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冕，著名詩人、學者、北大博士生導師、中國當代語文教學專業委員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全國寫作水平測試專家委員會主任。

前些日子，謝冕出版了《花落無聲——謝冕自述》。其實對于這本書的編寫，謝冕一開始是拒絕的。他不愿意寫傳記式的東西，盡管很多人都這么做。他說：“我的人生基本上很平淡，轟轟烈烈的人有的是，我不值得談。”

所以有關自傳，自己寫或別人寫，謝冕一概拒絕。更何況主編柳鳴九將這套書冠以“思想者自述文叢”。“我不是思想者，我基本上沒什么思想。”謝冕笑了，既是北大同學，盛情難卻，只好就請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劉福春幫忙，勉為其難出了“謝冕自述”。（《做"目中有人"的老師——學做人師，一定要讓自己精神成長起來、豐富起來！》）

喜愛“二十歲教授”的稱呼

謝冕很喜歡封面的照片，因為顯得“年輕”。的確，不喜歡唱老歌，不喜歡說舊事，也不喜歡絮絮叨叨。他喜愛“二十歲教授”的稱呼，欣賞“老頑童”的謔稱，但他不是淺薄的樂觀主義者，因為他對世間的苦難早已洞徹于心。采訪謝冕是在首都師范大學詩歌研究會主辦的“百年新詩與今天”的會議期間。

席間劉福春大談由謝冕老師發起的“餡餅大賽”，固定的比賽地點是昌平太陽城里的餡餅店，活動已辦了三四年，飯店老板一看一行幾十人很高興，但上桌之后這幫人只點餡餅、胡辣湯和大蒜。據說謝老師的最高紀錄是吃了八個半，北大教授洪子誠老師也參與其中吃了六個，得了“新秀獎”，賽過之后再也不肯吃餡餅。

我只在《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中國工人出版社）中看到謝冕建立“批評家周末”文藝沙龍持續了十幾年，沒想到坊間流傳更廣的是“餡餅大賽”。我們從這一幾無思想和學術含量的話題說起，回憶這位學者、詩人執著堅忍的風雨人生。

因為我有信仰、有勇氣

小時候，謝冕家里很窮。學生假期都要郊游。他交不起錢，衣服很破，也沒有路費，又不能和家里說，就借口生病不去。他在家里讀白居易的詩，借此忘記外面的痛苦。所以，在謝冕的回憶里，詩歌給他最初的安慰就是這樣，可以使自己在痛苦的時候很富有。

“我在學校成績平平，數理化都不好，就是偏向文學，作文經常得到表揚，喜歡寫詩，學何其芳、林庚、徐志摩、戴望舒，和同學們你寫一句我寫一句唱和詩歌。功課沒學太好，詩歌的愛好與日俱增，1948年底就開始發表作品。”謝冕喜歡詩，曾夢想過做詩人。然而命運卻把他帶向了另一條道路。

當時，謝冕所在的學校學費，是要求交百十斤大米。他的學費靠兩個人，一個是小學老師李兆雄，他哥哥是三一學校的校董，在他的幫助下謝冕可以被減免三分之一的大米；一個是姐姐，變賣嫁妝和首飾資助謝冕。他讀完高一，再開學，就快到十八歲了。

那年暑假，福州解放，部隊進來了。8月的福州非常熱，又是雨季，可是這些士兵攜帶著自己全部的行囊和武器，也攜帶著泥濘和汗水，甚至還有血跡，就這樣和衣睡在大街上。謝冕被感動了，先前所知道的光明也好，理想也好，希望也好，都是抽象的，都不及他在福州街頭目睹的這一幕。他跟著學校帶著水慰問部隊。后來部隊到學校動員，希望知識分子能加入進來，謝冕沒有征求父母意見，下定決心從軍。

在部隊的六年，行軍、訓練、守備、修工事、備戰，都是生死攸關的，謝冕曾經害怕過，但是沒有退。他暗下決心，無論如何不能違背初衷，一定要堅持下來。“我在軍隊的最高級別是副排級。現在看副排級不算什么，但在連隊是很大的官，讓很多連隊干部戰士看了眼紅。一些參加過上海戰役、淮海戰役的戰士連班長都沒能當上。”謝冕在部隊的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基層連隊，而且都在海島駐防。他的很多知識分子的習慣，在這段時間都改掉了。

在前行的軍隊中，中間是汽車，左右是步行的士兵。其中就有十七歲的中學生謝冕。在1949年9月16日的《星閩日報》上，他以謝魚梁為筆名，發表《我走進了革命的行列》：“我并不孤獨，因為，我和人民生活在一起。我也不會失望，因為，我有信仰！我有勇氣，所以我能夠毅然地向前走去。”

