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平日也好些詩文書畫，但對詞曲類向來排斥，在他眼里，這些詞大都為民間歌妓所唱作，登不得大雅之堂，特別是對當時名氣極大的詞人柳永，更是鄙視。

他在位的時候，一日，負責會試的禮部官員將即將放榜的進士名錄呈上，交仁宗過目。

“柳永，柳耆卿，莫非就是那個好寫艷詞俚曲之人？”

宋仁宗看到榜單上柳永的名字，馬上便想起此人。

“應該就是此人。”

禮部官員十分確定，因為，當時柳永因為大量優秀詞作的廣泛流傳，幾乎家喻戶曉，更有人曾評贊其他詞作：“但有井水處，皆歌柳詞。”

宋仁宗不免嘲諷道：“朕倒也聽過他的詞曲，似有一句‘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既如此，又何必在意此虛名。”

說罷，便拿起朱筆，將進士榜上柳永的名字劃去。

“就說是朕的旨意，去其虛名，且去填詞吧。”

宋仁宗看著禮部官員似有不同的意見，還未待他開口之際，便將名錄遞過，或許不想禮部官員為難，還特意補了一句。

這位禮部官員對柳永倒是十分欣賞的，且與柳永有詩詞唱和往來，只是皇帝開了口，他也不好多說，便在放榜之后找到了柳永，向他說明了宋仁宗對他的看法。

他的用意非常明確，就是想告訴柳永，不是他才學不夠，而是宋仁宗對他一直寫些香艷之詞非常不滿。

若想繼續博取功名，就停下詞曲創作；要不，就真的“將浮名換作淺斟低唱”，干脆就別走功名一途，放開手去寫詞。

柳永聽罷，心中雖百般苦澀，卻強笑道：“若如此，吾便奉旨填詞去吧。”

自此，宋人便很快知道了，柳永奉旨填詞一事，而柳永則也把這一名頭當成對宋仁宗，也包括對自己前程的一種萬般無奈的調侃。

把宮廷之詞寫入市井

中國古代的詩或詞，都是可吟唱的。

但是，詩之吟唱，還是以吟誦為主，并沒有太多曲調的變化，也就是說，古體的格律詩雖有文學的屬性，卻缺少音樂的審美。

而詞則不同，每一個詞牌都有固定的音律編曲，按照詞牌的格式寫出來的詞，其實就是為已有的曲子填上符合格式的詞作，與現在的歌曲創作完全相同。

所以詞的創作，就是歌曲中歌詞的創作。

由此可見，詞，是集文學與音樂雙重審美的藝術形式。

這種藝術形式，最早在唐朝早中期便開始呈現，只是并不完整與系統。

真正盛行的時候，是在唐朝之后的五代十國。

說起那個時期，在詞作方面出了許多的大家，但是最為耀眼的卻是兩位父子皇帝詞人，即南唐后主李煜與其父親李璟。

李璟的詞作中曾有一句千古名句：“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

也曾有人拿他的這句詞開過玩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

至于他的兒子李煜，無論是名氣或詞作上的成就，則更大了，特別是他在亡國之后，所寫下了諸多詞作，更是被傳頌至今。

“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便是李煜極具代表性的一首詞作中的經典之句。

由于當時的詞作，主要存在的宮廷之中，由樂工創作曲牌后，再填詞成型，帝王或仕人在閑暇無聊之際，多寫的是一些傷春悲秋的句子，故而給這一期的詞人還專門起了個詞派的名字，叫做“花間派”。

這個時候的詞，還是皇親貴族的專屬之物，到宋朝時期，詞便與亡國之音聯系起來，被皇帝視為不祥之作，這也是宋仕宗瞧不起以詞聞達的柳永的原因。

雖說詞這種藝術形式，為宋朝皇帝所詬病，但北宋時期仍不乏有知名文人或官宦也去寫詞，不過，他們填詞之所以并沒有引發朝廷以及主流文人的反感，主要在于大都是應景之作，并偶爾為之，且在詞意的表達方面，還是傾向于陽春白雪。

柳永則完全不同，他不僅突破了北宋文壇詞為非主流的圈囿，而且將原本為皇家仕宦所專享的詞作，引入了市井之中，成了底層百姓都可以欣賞的俚曲。

為此，他不僅聯合樂工創作了許多新的詞牌（即編曲），讓曲目更為多樣化，增加詞牌音樂藝術的豐富與變化；而且，他的詞作不再是無病呻吟的風水雪月，而是反映普通人的情感與帶有煙火氣的市井生活。

為此，他用詞作中，不再像傳統的文人作品那般，不再使用生澀難懂的詞句，而是引入了許多白話與俗語，讓普通百姓更容易理解，一聽就懂，在這點上，他的文學風格更像唐朝的白居易。

北宋發展到柳永時期，經過了多年的休養生息，再加上朝廷開明的政策與治理風格，社會趨于繁榮，對于文化與藝術的追求，已經不再限于文化人，而是下沉到了市井百姓，而柳永的詞恰恰寫出了他們的情感與生活，并寫入到他們的心里。

