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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軼事] 波蘭詩人亞當·扎加耶夫斯基逝世，享年75歲

熱1 已有 591 次閱讀 2021-03-23 12:14

波蘭詩人亞當·扎加耶夫斯基逝世，享年75歲

2021-03-22 10:01

據波蘭媒體援引出版方的消息，波蘭詩人亞當·扎加耶夫斯基于當地時間2021年3月21日逝世于波蘭克拉科夫，享年75歲。

亞當·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1945— 2021），波蘭著名詩人、散文家，波蘭“新浪潮”詩歌的代表詩人和主要理論闡述者。主要著作有詩集《無止境》、隨筆集《另一種美》《捍衛熱情》等。曾獲特朗斯特羅姆獎、紐斯塔特國際文學獎、格里芬詩歌獎終身成就獎、阿斯圖里亞斯公主文學獎等多項權威大獎。“ 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后，扎加耶夫斯基創作了不少該主題的詩歌作品，因此也常被外媒稱為“9·11詩人”。

下文刊發新京報記者對亞當·扎加耶夫斯基的專訪，以作悼念。原標題為“不回避恐懼，也不回避狂喜｜專訪扎加耶夫斯基”。

亞當·扎加耶夫斯基（Adam Zagajewski，1945—2021 ）。

采寫｜張進

扎加耶夫斯基生于一九四五年，一個特殊的年份。因戰后各方政治勢力對領土的重新劃分，他被迫在四個月大時隨家人離開出生地利沃夫（原屬波蘭，今屬烏克蘭），遷往格里威策，一個被詩人稱為“丑陋的工業城市”的地方。十八歲時扎加耶夫斯基去到波蘭文化中心克拉科夫，在那里學習哲學和心理學、寫詩、投身“新浪潮”詩歌運動，成為該運動理論的主要闡述者和代表性人物。一九八二年，因波蘭頒布戒嚴法，扎加耶夫斯基自我流放到巴黎，開始了流亡之路，并于二〇〇二年回到克拉科夫定居至今。

扎加耶夫斯基與妻子。

東歐的共同歷史軌跡深刻影響著東歐作家群的寫作題材和寫作方式。“納粹占領和威權統治”，讓他們的詩歌和小說不得不去應對政治體制、意識形態控制和毀滅性災難，強調智識、價值與思想。扎加耶夫斯基是這一優秀群體——米沃什、赫貝特、哈維爾、昆德拉、伊凡·克里瑪、伊斯梅爾·卡達萊等等——中的一員，年輕時被視為“政治詩人”，就像他詩歌上的“父親”米沃什和赫貝特一樣，他們同是偉大的政治詩人，盡管這只是他們詩人身份中的一小部分，但在他們的具體語境中不可或缺。

（左起）斯特蘭德、布羅茨基、扎加耶夫斯基和沃爾科特。

年輕時，對自由言說的渴求，以及對舌頭的管轄的諷刺是明確、強烈又克制的，扎加耶夫斯基早期的《舌》這樣寫道：

被關在一只白色的籠子里

每當最輕微的風拂過

它都想逃走

在說出幾個字母之后被俘

它在波蘭語中的潰逃

受到最寬大的處理

即便如此口腔的殘忍

也難以形容

在面部的禁獵區

舌是最后的動物

在此，“舌”同時隱喻著“詞語”和寫詩這一行為本身，而“白色的籠子”終是無法剝奪所有詞語和詩，無法轄制對“逃走”的欲求，因為“動物”本質上的兇猛，拒絕被馴服。

在隨筆《理性與玫瑰》中，扎加耶夫斯基這樣勾勒米沃什的詩歌道路：

“在早年，他深情的低語述說著世界的秘密和大火；在成熟期，他觀察、贊美、批評現實的世界，歷史和自然的世界；進入生命的晚期，他越來越多地忠實于記憶的要求，無論個人還是超個人的記憶。”

回顧扎加耶夫斯基的中譯本詩集，從詩選《無止境》到詩集《無形之手》和《永恒的敵人》，上述對米沃什詩歌道路的描畫，同樣適用于扎加耶夫斯基自己。寫作視閾從政治的“籠子”中探出身，進入更廣闊的外在與內在。但不可忽視的是，歷史的重負已早早被詩人扛在肩上，“進入我的生活和意識”，這些歷史的回音時時在扎加耶夫斯基各個時期的詩歌中響起，只是語調更趨平緩、溫和，如記憶的淡黃色調。

