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記載，為了整頓朝廷風氣，嘉慶皇帝對文字獄網開一面。“挾仇抵隙者遂不免藉詞挾制，指摘疵瑕，是偶以筆墨之不檢，至與叛逆同科。”他認為，文字獄可用來詆毀攻擊，小題大做，不是一種可取的做法。因此嘉慶一朝文字獄現象幾乎不復存在。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蘇軾作為中國詞壇上的豪放派詞人，他的詩詞風格與他一生的際遇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蘇軾為人豪邁爽朗，心胸曠達，他的一生中有許多令人拍案叫絕的詩作。作為文豪的另一面，蘇軾也是一名朝廷官員，他的政治生涯中也有一些影響重大的著名事件，最矚目的事件莫過于烏臺詩案。那么，險些害死蘇軾的“烏臺詩案”，詩中都寫了啥？你是皇帝都忍不了。

烏臺詩案是一起標志性事件，它在蘇軾的人生中是一個重大的轉折點。不僅如此，它也是北宋王朝命運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是北宋文字獄的起點。在此之后，朝廷上下人人自危，開啟了結黨營私，私欲橫行的局面。為什么說烏臺詩案牽動如此之大呢？在這起案件的背后，存在著變法新舊兩點黨的沖突和利益小人的推動，給北宋的整個政局造成了一種不可逆的推動。

了解烏臺詩案也就了解了北宋命運由盛轉衰的脈絡。1079年，蘇軾調任湖州，剛剛上任，他為朝廷進了一書《湖州謝上表》。御史臺各官抓住機會紛紛彈劾蘇軾，說他上表的內容里對朝廷不恭，藐視新法。宋神宗一氣之下命皇甫僎引蘇軾回京審問，看到皇甫僎一副不近人情的樣子要押他回京，蘇軾心中有些恐懼，而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有人要彈劾他了。

熙寧六年，沈括在浙江檢查新法實行情況時，就把蘇軾所寫的詩作進行了批注，呈交給了朝廷。沈括彈劾蘇軾詩詞中的言語譏諷時政，對皇帝不敬，對朝廷的新法有意見。蘇軾早因為與王安石變法意見不和，被宋神宗調離了京城。宋神宗和新黨正關注新法實施，對蘇軾無暇顧及。

對于自己被狀告，蘇軾倒是很樂觀，還調侃不愁自己的詩到不了皇帝跟前。調離京城后的蘇軾仍然保持著耿直的秉性，因青苗法許多老百姓還不起錢被關押在監牢之中，作為杭州通判的他要親自審理這些案件，心中十分惋惜。他對底層人民充滿了同情，自然他的詩作中就多少流露出了一些這種情感。

沈括的彈劾沒有奏效，新法也沒有停止推進。隨著新法的施行，百姓多受助役之苦，宋神宗也逐漸失去了變法的熱情。王安石在此期間兩次罷相，新法效果又不好，幾年之后基本上無法再繼續推動下去。新黨面對這一狀況十分憂慮和緊張，他們害怕舊黨回朝被打擊報復，那時更不用提自己青云直上了。為此，他們決定猛攻那些可能造成威脅的人。

蘇軾平日里喜歡吟詩作詞，又不拘小節，從他身上收集所謂的證據是十分容易的。于是與多年前的沈括如出一轍，新法的支持者搜集蘇軾大量作品說明其中問題嚴重。新黨輪番重炮彈劾蘇軾，甚至有人提議將他處以極刑。宋神宗面對眾人彈劾，非常憤怒，也在騎虎難下的境地上。一怒之下，他交代要把蘇軾押回京城進行審問。回京之后，一些別有用心的人自然對他進行了一些殘酷的手法逼供。

而在蘇軾的《湖州謝上表》中寫到：“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何正成等人彈劾蘇軾，說他這一首詩表面說自己能力不足，其實諷刺朝政，不愿意與朝廷合作。

再看看《山村五絕》其四：“杖藜裹飯去匆匆，過眼青錢轉手空。”這句話很好理解，因為早上吃了一點飯就匆匆去城里了，青苗錢在窮苦的鄉村百姓手里轉手而空。在御史臺連續的逼問和審訊之中，蘇軾承認這兩句詩是在諷刺朝廷的青苗法。宋神宗本來對變法充滿了信心，想做出一番偉業，結果蘇軾如此不合作，在調離京城之后，不僅“不知悔悟”，還作出許多詩作來明嘲暗諷，這惹得宋神宗十分不高興。

但說到底，畢竟蘇軾只是一介文官，最多言語譏諷幾句，并沒有太出格的行為。宋神宗心里也明白，只是新黨對蘇軾緊咬不放。在蘇軾被關押的100多天里，蘇軾的弟弟蘇轍，王安石的弟弟也為他說情。蘇轍上書表示，愿意降職來換取哥哥的釋放。王石本本是新法的支持者，這時也放下對立立場，愿意幫蘇軾說情。

在眾多幫助蘇軾的人之中，這最重要的轉折點就是光獻太皇太后，也就是宋神宗的祖母，在病危之時請求宋神宗釋放蘇軾。在許多人的努力之下，也在新法逐漸暗淡而索然無味之時，宋神宗終于釋放了蘇軾。

自此之后，經歷過這一大劫的東坡，詩作風格和方向也都發生了改變。從前對政壇的雄心壯志，變作對安樂閑適生活的向往。所以烏臺詩案是這位詞壇文豪人生和北宋王朝命運的一個重要轉折。

參考資料：

《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