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隆溪教授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年) 介紹宋人王安石的詩作。張教授說：The following poem,entitled “Mooring the Boat in Guazhou”is a good example of his late style: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Jingkou and Guazhou are just across a river,

Zhongshan is only behind a few mountains.

Again the spring wind greens the river banks,

When will the bright moon shine on me for my return?

王安石留下大約一千六百首詩，其中有《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shù)重山。春風(fēng)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文學(xué)史書給個別詩人的篇幅很有限，作品的征引一般不超過每人十首，而上引《泊船瓜洲》能“脫穎而出”在文學(xué)史書中占到一席之地，是有原因的 (章培恒、駱玉明主編《中國文學(xué)史新著（增訂本）》第二版，中卷，頁246。)

《中國文學(xué)史新著》

本文借王安石詩討論異文現(xiàn)象和詩文評的真相，例如：詩眼、煉字、詩文的流傳、不虞之譽等等，包括錢鐘書（1910—1998 ）提出來的問題。

宋朝洪邁《容齋隨筆》透露的“內(nèi)幕”

張隆溪教授解釋《泊船瓜洲》的獨特之處，說：The third line is especially famous, in which the word “green,” usually an adjective, is here used as a verb to emphasize the effect of spring. Wang Anshi revised this line more than a dozen times before finally choosing this word, which is also an example of how he crafted his poetic lines with great care and effort, with the result that reads natural and beautiful. (p.216) 說的是王安石對自己的詩行修改了好幾次，形容詞“綠”在詩中作動詞用，這反映王安石在藝術(shù)追求方面付出了心血，《泊船瓜洲》是佳作。

張教授怎知 Wang Anshi revised this line more than a dozen times before finally choosing this word (王安石數(shù)易其稿后才選定用字)?

張教授書中似乎沒有交待這事的來源，也沒有使用注釋進(jìn)一步解說。

《容齋隨筆》

“又綠江南岸”和王安石數(shù)易其稿的原始信息可能來自宋朝洪邁所著的筆記小說《容齋隨筆》。

洪邁在《容齋隨筆》中提到，早年“吳中人士”曾得到一張王安石作詩的草稿，發(fā)現(xiàn)《泊船瓜洲》“春風(fēng)又綠江南岸”中的“綠”最初是“到”，后來改為“過”，經(jīng)過十幾次修改才決定用“綠”（《容齋隨筆》卷八）。

這個故事其實和賈島“推敲”相近。世人談“又綠”多贊揚王安石“煉字”、句中有“詩眼”，而賈島“推敲”故事一般是用來佐證賈島苦吟。參看劉大杰《中國文學(xué)發(fā)展史・中卷》古典文學(xué)出版社，1958年，頁144。

隨著《容齋隨筆》的傳播，王安石“練出綠字”的影響力日漸增大。后來，清代的《宋詩紀(jì)事》等作品也收錄這個故事。其實，荊公草稿怎會流到“吳中人士”手上？似有疑點。

王安石用“綠”字為動詞，屬于詞性上的“轉(zhuǎn)品”（形容詞不帶賓語。這是形容詞同動詞的主要區(qū)別之一。如果形容詞帶賓語，它就不再是形容詞而是轉(zhuǎn)用為“使動詞”了）。用“綠”字的效果是：把不見蹤影的春風(fēng)轉(zhuǎn)化為鮮明的視覺意象。

“煉字”“詩眼”是評論家津津樂道的話題，然而，這個王安石“又綠”個案，也許是錯誤的。

葛兆光《漢字的魔方：中國古典詩歌語言學(xué)札記》

所謂“錯誤的”，是指桂冠錯戴到王安石頭上，他是無功而受褒揚。（“詩眼”的討論，見于葛兆光《漢字的魔方：中國古典詩歌語言學(xué)札記》第六章；張隆溪《二十世紀(jì)西方文論述評》，三聯(lián)書店1986年版，頁122-123）。