記憶在扎加耶夫斯基詩中的比重隨年齡的增加而增加，這也正如他在本次采訪中形容自己從“政治詩人”走向更廣大寫作領域時的狀態：“成熟就是一切。”記憶因素的增多并不僅僅喻示著歲月的流逝或經驗的累積，它同時是一種成熟，一種接納“個人與超個人記憶”的能力，一種無限制的心靈與視野。

謝默斯·希尼說，“米沃什的作品暗示出，文化記憶對人類的尊嚴和生存是必要的。”扎加耶夫斯基則在采訪中說，“記憶是一切詩歌的基礎。”

我讀外國詩人寫的，

關于波蘭的詩。德國人和俄國人

不僅僅有槍，也有

墨水，鋼筆，一些心腸，和大量的

想象力。

——《關于波蘭的詩》（節選）

——

新京報：輾轉各地之后，你于2002年回到波蘭，定居克拉科夫。你目前的日常生活是怎樣的？有正在進行的寫作計劃嗎？

扎加耶夫斯基：我的日常生活平淡無奇，非常私人。我和妻子一起過著平靜的生活。想就我的工作拍出一部有趣的電影是不可能的：坐在椅子上，讀很多的書，聽聽音樂，把筆記本電腦放在膝頭以寫詩或散文——這些事情，如果被一架攝影機所觀看，簡直可以說是無聊的。

新京報：為什么選擇克拉科夫這座城市作為定居之所？包括米沃什在內的一些作家后來都定居于此，對于波蘭作家，這個城市有著怎樣特殊的吸引力？

扎加耶夫斯基：你一定記得，克拉科夫是我上大學的地方。我十八歲來到這里，并在雅蓋隆大學學習。對我來說，在外漂泊多年后回到克拉科夫是明顯的選擇，而不是去華沙或者其他任何城市。這里住著我的大多數朋友，我也許需要獨處的時間，但同樣需要朋友。

新京報：波蘭是個詩歌大國，出了多位杰出詩人，你認為是什么造就了波蘭如此強大的詩歌傳統？

扎加耶夫斯基：關于這一問題，沒有好答案，至少我無法給出一個有力的回答。有時我想，二戰之后波蘭陷入絕望的境地——首都華沙淪為廢墟，波蘭人不知道未來會怎樣，（可）矛盾的是，這引發了人們對此類困境帶有強烈詩意的回應。雪萊稱詩人為“世界的立法者”，因此我父輩的一些詩人成了這個國家的“立法者”。

《無形之手》，[波蘭]亞當·扎加耶夫斯基，李以亮譯i，一頁folio |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年6月。

隆隆作響的貨車和喝醉軍官的叫喊

在夜里吵醒我們，二十一歲的

士兵們，渴望著血，深信

真正的戰爭在迫近。

——《二十一歲的士兵們》（節選）

——

新京報：1982年，出于各種原因你離開了“營房般陰沉”的波蘭，移居巴黎。這次巨大的人生變動對你的生活和寫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扎加耶夫斯基：這一變動是艱難的，也讓我擺脫了束縛。我因此置身于一個全新的環境。我在我的國家并不“著名”，但在波蘭文學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巴黎，沒有人在乎這些。被忽視的好處是，它可以給你帶來某種特殊的自由。突然間，我再次變得年輕，我可以享受“新起點”式的幻覺。

新京報：你年輕時被視為一個“政治詩人”，一個憤怒的青年。促使你從“政治詩人”向更廣闊、豐富的內心世界和精神領域邁進的，有哪些原因？

扎加耶夫斯基：我想這是走向成熟的一個自然的進程，像莎士比亞說的，“成熟就是一切”（注：出自莎劇《李爾王》）。當你年輕時——如果你是位寫作者，一個詩人，或藝術家——你讀很多書，閱讀重要的作品，對它們進行反思，這讓你成長。我認為自己年輕時作出的政治承諾是好的，也許可以說是必要的，但不是可以永遠支撐我的東西。

