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楷《和杜詩》即是明代極具個性與代表性的和杜作品之一，它的出現與明前期“宗唐復古”的詩學思潮，以“性情說”為主、崇尚杜律的杜詩接受等外在文學環境因素，以及張楷突變的命運遭際，好詩尚儒的性情喜好等創作者的個人因素均有著直接而密切的關聯。

張楷《和杜詩》的創作背景

一追和杜詩的概念與淵源

1、追和杜詩

作為一種頗具規模的詩歌創作形式和文化現象，追和杜詩實質上是異代文人對杜甫詩歌韻律或意旨的一種應和，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學發展過程中杜甫及其詩歌思想藝術的接受情況。

這種隔代應和的詩歌創作，統稱為“追和詩”，本是唱和詩中的“和詩”在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特殊形態，根據不同的追和對象，還包括追和陶詩（陶潛）、追和李詩（李白）等等。

故而在現存資料中，這類追和杜詩通常又被簡稱為“和杜詩”，本文所涉及的即是這類隔代應和的“和杜詩”。

中國古代的詩歌在最初的發展階段，更側重于“歌”，音樂性極強，作為文字形態的“詩”，均可入樂歌唱，故而此時詩歌中的“唱和”即主要建立在聲音先后應和關系之上。

隨著詩歌的發展，歌與詩、聲與辭的逐漸分離，唱與和之間“聲相應”的聯系被破壞，其先后呼應關系遂突出體現于“意相應”這一以文辭為載體的聯系，趙以武《唱和詩研究》即從“意相應”的角度出發，對唱和詩進行界定。

2.明以前的追和杜詩

和杜作為一種具有相當數量的詩歌創作形式，不同時期都有著各自的特點與成就，對明以前的和杜詩的簡要梳理可以大致呈現和杜詩發展的軌跡，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明代張楷和杜詩創作的特色與意義。

需要說明的是，對和杜詩的初步篩選，主要依據以下條件：詩題含有“和杜”“次杜”“用杜”“杜工部”“杜拾遺”“杜少陵”“杜子美”等字詞的詩歌或沿用杜甫原詩題的詩歌。在此基礎上，判斷該詩是否為和意或和韻之作。

現存明以前的追和杜詩創作具有如下特征：追和杜詩體裁豐富，古體詩和近體詩均有涉及，存在個人對杜甫詩歌進行大量追和，以及有意識地對杜甫創作的具有鮮明個人特色的組詩形式進行追和的現象。

大部分詩歌在和韻的同時，在題材、情感和風格上盡管與杜甫原詩相類，但并非對杜甫原意的二次敘說。

另一方面，亦可見出明以前追和杜詩創作的片面性，從追和題材來看，杜甫詩歌中最具現實主義色彩與“詩史”特質的新題樂府詩并未得到較多的關注，從詩歌接受角度而言，明以前的追和杜詩更加偏重于詩歌韻律形式或基本情感表達的貼近，較少能在藝術特色、創作風格及思想內蘊等層面實現對杜詩的承接。

二明前期文學思潮的印記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文學藝術具有時代性，其發展常與一定時代的政治、經濟相互影響，形成帶有時代印記的文學創作。明前期張楷等人和杜詩創作極大地受到了文學流派及其文學思潮的直接影響，最為突出的兩個因素即“宗唐正音”的詩學思潮與杜甫律詩的接受風潮。

而這與明前期的政治、經濟均有著密切的聯系，是明初地域文化的繁榮、刻書業的發展、科舉詩文創作風尚等交互作用下的重要表現。

對這些文學創作的外在環境因素的解讀，將更加清晰地展現張楷等人和杜詩所具有的時代特性。

1.“宗唐正音”的復古詩學思潮

劉勰指出詩歌乃是人內心情志受到外物的影響產生感應之后所生發的吟詠，詩歌所承載、表現的即是人的性情。在此基礎之上，詩歌創作進一步生發出對美與善的要求，追求聲韻、意象、修辭以及情與理的和諧蘊藉。中國古典詩歌所追求的以上審美特質及創作體裁發展至唐基本完備。

明前期的“宗唐復古”詩學思潮首先是直接受到了元末明初南方的幾大地域文學及其文學流派的影響，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以楊維楨、高啟等為首的吳中詩派，以宋濂和劉基為首的浙東學派，以林宏為代表的閩中詩派，以劉崧為代表的江西詩派。

這一時期宗唐復古的詩學思潮與追求性情之正的詩歌取向對生活于明前期的張楷產生了較為深刻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其追和《唐音》、李杜詩歌的創作行為，也體現在其和杜的內容選擇與杜詩解讀之中，如張楷所和杜詩突出杜甫“忠君戀闕”與關懷社稷的人格特征。

但從具體的詩歌接受角度來說，明前期以來杜律的接受與風行更為直接而強烈地催生了獨具特色的張楷和杜詩創作。

2.杜詩接受與杜律的風行

明前期宗唐復古的詩學思潮推動明詩人對唐人詩歌的繼承與接受，其中又尤以學杜為盛，以釋杜、注杜、集杜、和杜等多種方式展開了頗具時代特色的杜詩接受。

洪武年間，由元入明的文人群體對杜詩的接受雖含有“性情論”的觀念，但輕重、指向不一，既有從儒家理學出發以追求倫理禮義之“性情”為主的，也有從藝術創作出發兼論格調與性情的，更有偏向個體情感思想體驗的“性情”共鳴。