下一節(jié)，筆者嘗試講解“又綠江南岸”這個公案的內(nèi)情。

“錢鐘書問題”vs盲目表彰

錢鐘書(1910-1998) 指出: 唐人早已將“綠”字用為動詞。

錢鐘書《宋詩選注》收錄了王安王的《泊船瓜洲》。錢鐘書說：“‘綠’字這種用法在唐詩中早見而亦屢見：丘為《題農(nóng)父廬舍》：‘東風(fēng)何時至，已綠湖上山。’李白《侍從宜春苑柳色奉詔賦龍池柳色初青聽新鶯百囀歌》：‘東風(fēng)已綠瀛洲草。’常建〈閑齋臥雨行藥至山館稍次湖亭〉：‘行藥至石壁，東風(fēng)變萌芽。主人山門綠，小隱湖中花。’于是發(fā)生了一連串的問題：王安石的反復(fù)修改是忘記了唐人的詩句而白費心力呢？還是明知道這些詩句而有心立異呢？他的選定‘綠’字是跟唐人暗合呢？是最后想起了唐人詩句而欣然沿用呢？還是自覺不能出奇制勝，終于向唐人認(rèn)輸呢？”(《宋詩選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58年版，頁57。)

《宋詩選注》

因此，王安石“一改再改，終選用綠字”其實沒有走出唐人的圈繢。

如果說，王安石根本就不知道唐人的詩例，這也是對王安石不利的：王安石對唐詩的認(rèn)識還不如錢鐘書。

錢鐘書喜歡追尋詩句的源頭，例如：他的《談藝錄》（開明書店1948年版）一書中就有“荊公偷襲昌黎詩”的條目。“荊公”是王安石﹔“偷襲”在這里指“偷偷襲用”。

大概因為“偷襲”二字有歧義，所以在《談藝錄》的修訂本（商務(wù)印書館2011年版）中，“荊公偷襲昌黎詩”這條目修改為“荊公用昌黎詩”。

《談藝錄》

張隆溪教授認(rèn)為：he crafted his poetic lines with great care and effort…。這句話自然是褒語，但是，褒揚王安石之余卻也沒有回答錢鐘書所問的“一連串的問題”（例如：王安石選定“綠”字，是從唐詩之中選？）

王安石如此用“綠”，肯定不是新創(chuàng)。因此，如果有評家表揚王安石用“綠”字有新創(chuàng)之功、詩藝超卓，那恐怕有溢美過譽之嫌。

錢鐘書對王安石用前人佳句，不但沒有表揚，相反，他痛斥王安石“巧取豪奪”，說王安石：“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奪，脫胎換骨，百計臨摹，以為己有。或襲其句，或改其字，或反其意。集中作賊，唐宋大家無如公之明目張膽者。”(錢鐘書《談藝錄》，香港中華書局1986年版，頁245)。

這是很嚴(yán)厲的抨擊。

《〈容安館札記〉談藝錄》

“又”字之佳（也可能是郢書燕說式的褒揚）

王安石用“綠”字，近人有不少解說、賞析。不過，世人也許沒有注意到“又綠”的“又”字，也有它自身的“故事”。

“又”字也得到好評。

關(guān)于“春風(fēng)又綠”，臺灣學(xué)者蕭蕭說：“也不要忽略了那個‘又’字，春風(fēng)一年又一年綠化江南，春風(fēng)是那樣準(zhǔn)時地來，但是，一年又一年過去，明月何時照我還？春風(fēng)容易大綠江南岸，而我的歸鄉(xiāng)日卻那樣遙遙無期，那樣不容易！一個‘又’字，多少無奈！”（蕭蕭《詩從趣味始》，幼獅文化事業(yè)1998年版，頁151）。

總之，蕭蕭欣賞“又”反映出無奈之感。

另一位學(xué)者趙齊平說：“由一‘又’字，聯(lián)系到王安石的再入相，就把神宗的下詔起用比作‘又’至的‘春風(fēng)’。”（趙齊平《宋詩臆說》，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3年版，頁129。）趙齊平的意思是，《泊船瓜洲》“又”字略有“比喻”的作用，喻指人事。