新京報：在什么樣的狀態下，一首詩的念頭會出現在你的腦海里？你在隨筆中談到寫詩，多次用到“狂喜”這個詞，寫作過程中你總能感受到狂喜嗎？

扎加耶夫斯基：寫詩的念頭可能出現在火車上，飛機上（曾有一位機敏的批評家寫了一篇關于我詩中交通工具的文章），可能出現在花園中或聽音樂的時刻。這些念頭是一首詩的種子，一顆需要生發的種子——就像在先前的技術時代中需要二次處理的膠卷底片。

狂喜時有出現，并且強度不同，但某種精神流動的加速是必不可少的。

《永恒的敵人》，[波蘭]亞當·扎加耶夫斯基著，李以亮譯，一頁folio |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0年6月。

父親幾乎什么都不記得了。偶有例外。

你是否還記得為國家軍修理發報機？

當然記得。你害怕過嗎？

不記得了。媽媽害怕嗎？我不知道。

——《和父親一起外出散步》（節選）

——

新京報：在你最著名的詩之一《試著贊美這遭損毀的世界》（又譯為《嘗試贊美這殘缺的世界》）中，光明與黑暗同在。這種復雜的情感也體現在你的《朋友們》《雨中的天線》《詩歌尋求著光芒》等詩中，讓人感受到你在了解苦難后的一種樂觀精神，“贊美”這一特性也在你的隨筆中有突出體現。是否可以說你看待世界時有積極樂觀的一面？寬容和具有超越性的愛是否是樂觀的源泉的一部分？

扎加耶夫斯基：在我看來，我的生活，可以這么說，位于山峰的頂部，很多詩的寫作發生在我下定決心的那一刻——在這五分鐘里，我仿若國王——決定給哪一面以特權，陰暗的那面，還是光明的那面。

新京報：在隨筆《捍衛熱情》中，你為詩歌中的熱情辯護，并說，只有熱情才是我們文學建筑的基礎材料。“熱情”和“贊美”在你的寫作和生活中起著怎樣的作用？

扎加耶夫斯基：所有這些都與我的寫作生涯有關——對我而言，沒有任何脫離堅定信念的寫作，沒有任何脫離熱誠的“是”或熱誠的“否”的寫作。寫作時間之外，我在“日常生活”中不會積極地表現出同樣的熱情。不過這并不是說在寫作之外我沒有熱情，只是以不同的方式來表現。

詩人赫伯特。

新京報：“記憶”是你詩歌的重要主題之一，這個詞也多次出現在和你父親有關的那些詩中。你如何看待詩歌的記憶功能？

扎加耶夫斯基：記憶在任何詩歌中都起著核心作用：記憶是我們曾經存在于其中的圖像、事件和情感的巨大收藏所——就像一座私人盧浮宮，它不獨屬于詩人，而是屬于每一個人——在其中，詩歌意象和隱喻像河里的魚一樣被捕獲。這條河的一部分在情感上留下深刻的印記：那些關于父母、愛情或恐懼的記憶……

