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壇明珠璀璨，出現了不少有才華的詩人，從詩仙李白到詩圣杜甫，從初唐到盛唐，晚唐，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代表性詩人出現。

在這其中，有位詩人尤其特別。

從先秦到盛唐的詩歌一直屬于士人文化范疇，而這位詩人的出現，將詩歌文學的受眾人群，擴展到了底層的民眾中去，這位詩人就是白居易。

白居易的詩歌深入人心，且情感真摯，他的詩歌有其獨到的特色。首先，白居易的題材來源于生活所思，兼具抒情和敘事。

其次，他的詩歌有代匹夫匹婦立言的人本傾向。最后，他希望自己的詩歌即使是最底層的百姓也能夠聽懂，傳聞他做完詩，總會先拿出去看看老嫗能否聽懂。

正因為這些點，白居易的詩歌接受度很高，在民間流傳也很廣泛。有一首讀起來朗朗上口，非常知名的詩，《賦得古原草送別》，這首詩以古原草為景別寫出了多重意境。

小學課本為什么只留下《賦得草原送別》前四句？

賞析：《賦得草原送別》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

賦得是一種詩歌體式，在此表現為即景賦詩。

開篇“離離原上草”，寫的是春季的古原草，同時也抓住春季古原草生命力旺盛的特征。對比一下秋來深徑里，發現這就是另一種感覺了。

古原草每年新生，春榮秋枯，一歲一枯榮，恰好是從秋到春，新生的時序，而如果是一歲一榮枯，那就是在寫秋景了。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這兩句詩中暗含兩種力量。寫野火燎原，毀滅的力量之大，正好突出再生的力量之猛烈，凸顯新生野草那份生機勃勃與頑強之感。

前四句構成一個獨立的景別和意境，表現出奮斗不止的頑強精神。

后四句引出離別之情，借著古原草之景，來寫離別愁緒。

“遠芳”、“晴翠”兩個詞，芳曰遠，可感知古原上的清香彌漫，翠曰晴，可窺見陽光下綠草的清新。

侵、接二字寫出野草蔓延擴展的強勢之態，突出在競爭中生存的姿態，

最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草與別情，似乎是從名句“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中而來。名句寫的是看見萋萋芳草懷念遠游未歸之人，這里寫的卻是萋萋芳草增加了送別的感情，似乎每一片草葉都滿含別情。

一首詩中涵蓋兩種含義，前四句和后四句分開來，也是意義完整的。

小學課本里，只保留前四句，正好只取整首詩中昂揚的一面，表達生機勃勃，奮斗不息的精神，對于學生學習有激勵之意。

后四句的送別情對于小學生來說，比較難以共鳴，因此只保留前四句，從學習上來說，更方便小學生理解這首詩。

而且后四句中，有一些不容易理解的生詞，提高了小學生的認讀門檻。小學生的教學，以興趣啟蒙為主，不宜太過高深復雜。

白居易的詩風

白居易的一生以諷喻詩，閑適詩為主。代表作除了《賦得古原草送別》，還有《長恨歌》，《琵琶行》。他的敘事詩當中抒情性很濃，表達感情力求民間百姓也能意會。

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

在千古絕唱《長恨歌》中，詩人描繪了“漢皇重色思傾國，御宇多年求不得”這樣一個重色輕國的帝王形象，然而他沒有依照刻板形象塑造下去，而是把詩中的皇帝描繪成了一個有血有肉，會情傷會思念的普通人，很容易引發百姓的代入和共鳴。

比如說，“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似乎表達了帝王家擁有常人百姓那種長相廝守，互相陪伴的愿望，然而因為現實的身份，這份感情求而不得。現實與理想的沖突，將詩中的似真似幻的感情，推向了另一個高度。

這樣真摯的情感表達，離不開對主人公的性格塑造。詩人對于人物的刻畫似乎表現了對封建社會的一種反叛，對民間真情的一種神往。

在四十四歲遭到貶謫時候，巧遇歌女，寫下《琵琶行》，發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慨嘆。

在這首真摯動人的敘事詩中，最能打動人的點，是詩人在這里拋開了身份上的差別，以平等的態度，在情感上和歌女心心相惜。

有血有肉的主人公塑造是他的詩文中突出特色之一，另一個特色是以景寫情。

《賦得古原草送別》中，寫的是古原草面貌，表達的是人之情。《長恨歌》更是經典，詩中有一段寫漢皇對貴妃的思念，作者以景表情，從各個方面層層渲染。“歸來池苑皆依舊，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對此如何不垂淚……”貴妃死后，皇帝舊地重游，追憶傷感，回宮之后，池苑依舊，睹物思人，想念綿綿不絕期。

詩文中還借秋色，月光，雨夜鈴聲等撩人思緒的事物來抒發漢皇失去貴妃后寂寞孤冷的情感，使得情感更加深刻曲折。

白居易的人生哲學與其詩風相統一

白居易籍貫太原，生于河南新鄭。在貞元十六年中進士，當時二十九歲，在“五十少進士”的唐代可以說是鳳毛麟角的存在。

白居易三十六歲時，被皇帝招為翰林學士，此時風華正茂，預想在官場上一展拳腳。這時候的他對治世滿懷熱情，想要救國家救百姓于水火之中。在此期間，多次給皇帝上諫書，并且寫了很多諷喻詩。

元和十年，四十四歲的白居易被貶謫到了江州，《琵琶行》是他在這一段生活的真實寫照。

這次貶謫是白居易人生當中的重大轉折，在這之前，他把國事放于心中第一位，而從這時候起，他更加重視個人的自由，這個時候也是他創作的豐收期。

元和十三年，白居易又被貶謫為蠻荒之地的刺史，但是依舊不改樂天的本性，在這里寫的《種桃杏》中表達了他對于當下生活的態度，“無論天涯海角，大抵心安即是家。”

而長慶年間，白居易又被調回皇城，做正五品的中書舍人。在這里白居易發現難以施展自己的抱負，于是急流勇退，請求外調為杭州刺史。

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興修水利，灌溉農田，解決很多民生問題。由此可見，他其實從未忘記為生民立命的至高理念。

窮則獨善其身，富則兼濟天下，是白居易貫徹終身的人生哲學。處于高處一心為百姓負責，處于低處保持閑適淡然的情懷，是他對于先賢蔚然之風的傳承和秉持。

這樣的心態也在其詩歌中得以展現，諷喻詩和閑適詩就是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