趙齊平《宋詩臆說》

有些人認(rèn)為《泊船瓜洲》有政治寓意，他們由一“又”字聯(lián)系到王安石的再入相，就把神宗的下詔起用比作“又至的春風(fēng)”。

此外，還有“主賓”之說。

陳修平認(rèn)為“又”字是主，“綠”字是賓，他說：“春風(fēng)又綠江南，生機(jī)盎然，然己二度拜相，前途未卜，形成對比，由此引出‘何時還’之蒼涼喟嘆與自問。以此度之，‘綠’字因推敲之故事喧賓奪主，‘又’字意義深刻，反被忽略……顯然，‘又’字比‘自’字更佳。”（陳修平《宋代絕句精華賞析》，澳門人出版社2019年版，頁234。）

世人一般贊美“綠”字用得好，像陳修平那樣聲稱“又”字用得更好的人甚是少見。

《王荊文公詩箋注》

王安石原作“自綠”：“春風(fēng)自綠江南岸”

張隆溪教授的譯文第三行：Again the spring wind greens the river banks. 譯文以Again 開句，應(yīng)該是依據(jù)“又”字來翻譯的。

查看王安石詩集中的《泊船瓜洲》，我們發(fā)現(xiàn)：第三句作“春風(fēng)自綠江南岸”。此《泊船瓜洲》詩被編在《王文公詩》卷第四十三（李壁箋注《王荊文公詩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137）。

洪邁《容齋隨筆》沒有記載王安石為“自綠”“又綠”而再三斟酌。那么，“又綠”會不會只是洪邁偏愛的用字？會不會是洪邁本人擅自將“自綠”改為“又綠”？

如果是洪邁擅自改寫，那么，用“又”字的一切“佳處”，自然都?xì)w功于洪邁，和王安石沒有關(guān)系。

“又”字如果不是洪邁有意改動（而是洪邁抄錯了），那么，抄錯的“又綠”被詮釋者解釋得“勝過‘自綠’”，可以說是文學(xué)闡釋的勝利（關(guān)于版本學(xué)和文學(xué)詮釋的關(guān)系，請參看 Jerome J. McGann, Textual Criticism and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Jerome J.McGann,Textual Criticism and Literary Interpretatio

筆者的意思是，“又”字獲得“美譽”，是由讀者自行決定的，而不是由原作者（王安石）來操控的——可能連王安石都不知道“又綠江南岸”是出自誰手。

“異文”和文評中的“煉字”有關(guān)嗎？

“自綠”“又綠”，何者為是？走筆至此，筆者想聯(lián)想《紅樓夢》“異文”問題（參看洪濤《紅樓夢與詮釋方法論》，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第三章）。

舊詩的異文，有時候和“煉字”、“詩眼”話題拉上關(guān)系（夏傳才《詩詞入門》，知書房出版社2004年，頁199）。

較新的說法是“意識形態(tài)的選擇”。這方面的研究方面有田曉菲教授的著作：Xiaofei TIAN, 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 The Record of a Dusty Tab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此書關(guān)注“異文”問題，有中譯本《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

Xiaofei Tian,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 (2005)

田曉菲教授的“手抄本文化”“文本不穩(wěn)定”等觀念，可能是來自宇文所安，參看Stephen Owen, The Making of Early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m, 2006; Stephen Owen, The Late Tang: 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 (827–860). Harvard Asia Center, 2006）。

敦煌藏經(jīng)洞文書的發(fā)現(xiàn)，為“手抄本文化”的研究提供可貴的研究基礎(chǔ)和材料。唐初仍是手抄本的年代，大概到中晚唐雕版印刷才流行開來。

田曉菲討論過陶淵明的名句“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詩行，實有“望南山”和“見南山”兩個版本，其中“見山”相信是宋人蘇軾的“發(fā)明”。

田曉菲說：“The significance of jian lies in the fact that it is an ideological choice. /‘見’字之重要，在于它是一個意識形態(tài)的選擇。”（Xiaofei TIAN, 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 The Record of a Dusty Tab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 p.33; 田曉菲《塵幾錄: 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中華書局，2007年版，頁32。）

田曉菲教授研究人們?nèi)绾胃膭游谋緛砼浜显娙说摹懊婷病薄Ｋ�說：“一個恐怕最難為讀者接受的事實是，我們現(xiàn)在沒有、也永遠(yuǎn)不可能得到原本，因此，也就永遠(yuǎn)不可能知道詩人選擇了哪一個字。我們沒有一個權(quán)威性的陶淵明，卻擁有多個陶淵明。”（《塵幾錄》中華書局，2007年版，頁203-204）。

