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偉大的“詩圣”杜甫在去世前一年發出凄涼的感嘆：“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這句凄涼的感嘆反映的恰恰是一個冰冷無情的現實：杜甫活著時，他的詩無人轉發，無人贊賞，甚至無人問津。

杜甫去世43年后，大詩人元稹認為“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杜甫，字子美）”，這是杜甫第一次受到的最高贊譽。杜甫跟隨自己的詩歌走上神壇，則是從北宋中期歐陽修等人繼續提倡古文運動后開始的。此后，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杜甫自己被尊為“詩圣”。

杜甫生前籍籍無名，詩作也無人問津，直到200多年后才被捧上神壇。是杜甫不優秀嗎？是杜甫的詩作不出色嗎？當然不是，而是因為他活著的時代是一個只喜歡歌功頌德，卻刻意屏蔽現實之痛的時代。

只喜歡歌功頌德，卻刻意屏蔽現實之痛，活在這樣的時代里，不是杜甫的悲劇，而是時代的悲劇！

杜甫

公元755年11月，安史之亂爆發，“安史”叛軍打進潼關的時候，杜甫帶著家人在奉先縣。此地離潼關很近，杜甫不得不帶著家人往陜北方向一路北逃，一直逃到了鄜（fū）州（今延安市南邊）。

杜甫那時候的鄜州就是現在的陜西富縣，現在這個地方仍不算很富裕，在杜甫那個年代更是荒涼、偏僻、又貧窮的地方。杜甫就在鄜州一個叫羌村的地方，把家人安置好了。

這時期，“輾轉蛾眉馬前死”，也就是發生了“馬嵬坡事件”，太子李亨策劃兵變成功，并在朔方軍大本營靈武擅自登基為帝，即為唐肅宗。靈武，也就是現在的銀川靠南，距離長安很遙遠。

杜甫聽到了這個消息后很興奮，馬上動身投奔靈武而去，偏偏在半路上被“安史叛軍”給抓住了，帶回長安。當初，“千乘萬騎西南行”的唐玄宗帶著心愛的楊貴妃匆忙逃跑，甚至連文武百官都來不及通知，很多官員就此留在長安。

不久，長安被“安史叛軍”攻陷，很多官員都被抓，接著就被逼著在安祿山這邊接受偽職，名震天下的大詩人王維就是這樣被迫接受了偽職。好在王維留下了“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的詩句成為想念唐王朝的鐵證，后來憑此獲得朝廷減罪。

杜甫那時候壓根就是籍籍無名的小人物，雖然被叛軍抓住了，但也沒受到叛軍多少注意，他在長安還可以自由走動，沒有被軟禁。

2年后，唐肅宗的政府南移到了鳳翔（今鳳翔縣）。這年4月，杜甫冒死逃離長安，穿過兩軍對峙的戰場，投奔鳳翔。這在當時簡直就是鳳毛麟角，也正因此杜甫得到了朝廷的重視，被唐肅宗任命為左拾遺，與此前相比，杜甫官升兩級。

杜甫的這個官職“拾遺”是皇帝為了表明他的統治開明而設立的，本意是指，皇帝或者朝廷在為政舉措上有什么紕漏或者不周到的地方，“拾遺”就可以幫助朝廷拾遺補缺，實際上也就是向皇帝或者朝廷提意見。

安史之亂

設置“拾遺”這么個職位本來是個好制度，可惜的是，大多數皇帝只不過用這個來裝點門面而已，并不真的希望有人來給他來拾遺補缺，唐肅宗也不例外。遺憾的是，忠誠老實的杜甫，并沒有看透個中的玄妙，竟然傻乎乎地真的給皇帝拾遺補缺。

事情是因為一個叫房琯的人，他與叛軍作戰打了敗仗，朝廷要嚴懲他，杜甫不認可朝廷的做法，要為房琯辯護。杜甫卻不了解這件事情背后的真相，是因為肅宗朝的新貴與玄宗朝的老臣之間的矛盾，房琯是玄宗朝的老臣，所以肅宗嚴懲他，是想借機對老臣殺一儆百。

杜甫這樣奮不顧身地冒出來替房琯說話，唐肅宗當然很惱火，就打發杜甫回家探親，言下之意是這里不再需要你給我拾遺了，于是，杜甫就回了陜北鄜州探親。這只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者杜甫人生的一個小插曲，但這個小插曲卻讓我們看到了杜甫與所處時代的格格不入。