然而，進入永樂時期，隨著臺閣文人占據文壇主導地位，多元的杜詩接受局面開始收縮，強調“性情之正”的杜詩接受論亦成為主流，但自景泰始，杜詩接受在內容與體裁上產生了新的潮流與特征，張楷的和杜詩亦隨之誕生。

總體而言，永樂至成化年間的杜詩接受主要受到臺閣體以溫柔敦厚的儒家詩教為出發點的“性情”說的影響。臺閣諸人出于現實政治的需要，認為詩歌的性情抒發，必須合乎儒家倫理規范，在主題內容上需符合儒家的倫理道德及人格修養的要求，彰顯“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悲而不怨”的溫柔敦厚、平和雅正的詩歌審美風韻，重詩歌的教化作用。

次韻和意的杜詩接受

追和是張楷學習、接受前人詩歌的一種方式，其追和詩不僅是對詩歌韻律或意旨的應和，更是對被追和詩作的藝術特色的貼近。

與宋元時期的和杜詩相比，其首要且突出的特點即在于圍繞“和意”展開的對杜甫原詩多角度的應和，包括杜詩在遣詞造句、章法結構、意象典故及自我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特色。這種追和，促使著他更加深入地理解杜詩的藝術價值，使得張楷部分追和詩在藝術特色上頗肖杜詩。

一語言藝術的承接

詩歌的產生即是一個用語言抒發內心情志的過程。限于其結構形式與篇幅，詩歌語言之美，來源于語音及文字所引起的心理、生理的雙重體驗，并突出表現于字詞的錘煉和句法的運用。

1.字詞的模擬

疊詞是文學作品中常見的詞類形式，尤其在詩歌創作中，這類詞語的運用不僅能夠促進詩歌情感的傳達，生動構建詩歌的意象、意境，還具有和諧優美的聲韻效果，極富語言表達的感染力與形象性。

杜詩中即存在大量疊詞，杜甫對其的運用實現了“聲”“貌”“情”的貼切表達和精妙結合，大大增強了詩歌的藝術感染力。

張楷的追和杜詩文本亦出現了相當數量的疊詞，且在一定程度上有意識地沿襲了杜詩對疊詞的運用。這種極具模仿性的運用首先體現在形式上，即追和杜詩中疊詞出現的位置。

在這一部分的追和杜詩中，無論是單獨的疊詞運用，還是對仗形式中疊詞的對用，其出現的位置都與原詩保持著高度的重合。

其次，這種模仿還體現在“意”的表達技巧與效果中，如在《愁》一詩中，杜甫不僅是利用重疊的文字形式來描述動態的自然環境中客觀事物的狀態，更是以此渲染出綿延細膩的主觀情感體驗，增強詩歌的抒情性。

而張楷所創作的和詩《愁》則延續了杜詩原有的表達方式，依仿杜詩對疊詞的使用，同樣在詩句中實現了疊詞在描繪事物形態與渲染情緒等方面的藝術效果的結合，與原詩有著密切的映照關系。

2.句法的學習

杜律句法多變，而時有創新，前文就張楷對杜詩所運用字詞等的模擬有了一個大致的說明，此節則針對張楷所追和的杜詩中較為典型且具有特色的句法，進一步分析張楷對杜詩語言藝術的學習。

一種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在結構和內容上均呈現出整齊對稱的美感，在聲律上亦顯出抑揚頓挫的和諧悅耳。對仗形式在詩歌中的運用不斷獲得創新，出現了諸如“當句對”“流水對”“隔句對”等特殊的對仗形式，在形式、聲律等方面創造出新的審美藝術效果。

二結構藝術的仿照

1.廣闊縱橫的時空架構

杜甫尤擅于利用律詩的對仗形式和詩歌語言的跳躍性，在一首詩內建立起廣闊甚至是交錯縱橫的時空架構，以此實現增強詩歌的敘事、抒情、議論的感染力，營造闊大深沉的意境等多種藝術效果。

杜甫的思緒從夔州躍到曲江，從現實回溯過往，由曲江勾連起昔日帝王巡游的花萼宮、芙蓉苑，自歌舞升平到從邊境開始的國家動亂，呈現出一個闊大的時空背景，在跳躍的語言中點染出最具代表性的情境，而意脈貫通。不止于此，杜甫所創作的《秋興八首》組詩整體上均呈現出廣闊縱橫的時空架構，詩歌的敘事與抒情，在過去和現在，夔州和長安的不同的時空里反復橫跳。

張楷和詩對此藝術結構多有運用，如對應的追和《秋興八首》組詩，從夔州到京華，從曲江、昆明池、渼陂到夔州，在今昔交錯的廣闊時空背景里，基本完成了對杜甫悲愁交織的思想情感抒發。

2一與多的彈性表達

杜甫詩歌的組織結構即常有對“一與多”關系的體現，如《秋興八首》其八，詩歌前七句均用以描寫昔日在長安豪情勃發、肆意游賞的熱鬧情境，末一句則猛然從繁盛歡樂的場景之中墜入蒼涼悲寂的現實。

樂景與哀景，樂情與哀情，在布局結構上形成了巨大的對比，在反差中呈現出極為悲痛沉郁的情感。

張楷的追和杜詩在藝術結構上亦展現出對“一與多”關系的運用，如追和《諸將五首》組詩，張楷仿照杜甫對詩歌內容的安排，前四首以對天寶以來諸將的責備與警戒為主，批判意味居多，而末一首以對嚴武才略的追思為主，贊美意味居多。這一不平衡的結構安排，從整體來看，不僅沒有造成詩歌主旨表達的不和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