田曉菲認(rèn)為，選擇“見南山”就是選擇讓陶淵明體現(xiàn)出“理想化的人格”。她也指出，蘇東坡取“見”字，是東坡自己的文化理想的投射。

《陶淵明集箋注》，陶潛撰，袁行霈箋注，中華書局 2017年版。

“又綠”壓倒“自綠”

在這里，筆者不會學(xué)舌說有“又綠”“自綠”等異文相當(dāng)于“有多個王安石”，也不會說“又綠”涉及意識形態(tài)的選擇。

筆者無意從異文之中尋找“意識形態(tài)”（如果真有的話）。

不過，筆者注意到近幾十年的詩選本或選談《泊船瓜洲》的書本，多引用“春風(fēng)又綠江南岸”，罕見“春風(fēng)又綠江南岸”，例如：(1) 近人錢鐘書的《宋詩選注》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頁79。(2) 陳友冰《宋代絕句賞析》正中書局，1996年，頁74。(3) 葉嘉瑩《迦陵說詩講稿》大塊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一章。(4) 楊金志《古詩詞遇見中國地理》，商務(wù)印書館(香港)2022年版，第二章。例子太多，不勝枚舉。

楊金志《古詩詞遇見中國地理》

此外，翻譯名家許淵沖（1921—2021）曾將《泊船瓜洲》譯為 Moored by the Northern Bank:

A river severs Northern shore from Southern Bay;

My hillside house is but a few mountains away.

Again the vernal wind has greened the southern shore.

When will the bright moon shine upon me at my door?

上引譯文收入許淵沖 Songs of the Immortals: an Anthology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4)。譯文的第三行有Again, 這說明許淵沖所用翻譯底本也是“春風(fēng)又綠江南岸”。

陶淵明詩句“悠然望南山”比“悠然見南山”更早出現(xiàn)，從年代上也更接近陶淵明生活的時代，這情況正如王安石“自綠”比“又綠”出現(xiàn)得早，“自綠”可能是王安石的原文。

偏偏世人頗能欣賞“又”字的文學(xué)趣味和“好處”。換句話說，“春風(fēng)又綠江南岸”似乎比較符合大眾審美的趣味。

文本異文與“流動性”：印刷術(shù)發(fā)明之前

田曉霏教授指出中國詩歌文本（例如陶淵明詩集）有“流動性”。

“流動性”不始于陶淵明的作品集。在特定歷史環(huán)境中（例如，印刷術(shù)未發(fā)明之前、手抄為主的年代），文學(xué)文本上的文字“流動”比較容易發(fā)生，例如，先秦詩歌總集《詩經(jīng)》在漢朝之前可能有早期寫本的存在，但是，也有“口頭傳播”的歷程（參看Martin Kern, Performance and Interpretation: Studies in Early Chinese Poetics. 2023)。

東漢人有“正定六經(jīng)文字”的觀念。據(jù)說，漢靈帝時，朝廷將《魯詩》等刻經(jīng)書于石，因為漢熹平四年（175年）開刻而得“熹平石經(jīng)”之名（參看馬衡《漢石經(jīng)集存》，上海書店2014年版）。朝廷刻字于石、豎立石經(jīng)，有統(tǒng)一經(jīng)典文字的用意。

《漢石經(jīng)集存》

口頭傳播比較容易產(chǎn)生同音字的混淆。字音轉(zhuǎn)筆錄時，因音近訛誤筆下易出現(xiàn)異文，例如：《詩經(jīng)》“窈窕淑女”的“窈窕”，在馬王堆帛書中引作“茭芍”，在安徽大學(xué)館藏的竹簡上寫作“要翟”。

當(dāng)然，形近訛誤、書寫習(xí)慣不同、口頭與書寫傳播互相影響也會產(chǎn)生一些問題（參看劉躍進(jìn)編《古代文學(xué)前沿與評論（第七輯）》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 2022年）。

漢代《詩經(jīng)》有齊、魯、韓、毛詩四家注，這四家的經(jīng)文也不一致，而世人以毛詩為古文經(jīng)，其余三家為今文經(jīng)（參看袁梅《詩經(jīng)異文匯考辨證》，齊魯書社2013年）。