新京報：在詩歌中，你如何面對比如奧斯維辛這樣“歷史的重負”？你的“贊美”是否可以被視為對這類重負的一種平衡？

扎加耶夫斯基：類似奧斯維辛這樣的地方存在于一切“贊美”之上。人們可以把它比喻為黑洞，正如我們從天文學家那里學到的。這些地方是某種沉默，黑暗的存在。

新京報：米沃什說，歷史和形而上的沉思在你的詩中得以統一。你怎么看這一概括？你稱自己是擁有歷史意識的詩人，這一歷史意識在你身上是怎樣形成的？

扎加耶夫斯基：正如你所說，這是一個概括。我想我們不會適用任何概括。以我們自己的見解來說，我們是具體實在的，沒有任何概括可以改變我們的自我認知。

話雖如此，我無法拒絕米沃什的概括。

歷史早已進入我的生活和意識，它不需要詩或小說作為傳輸帶。歷史的壓力無所不在，問題在于如何讓歷史塑造我的作品，而非是否要去適應歷史的壓力。

《無止境》，[波蘭]亞當·扎加耶夫斯基著，李以亮譯，花城出版社，2015年5月。

你總是想要超越

詩歌，在它之上，飛翔，

同時也更低，深入我們

卑微、怯懦的領域起始之處。

——《讀米沃什》（節選）

——

新京報：你在詩中寫到了不少詩人、畫家、音樂家，這些詩像是你與他們的一次深入對話。這種“對話”給你帶來了什么？

扎加耶夫斯基：我不知道它們“給我帶來了什么”，對我來說，陳述它們的誕生更容易。我們這個星球上存在的藝術，比起表現其他任何行為活動更喜歡表現戰爭、磨難和金錢，這是一個奇跡。這一奇跡需要用各種方式去贊美。不過這并不意味著我無視非藝術的生活。

新京報：你曾在文章中表示，我們必須防范修辭。為什么？

扎加耶夫斯基：修辭有很多定義。如你所知，有一門專門涉及修辭學的人文學科。我將詩歌中的修辭理解為一種常規語言，不是通過創造產生，而是現成的，溫和的，機械的。

新京報：你說，詩能改變詩人。寫詩的過程對你來說是否是一個發現自我并修正自我的過程？你的詩正在影響很多讀者，它們對你本人意味著什么？

扎加耶夫斯基：是的，某種程度上，寫詩是自我發現的過程。問題在于——至少對我來說——詩人的生活從根本上被分為創造時刻和其余的時間。當然，創作時刻和其余的生活時間會有部分融合，沉思就與此有關。一般來說，詩人很少是證券交易所的大鱷（stock exchange sharks）——盡管眾所周知，弗朗索瓦·維庸（注：法國中世紀杰出的抒情詩人），曾被指控犯了謀殺罪。

對我來說，我的詩在我處于人生非詩意時間時就像遠房表親，我可能還記得它們，但只有在寫作的過程中，它們才會真正回到我身邊。

新京報：你如何保護創作時需要的孤獨？

扎加耶夫斯基：這是每個詩人或藝術家必須去處理的事。我很幸運，擁有一個可以在其中安靜閱讀、寫作的房間。我不是政客，也不是搖滾歌手，不會有粉絲圍攻我的住所。

新京報：你認為，寫作是表達兄弟情誼的行為，是通向他人的隧道。孤獨和團結是矛盾的嗎？

扎加耶夫斯基：我認為二者是彼此完成的關系。孤獨（loneliness）是不快樂的經歷，但在英語中有“獨處”（solitude）一詞，可以補充“孤獨”這一說法。團結有多個面向：它可以是政治團結，兄弟之情或只是針對某一務實目標的團結。團結——與他人連接——可以讓人擺脫孤獨，但團結同時意味著同情他人這一基本需求。

《另一種美》，[波蘭]亞當·扎加耶夫斯基著，李以亮譯，花城出版社，2017年11月。

新京報：你說自己是個寫得很慢的作家，認為寫得過多是危險的。你認為會產生怎樣的危險？你寫得慢是因為每一首詩歌都需要一定時間來提純嗎？

扎加耶夫斯基：是的，每首詩，每篇隨筆都需要很多時間。這是唯一的原因。每當想起我曾寫過這么多的詩，我都會想：“這實在是太多了。”當你寫了這么多詩，意味著你在邀請讀者進行選擇。也許這是不可避免的。

新京報：關于是否修改已經寫好的詩，不同的詩人有不同的做法。你會反復修改自己的作品嗎？

扎加耶夫斯基：不。寫詩時我需要處理很多問題，但修改不是問題。一旦一首詩在詩集中刊發，我就不再管它。我會嘗試寫新的一首來改進舊詩——或說我夢想如此。

新京報：據說你寫過四部小說，目前還沒有中譯本。對你來說，寫小說和詩歌的體驗有何不同？

扎加耶夫斯基：說來話長。寫長篇小說是場馬拉松，其中有幾個站點，在那里，你可以補充水分，或者吃點巧克力。寫抒情詩是百米沖刺。但這并非重點，重點是不久你開始懂得（這是我的情況）：是否我擁有的才能不是針對長篇史詩的，長篇要求角色的建構，以及對情節的控制——這需要另一種想象力，不那么密集，而更注重對不同內容之間的協調。抒情詩存在于即時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