勢力。

李白是否察覺到李璘的潛在叛意？答案是顯然的，他并未看清楚李璘內心的復雜情感。李白的政治盲目與他的超現實主義性格密切相關。李白投身李璘陣營，是因為李璘幾次發出邀請，而李白則認為這是自己施展才華的機會。李亨多次命令李璘歸四川，但李璘依然固執己見，最終唐肅宗獲得了完全的統治權，李璘的叛亂迅速崩潰。

李璘被亂軍所殺，而李白因為與其關聯而被投入監獄。李白被捕時極為迷茫，未曾真正參與軍事事務，卻因盲目追隨李璘而被誤認為叛軍。

李白最終并未被處死，而是被判流放至偏遠的地方，開始了艱難的勞役生涯。經過不久，唐朝由于大赦，李白得以恢復自由，并在返回時創作了《早發白帝城》，表達自己對自由的喜悅。

李白出獄后，再未提及高適，似乎兩人再無交情。李白與妻子宗氏的關系也逐漸淡漠，最終兩人分道揚鑣。李白在61歲時，死于長期酗酒引發的膿胸癥。此時，高適已被任命為劍南節度使，儼然處于仕途的巔峰，而李白則作為政治斗爭的犧牲品黯然離世。

李白臨終時所作的《臨終歌》，寫道：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馀風激兮萬世，游扶桑兮掛石袂。后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為出涕。”

他感嘆，無人因他離世而傷心。然而，事實上，李白的死深深影響了后世，被百姓傳頌為唐朝的喪失。在歷史的長河中，李白的傳奇依然鮮活，盡管他在政治上失敗，但他永遠是那個充滿理想和豪情的詩人，帶給世界不同的色彩和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