袁梅《詩經(jīng)異文匯考辨證》，齊魯書社2013年版。

理論上，自然是先有“古文經(jīng)”然后才有“今文經(jīng)”。也就是說，古文《毛詩》應(yīng)該是較為古老的。可是，我們目前常見的《詩經(jīng)》印刷本已經(jīng)不是先秦詩篇的本來面目。

就《詩經(jīng)》經(jīng)文而言，同時并存的各家異文，被拿來互相參校的可能性也不宜排除。不過，具體的“流動方向和經(jīng)過”已經(jīng)難以考究，例如：《衛(wèi)風(fēng)•淇奧》“瞻彼淇奧”，《大學(xué)》引詩作“瞻彼淇澳”，唐人陸德明以澳為水名，以異文證字，并通義訓(xùn)。

那么，是“淇奧”在前，還是“淇澳”在前？兩者之間，有“流動”關(guān)系嗎？“澳”的三點水是妄人擅加的嗎？流動的方向和過程（如果有的話）難以考定，不像陶潛詩先“望”后“見”那樣先后次序分明。

《詩經(jīng)》異文實例舉隅

這里再舉一個異文實例。《詩經(jīng)・召南・野有死麕》末章“舒而脫脫兮，無感我?guī)溬猓瑹o使尨也吠。”第一行的“脫脫”，除毛詩以外，魯、齊、韓三家詩皆作“娧娧”（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年版，頁113）。《玉篇》：娧，好貌（容貌美好）。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中華書局1987年版。

有學(xué)者認(rèn)為《毛詩》的“脫脫”不誤。《毛傳》說：“脫脫，舒遲也。”就是從容緩慢的樣子。英國學(xué)者理雅各布（James Legge）的譯文顯然是取《毛傳》的釋義：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

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In the wild there is a dead antelope,

And it is wrapped up with the white grass.

There is a young lady with thoughts natural to the spring,

And a fine gentleman would lead her astray.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

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In the forest there are the scrubby oaks;

In the wild there is a dead deer,

And it is bound round with the white grass.

There is a young lady like a gem.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guī)溬猓瑹o使尨也吠。

[She says], Slowly; gently, gently;

Do not move my handkerchief;

Do not make my dog bark.

末章的Slowly; gently, gently 語義就是《毛傳》所說的“舒遲”。

《詩經(jīng)今注》

“脫脫”（舒遲）和“娧娧”（好貌），意思不相同。兩者之間可能涉及“流動性”問題，但是，四家詩傳鈔的年代，應(yīng)該還沒有“詩眼”觀念。

《詩經(jīng)》異文，除了齊、魯、韓、毛四家，阜陽漢簡和安徽大學(xué)藏戰(zhàn)國竹簡所載《詩經(jīng)》篇章也引起了學(xué)術(shù)界的關(guān)注。

阜陽漢簡和安大竹簡上的文字，都形成于印刷術(shù)普及之前。由于字形還未經(jīng)朝廷統(tǒng)一，在流傳過程中，較容易產(chǎn)生異文（參看黃德寬、徐在國主編《安徽大學(xué)藏戰(zhàn)國竹簡（一）》中西書局2019年版；徐在國主編《安大簡詩經(jīng)研究》，中西書局2022年版）。

我們不能排除《詩經(jīng)》的一些異文純粹出自謄寫的失誤。換言之，異文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未必因為有人做了“意識形態(tài)上的選擇”。

經(jīng)學(xué)有家法之分，各家固守師說和經(jīng)文。這種“固守”本身倒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

徐在國主編《安大簡詩經(jīng)研究》，中西書局2022年版。

“詩眼”的出現(xiàn)與佛家的“法眼”

“詩眼”之說是古代詩文評的一個環(huán)節(jié)。“詩眼”的討論，盛于宋朝。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劍橋中國文學(xué)史》)“北宋”章的第六節(jié)是“佛教與詩歌”，內(nèi)容提及“詩眼”源自禪宗的“法眼”(dharma eye): The idea, for example, that a good line must have an “eye,” some aspect beyond the individual words that conveys nonverbal meaning and makes it “alive,” was derived from the Chan concept of the “dharma eye” (fayan). (p.431)。