杜甫所處的時代只喜歡歌功頌德，只喜歡粉飾太平，當然要刻意屏蔽現實之痛。杜甫沒有歌功頌德倒也罷了，還偏偏要跳出來，把被刻意隱藏起來的現實之痛扒出來，這不是給皇帝和朝廷上眼藥水嗎？

這就導致了杜甫的遭遇和他的詩一樣，他的人被刻意地閑置起來，他的詩被刻意地屏蔽起來。盡管杜甫與同時代的著名詩人幾乎都有往來，這些往來幾乎全被他記錄進了自己的詩里。

但悲哀的是，與他有過往來的著名詩人，卻沒有一個人在自己的詩中提及杜甫以及杜甫的詩。同時代贊賞杜詩的人有三個，但這三個都是文壇的邊緣人物，諷刺不？

杜甫和杜甫的詩直接被無視也就算了，他這種直接揭露現實之痛的寫作風格，還招惹了不少同時代人的批評與攻擊。

盡管對杜甫的這種批評與攻擊在幾十年后被韓愈嘲諷為“群兒愚”，但這種批評與攻擊，卻實實在在地起到了對杜甫和他的詩進行刻意過濾和屏蔽的效果。這就導致杜甫活著乃至于他死后的數十年中，他的詩無人轉發，無人贊賞，甚至無人問津。

馬嵬坡兵變（劇照）

杜甫的這種直接揭露現實之痛的寫作風格，在當時飽受批評與攻擊，也備受冷落。而200多年后讓杜甫走上神壇的恰恰就是因為他的這種寫作風格。自北宋中期開始，杜甫的詩被越來越多的人尊為“詩史”，盡管這一說法，其實最早發源于晚唐。

晚唐孟棨在《本事詩》中最早把杜甫的詩尊為“詩史”，他認為，杜甫遭遇了安史之亂帶來的顛沛流離，于是，杜甫把安史之亂這個天翻地覆的時代劇變，和個人顛沛流離的遭遇，都實實在在地寫進了自己的詩里，包括了一些極其細微、隱晦的細節都沒有遺漏，所以可以稱為“詩史”。

自北宋歐陽修等人發起新古文運動之后，把杜甫的詩稱為“詩史”的說法就越來越廣泛地被接受了。認為杜甫“善陳時事”，因而世號“詩史”。比歐陽修稍微晚一點有一個叫胡宗愈的北宋人，他對為什么把杜甫的詩稱為“詩史”有一段更為詳盡、貼切的論述。

胡宗愈認為，杜甫一生的政治行為與個人生活狀態，以及內心感受、悲歡離合，連帶他強烈的是非感、價值判斷等等，全都被他寫到自己的詩里去了。人們只要讀了杜詩，就可以了解他所處的時代，所以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

而清代浦起龍在《讀杜心解》則對杜甫的詩為什么被稱為“詩史”有更為準確的闡釋，他認為杜甫的詩“一人之性情，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也就是說，杜甫的詩寫的都是自己的喜怒哀樂和“好賢惡（wù）惡”，反映的都是唐玄宗、唐肅宗和唐代宗三朝的國家大事。

杜甫所經歷的“安史之亂”給大唐王朝造成巨大破壞，導致整個國家人口的三分之二消失了，這并非天災，而完全是人禍導致的。可想而知“安史之亂”給當時的國家和人民帶來的災難是毀滅性的，但所有的歷史文獻只能給我們提供一個粗線條的概貌和一個冰冷的數字，這個災難的具體細節卻能從杜甫的詩中看到。

比如杜甫的《白馬》一詩中就有“喪亂死多門”來生動反映“安史之亂”造成人民大量死亡的事實，至于人民遭遇了怎樣形態各異的非正常死亡，則可以從杜甫的“三吏三別”中看到具體的描述，這就是杜甫的詩為什么會被稱為“詩史”的原因，這也是杜甫和他的詩偉大的地方。

但杜甫這種直接揭露現實之痛的寫作風格寫出來的偉大詩篇卻不是杜甫那個時代所歡迎的東西，從“安史之亂”的巨大創傷中撿回一條命的大唐王朝，需要的、喜歡的是能給統治者們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的作品，所以，必然就要刻意拒絕和屏蔽杜甫這種直接揭露社會現實之痛的寫實作品。

唐肅宗李亨（劇照）

從杜甫那個時代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將近1300年，統治王朝也幾經更迭，“安史之亂”這樣的慘劇也曾數次重演，其中又有幾個王朝不是“只喜歡歌功頌德，卻刻意屏蔽現實之痛”呢？所以，活在那個“只喜歡歌功頌德，卻刻意屏蔽現實之痛”的時代，不是杜甫的悲劇，而是時代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