謝冕的軍隊生涯并不長，在正式實行軍銜制之前，他奉命復員。

從詩歌愛好者成為研究者

在等待民政局分配工作的時候，謝冕復習了高中的全部功課。他向張炯（著名評論家，當時在福州第十兵團）借了高中的課本，前后只學了三四個月時間，7月高考之后上了北大。三個志愿中，謝冕的第一志愿是北大，第二志愿是北大，第三志愿還是北大。

北京大學，帶給謝冕的是民族憂患的心理遺傳和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使命感。從蔡元培到馬寅初，其間有著一長串閃光的名字。謝冕為能置身他們生活的環境和氛圍而慶幸。

在北大中文系，謝冕參加了北大詩社，后來編《紅樓》，是詩歌組組長。大三時，他和孫紹振等一起寫作《中國新詩發展概況》，這是謝冕從魯莽幼稚的詩歌愛好者轉變成一個研究者的重要轉折。

“當時從北大圖書館拉了一面包車的書集中閱讀，我們通過閱讀這些原始材料，為寫作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基礎，也培養了閱讀興趣。在這之前，不僅是我自己對新詩的認識是局部的、碎片化的，就是學術界也沒有一部新詩的歷史。我們想通過自己的努力，通過大量史料的閱讀，從整體上進行一次歷史的梳理。”謝冕說，不論經歷多大的挫折，他都不曾放棄文學和詩歌。

“它已經與我的生命融為一體，它是我的信仰。”真正屬于謝冕的青春是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的。盡管這時他已人到中年，還是真切地感到了頭頂那一輪嶄新太陽的明亮。

主張多元的文學寫作

1980年5月7日，謝冕在《光明日報》發表《在新的崛起面前》，在詩歌界引起很大反響。他說，自己看了年輕人的詩歌，滿心歡喜，知道這是詩歌的希望。

詩歌的泰斗人物，包括艾青、臧克家、綠原對此都反對，但謝冕是按自己的感覺說話，認為應該寫這樣的文章。這也和北大有關，本來講究學術的獨立，不受任何影響。朦朧詩從地下發展到表面，很多人認為是古怪詩。謝冕也是不贊成詩不讓人懂的，但他主張應當允許有一部分詩讓人看不太懂。世界是多樣的，藝術世界更是復雜的。即使是不好的藝術，也應當允許探索。風潮過去后，大家都說朦朧詩是好的，而且朦朧詩推動了我們現在詩歌的發展，改變了原來詩歌的格局。

一直以來，謝冕都認為，文學的愛好與寫作是多元的，應尊重各種寫作、各種流派、各種主義，只要是對文學做出了貢獻的，都應尊重，不應固守一隅。另外，文學工作者應尊重作家和詩人表達自己的愿望和感情，選擇寫作方式。這是非常重要的。作為北大教育者，他始終秉承學術自由、思想獨立。“我在從事詩歌批評或文學批評中，表達意見或寫文章都是這樣，我尊重每一個作家的自由創作，不因為我個人喜歡什么或不喜歡什么影響判斷。我主張寬容。”謝冕說。

謝冕曾經走在中國當代文學評論界的前沿。張潔的《從森林里來的孩子》發表于1978年7月《北京文藝》，他在第10期就寫了評論《遲到的第一名》。但是顯然他在新詩理論研究上的建樹的光芒遮蔽了其他。

一生都是“詩歌的義工”

作為北京大學知名教授，謝冕講課肯下功夫備課是頗有口碑的。“很多人不知道老師有多苦。和古代漢語不同，教當代文學，為了講一堂課，看材料，寫稿子，單備課內容就是一萬多字。”謝冕說，當代文學日新月異，是一門不斷“生長”的學科，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之后，創作自由度增大，有關出版物和文學資料“泛濫成災”。謝冕特別苦惱，也做不過來，就不做了。文學史研究和文學批評的開展，其基本法則是“減法”而不是“加法”，必須不斷地從那些混合狀態中選擇有價值的東西。這些工作的難度，不身臨其境往往難知其艱苦。

詩歌評論則是謝冕一直堅持在做的事。他精力比較好的時候，一年寫一篇綜合的評論。“我一路跟蹤，和新詩創作保持親密的接觸和聯系，不離不棄，在詩歌現場隨時進行歸納和總結，用了很多力量。我是詩歌的義工。在一路跟蹤的同時，對年輕的詩人詩歌推薦、評論，有的沒太多意義，但耗費了不少精力。”謝冕說，一個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杰出的人例外，比如王國維和聞一多。他們做的學問太大了，王國維從甲骨文一路研究下來。聞一多從《詩經》《楚辭》《莊子》到圖章、畫畫都很精通，太了不起了。一般的人只能做一件事。“我一輩子只做文學，文學只做了詩歌，詩歌只做了新詩，新詩只做當代詩。我的才華可能在別的方面，我對園林、對服裝、對飲食等都有興趣。幾十年過去了，我只做了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