在中譯本《劍橋中國文學(xué)史》中，上面那段話是這樣的：“例如，所謂‘句中有限’，即佳句中必須有單個字詞之外的某些方面能夠傳送言外之意，使句子變得‘活泛’起來；這一觀點，便是源自禪宗的‘法眼’概念。”(《劍橋中國文學(xué)史・上卷》三聯(lián)書店，頁482)。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Cambridge Univer

南宋禪之中，有一派名為“法眼宗”，出于六祖惠能門下青原行思（671—740）之法系，活躍于唐末、五代、宋初（洪濤《佛教跨文化傳播的個案研究》，2020年）。

提出了“文字禪”的概念的僧人釋惠洪（1071－1128）記載黃庭堅以“句中眼”論王安石、蘇東坡詩的高妙處。

釋惠洪《冷齋夜話》卷五“句中眼”條引黃山谷評荊公、東坡詩，說：“此皆謂之句中眼，學(xué)者不知此妙，韻終不勝。”（張伯偉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頁49）。依據(jù)這條詩話，“句中眼”這個詞，是出自黃山谷（黃庭堅）。

張伯偉編校《稀見本宋人詩話四種》

今人葛兆光認(rèn)為，真正自覺地推敲“詩眼”的現(xiàn)象，在盛唐時代出現(xiàn)。葛兆光舉了杜甫（“卷廉殘月影，高枕遠(yuǎn)江聲”“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等等）、李白、王維、孟浩然的詩行為例（葛兆光《漢字的魔方：中國古典詩歌語言學(xué)札記》，香港：中華書局1989年版，頁193-200)。

詩篇中的精妙傳神之處，后來也用符號來標(biāo)示，例如，《劍橋中國文學(xué)史》上卷指出，方回（1227—1307）在《瀛奎律髓》特別用圓圈標(biāo)示了“詩眼”所在 ( marked with a circle. p.579) 。

清人屈復(fù)《唐詩成法》以密集單圈標(biāo)示詩中佳句，以雙圈標(biāo)示詩中關(guān)鍵字詞。金圣嘆的“金批《水滸》”（見于貫華堂本）也在金圣嘆認(rèn)定的“妙處”打圈點。《貫華堂第六才子書西廂記》也一樣有許多圈點。

原先主要用來標(biāo)示“詩眼”的圈點，“擴(kuò)散”到于通俗小說、戲曲作品的版面上。

《貫華堂第五才子書》

“流動性”的限度

回到王安石《泊船瓜洲》。“又綠江南岸”出現(xiàn)以來，“又綠”幾乎定于一尊。請注意：這里只說“幾乎”，畢竟“春風(fēng)自綠江南岸”還存于王安石本人的作品集之中，只是“自綠”的版本引用的人不多。簡言之，“自綠”幾乎成為“棄兒”。

似乎“又綠”的版本出現(xiàn)后，“流動”就停止了。王安石的詩文集有兩個版本系統(tǒng)，一是《臨川先生文集》，一是《王文公文集》。“自綠”版《泊船瓜洲》收錄在《臨川先生文集》第廿九卷、《王文公文集》卷七十。

“又綠江南岸”比“自綠江南岸”更流行于今世，這情況也許反映“又”較能入世人之眼。只有少數(shù)專家（例如吳小如）還會念起王安石詩集之中的“自綠”（“自”字作“自管”、“自然而然”解）。

“流動性”有時而盡。以《詩經(jīng)》為例，顏師古考定五經(jīng)，于經(jīng)文多所厘正。孔穎達(dá)撰《五經(jīng)正義》，于是經(jīng)文、故訓(xùn)，定于一尊。此后，有新的改動就比較容易被人發(fā)現(xiàn)，妄改易招來譴責(zé)。

《經(jīng)學(xué)研究四十年——林慶彰教授學(xué)術(shù)評論集》

清代《詩經(jīng)》異文考釋學(xué)興起，成果超卓。如果學(xué)者懷疑《詩經(jīng)》中某字實應(yīng)為另一字，必須提出文字訓(xùn)詁等方面的理據(jù)。這方面的實例有林慶彰論《詩經(jīng)》“彼其之子”的“其”實指“姬”。