這也是柳永的詞在當時被廣為傳唱，并讓柳永僅憑一向被主流文壇瞧不起的詞作，便贏得了響亮名頭的原因。

為歌妓寫詞實為謀生

許多人對柳永的認知，除了他的詞寫得好之外，還有他幾乎一生流連青樓的風流韻事。

歷史上的柳永，的確長期混跡于青樓之中，他與歌妓的交往更是幾乎貫穿整個一生，這點有多種真實的記錄可以佐證。

僅憑這點，卻造成了許多人對柳永有一定的誤解。

有人認為，他是因為人生失意，便沉浸在青樓中，以麻醉自己。

有人認為，他是貪圖享樂，所以在青樓的紙醉金迷與溫柔鄉里，而不能自拔。

有人認為，他是多情濫情，才與青樓女子廝混在一起。

總之，不管什么原因，柳永在人們的印象中，是一個典型的不務正業的花花公子。

可真實的柳永，卻并非大家所想象的那樣。

公元984年，柳永在今天山西境內的一個多代為官的家庭出生。

他的父親曾在南唐與北宋兩朝出仕，雖然不算豪門，卻也是家境優渥，衣食富足。

柳永與他的兩位兄長一樣，自幼苦讀詩書，希冀以學問入仕與治世。

待他成年之后，前往都城汴梁應試，結果連續多次落榜，這讓一直渴求科舉入仕的柳永，陷入了一種失落、彷徨之中。

即便家中父兄可以接濟于他，但是，已經成年的柳永，本因屢考不中而愧對父兄，更不可能再向他們伸手求助，但身上盤纏已盡，此時，生活都成了問題。

作為一介書生，手無縛雞之力，柳永既放不下文人的身架與面子，又無一技之長，他能如何謀生呢？

寫詩寫文，要么自我欣賞，要么與人唱和，不可能給他帶來一文錢的收入。

就是他因為生計而發愁之際，卻有歌妓主動找上門來，要花錢買他的詞，當柳永聽聞填詞竟然可以獲得收入時，他已無暇顧及當時正統文人的想法，甚至也無暇顧及皇帝的鄙視與不齒。

此時，活命要緊。

要知道，當年的青樓中有一種身份，叫做“歌妓”，她們并非賣身為生，而是靠唱歌獲得打賞的收入，優秀的歌妓收入極為豐厚。

身為歌妓要想打出名頭，獲得更多的聽客的青睞，除了音色要好、擅于音律之外，還必須有好的歌也以唱。

那時總的典牌數量并不多，再加上唱來唱去，都是一樣的調、一樣的詞，人們聽得多了，也就膩了，再優秀的歌妓若是沒有新詞新曲，也會逐漸“門前冷落鞍馬稀”。

社會的安定與富足催生了娛樂，而娛樂則帶動歌妓產業，歌妓需要新鮮的詞曲，那么作詞自然就成了一門可以賺錢的工作。

走投無路的柳永，從歌妓上門求詞一事，看出了其中的機會，他知道，只要他放下身段，愿意為她們創作詞，就可以擺脫窮困交加的局面。

在當時特定的情況下，某種意義上，柳永或許正是因為生活所迫，才讓他不得不走上為歌妓作詞之路。

當然，他本身對詞這種文學藝術形式，也是極為喜歡的。

孤獨離世為歌妓所葬

柳永雖然發現給歌妓填詞是一門不錯的賺錢甚至生財之道，而且還可以每日沉浸在這種文化藝術的氛圍之中，但他并沒有流連忘返。

他有著自己的志向與抱負，“學而優則仕”是深受中國傳統儒家思想影響的柳永一生的追求與信念，雖然屢次科舉受挫，卻從未放棄過。

公元1034年，即景佑元年，宋仕宗開設恩科，放寬了考試的條件，包括摒除了自己的偏見。

柳永終于等到了柳暗花明之時，與其二哥柳三接同科中了進士，正式踏入仕途。

而這一年，他已經年屆半百，垂垂老矣，距他首次參加科舉落榜，整整過了30多年，從少年熬到了白頭，才得償所愿。

此時的柳永是滿心歡喜的，他終于可以不靠賣詞，而是靠為官的俸?就能為生，這是他人生的一大轉變。

可隨之后來的持續多年的為官之途，令他的心態不斷向下跌落，他自嘆“久困選調，為宦成羈旅”，長期在底層的小官之職上，不僅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而且調任頻繁，新官尚未就任幾日，便又要調往他處，一直奔波在去上任的路上。

當最后一個職務“屯田員外郎”的任命送達的時候，柳永已經65歲，按當時壽命來看，他自覺生命無多，對于這個閑職也不再上心，在心灰意冷之際，便孤身一人開始了四處飄零。

最終他孤獨地死在了哪兒，都沒有準確的記載，唯一流傳下來的說法，是在他死后，因身上所帶的費用早已用完，身邊也無親人，還是上門求詞的當地歌妓發現了他早已冰冷的遺體，由眾歌妓一起籌資，把他草草地葬了。

至此，一代著名的詞人，在異鄉凄涼謝幕，而他的詞卻被一直傳唱并傳頌著，直到今日。

結語

柳永是一位文學巨匠，他一生致力于詞這一文學藝術形式，并將它真正推向的鼎盛與成熟，他也是第一位將本為皇親貴族所專享的文學藝術拉下了神壇，讓它成為普通市井百姓的文化娛樂與精神享受。

他的一生都生活在普通民眾之中，其作品也散發著濃濃的煙火之氣，他是真正的民間詞人、百姓詞人，終身被困于理想與現實之間，即便今人，依舊能從他的詞中，讀出這位“奉旨填詞的白衣卿相”的悲歡離合、迷茫失落、彷徨無措。

柳永一直都在，就站在那古渡碼頭，夜半酒醒之際，唯有“楊柳岸，曉風殘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