版本學(xué)方面，異文辨證仍多以作者的權(quán)威(authorial authority)為中心（參閱洪濤《紅樓夢與詮釋方法論》一書）。

詩學(xué)方面，陳尚君的研究論證了文獻(xiàn)傳播中李白對于自己詩歌修改的主動權(quán)（陳尚君《李白怎樣修改自己的詩作》，載《古典文學(xué)知識》2022年第2期）。這種情況，文獻(xiàn)傳播中“作者權(quán)威”起壓倒作用。

作者去世后，自然對文本喪失控制力，然而，讀者仍然可以假借作者的權(quán)威對文本異文做出解釋。讀者的作用有時候會凌駕于作者之上。

《我認(rèn)識的唐朝詩人》

王安石與煉字

在歷代詩話中，王安石“煉字”的故事頗多。

葉夢得《石林詩話》卷上記載：“王荊公編《百家詩選》，從宋次道借本，中間有‘暝色赴春愁’，次道改‘赴’字作‘起’字，荊公復(fù)定為‘赴’字。以語次道曰：‘若是起字，人誰不到？’次道以為然。”（何文煥《歷代詩話》，藝文印書館1956年版，第1卷，頁255。）

這個小故事，有一個較簡單的版本。南宋范曦文《對床夜語》記載：“王荊公謂老杜‘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大好。若下‘見’字、‘起’字，即小兒言語。”（陳伯海《唐詩匯評》，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頁1347）。按：“暝色赴春愁”應(yīng)是皇甫冉的詩句，但是，這不影響故事所反映的煉字意念。

清施補華《峴傭說詩》說：“五律須講煉字法，荊公所謂詩眼也。”（陳伯海《唐詩匯評》，第3卷，頁3315）。這里，“荊公”就是王安石。

《唐詩匯評》

王安石似乎沒有提過“詩眼”這個詞，但是，王安石應(yīng)該是有煉字意識的，例如，王安石曾說過：“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陳伯海《唐詩匯評》第2卷，頁1347) 。

無論“詩眼”論始出于何人，歷代詩話中都不缺“詩眼”實例的討論。有些條目，沒有提及“詩眼”，但是，實際內(nèi)容仍是討論用字之工巧，例如，釋惠洪《冷齋夜話》第三卷的最后一條“詩一字未易工”就很接近“詩眼論”。這條談的是老杜詩句“身輕一鳥過”。歐陽修《六一詩話》也錄有相同的討論。

所謂煉字，不限于煉出“詩眼”。

清人陳吁說:“讀放翁詞，須深思其煉字煉句猛力爐錘之妙，方得其真面目。”（孔凡禮、齊治平《陸游資料匯編》中華書局，1962年，頁187）。“放翁詞”就是陸游的詞。由此可見，煉字也適用于寫詞、論詞。

關(guān)于“煉字”，讀者還可以參看王德明《中國古代詩法學(xué)史》，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21年版。

《中國古代詩法學(xué)史》

總 結(jié)

撰寫文學(xué)史書如果不熟悉作品的源流，所述所論就如管中窺豹。《文心雕龍》說的“觀千劍而后識器”也是寄望于評者能先做到博觀。

“錢鐘書問題”就是在廣泛閱讀的基礎(chǔ)上提出來的，對所評作品的本末源流有充分的掌握。他的后兩問題只有起王安石于地下才能回答（不能抹殺巧合的可能性）。錢先生的評論常能做到舉證詳博，見解精辟，而不是蔽于一孔之見而人云亦云。

王安石《泊船瓜洲》“春風(fēng)又綠江南岸”的“綠”作動詞用，這不是他的創(chuàng)新。“又”字用得好，是王安石之功？

王安石不能預(yù)見“春風(fēng)又綠江南岸”流行于后世（而“春風(fēng)自綠江南岸”少人問津），其中“又”字也像“綠”字一般得到世人垂青。

近世的評論家表彰王安石的理據(jù)是“又”的文學(xué)性更高，它隱指王安石再度獲招入朝（其實“又”字本身沒有政治含意）。

換言之，作品得到的賞譽不完全取決于寫作當(dāng)下（北宋）、作者意愿。讀者的歷史作用不容小覷。

《王安石評傳》

編寫文學(xué)史，如果能擺脫“羅列作家”的模式，先將文學(xué)放在歷史的長河中，有望寫出新意。

本文也談到“流動性”“異文”“煉字”“詩眼”等關(guān)聯(lián)話題。

印刷術(shù)發(fā)明之前文本的“流動性”和后世所說的“煉字”不是同一回事：前者的“流動性”會產(chǎn)生異文，但是異文的出現(xiàn)未必涉及審美意趣或者意識形態(tài)，可能只因傳鈔失誤，和煉字無關(guān)；后者（“煉字”）則是作者在用字方面精益求精。“煉字”實際上是作者兼任文學(xué)批評家。

文學(xué)史可以是獨立的學(xué)科，但是文學(xué)史家若無文評家的博觀，“獨立”沒有多大益處。

附記一：賈島與推敲

“推敲”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常用語。它源自一個小故事。

后蜀何光遠(yuǎn)《鑒戒錄‧賈忤旨》記載：“［賈島］忽一日于驢上吟得：‘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初欲著‘推’字，或欲著‘敲’字，煉之未定，遂于驢上作‘推’字手勢，又作‘敲’字手勢。不覺行半坊。觀者訝之，島似不見。時韓吏部愈權(quán)京尹，意氣清嚴(yán)，威振紫陌。經(jīng)第三對呵唱，島但手勢未已。俄為宦者推下驢，擁至尹前，島方覺悟。顧問欲責(zé)之。島具對：‘偶得一聯(lián)，吟安一字未定，神游詩府，致沖大官，非敢取尤，希垂至鍳。’韓立馬良久思之，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黃鵬《賈島詩集箋注》，巴蜀書社2002年版，頁429)。

《四庫全書提要・鑒誡錄十卷》

“煉之未定”說的就是煉字了。故事反映賈島的能力稍遜。

附記二：“照我還”與思?xì)w

王安石幼時隨父親到江寧（今江蘇南京市）。他寫“明月何時照我還”，似是還于江寧。其心態(tài)或與周邦彥的思?xì)w相近。

周邦彥生于錢塘（今浙江杭州），他在《蘭陵王・柳》詞中寫到“京華倦客”，又在《蘇幕遮》詞中寫“久作長安旅”、“故鄉(xiāng)遙，何日去？”似有回歸南方之意。（參看洪濤《“長安”是不是西安? ——談文學(xué)史上的京城情意結(jié)（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xué)史・二十三)》，載“古代小說網(wǎng)”2024年8月27日）。

王荊公編《唐百家詩選》（宋刊本）

蘇東坡和周邦彥是同時代的人物，蘇的官運較差，長期遭貶謫。1084年（元豐七年）十月，蘇軾被貶汝州，寫下《乞常州居住表》。半個月后，蘇軾又寫《再上乞常州居住表》，再度懇請皇帝準(zhǔn)許他在常州終老。1101年8月24日蘇軾卒于常州。

晉宋之際的陶淵明撰《歸去來兮辭》，自陳棄官歸田。此后，思?xì)w似乎成為“倦客”們一再書寫的母題。

附記三：從寒山到鐘山

本文討論王安石詩和相關(guān)的詩文評。王安石詩寫到“京口瓜洲一水間，鐘山只隔數(shù)重山”。鐘山在江寧（今南京）附近。

楊曉山教授Wang Anshi and Song Poetic Culture (2021年) 第四章是 From Cold Mountain to Bell Mountain: An Excursion into Poetic Buddhism（從寒山到鐘山：佛理與詩法的簡短巡禮），碰巧也提及“鐘山”。

楊曉山教授討論了王安石的《擬寒山拾得二十首》的特點，尤其注意王安石擬寒山詩在寒山體發(fā)展史上的位置。

Xiaoshan YANG, Wang Anshi and Song Poetic Culture (2021)

對于王安石擬寒山詩，有些學(xué)者似乎一無所知，聲稱：“如果中國人寫文學(xué)史去談寒山，那就未免太可笑了。”

先讀讀王安石的詩、楊曉山的書，再來論史家是否“可笑””，應(yīng)該會更接近“觀千劍而后識器”這條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