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參加廣東省攝影家協會舉辦的一個研討會,討論推出本省文藝名家的做法。省文聯組織部來了一位干部,耐心介紹其中的意義,語重心長地說:今天,我們已經有錢投資文化了,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開一場文化盛宴了。但問題是,我們不知道點什么菜,而且,我們更不知道應該由誰來點菜,邀請誰來赴宴。
我一聽就啞然。把文化比喻為盛宴,開始覺得突兀,細想才發覺準確無比。在號召大搞文化的當下,對于許多領導文藝的要人看來,文化就是一場盛宴。
中國人最發達的歷史傳承之一是飲食,尤其廣東人。早就有傳說認為,在廣東,四條腿只要能動的,都可以吃,其吃風之盛,已然成為不朽的傳統。反過來,把文化比作盛宴,也算順理成章。
于是就有盛宴的舉措。比如中國國家畫院,為了慶祝建院30周年,邀請藝術名家近600人;在北京機場接機,是一溜排開奧迪,一人一車。展覽在國家博物館,聽說住超五星級賓館;畫冊整整兩箱,全是八開本硬裝,事先就知道嘉賓無法攜帶,已經非常周到地委托快遞公司全部郵寄,來者只要留下地址即可。事后我一打探,花費居然有幾千萬,不禁讓人咋舌兼搖頭。
這恐怕是全球最為昂貴的一次藝術活動了,而內容不過是一家畫院——盡管是國家的——30年的慶典而已。展覽畫作水平如何我無需評說,但展覽規模已經有力地證明,現在的文化活動,不是盛宴,又是什么?
與這一類盛宴相平行的是北京《藝術財經》一年一度的“藝術權力榜”評選,每年榜上都有十來個藝術界的要人。
我花了點時間琢磨了一下這一年度的名單,發現名列其中的基本上是三類:官方美術館館長、美術學院院長或美協什么會的主席;各大拍賣行的董事長或大畫廊總裁;一兩個主持了年度某大型藝術展覽的策展人。這三類以外,少有人會入選。
我對這樣的名單并無意見,因為他們的確是“藝術權力”的顯要人物,而所謂“藝術權力”,無非是指那些身居其位,掌握了展覽權力或拍賣權力和策劃權力的人。結果是,有的人不管其能力如何,每年肯定上榜。比如中國美術館館長,今天是范迪安,明天可能是別人,不管換了誰一定上榜;又如中國嘉德拍賣公司董事長陳東升,因為是私營企業,終身制,所以,每年肯定上榜,不想上榜也不行,否則,“藝術權力”的序列就會亂套,權力也就無法彰顯。
如果將藝術視為一種制度性的安排,從社會學角度看,似乎是無可非議的現實;但是,如果把藝術解釋成制度,則精神表達無所附麗,也就無所謂精神表達,藝術就很可能變成歌功頌德和階級斗爭的雙重載體。這在過去的歷史中已經完全應驗,不用我來述說。
藝術之于現實,即所謂“藝術界”,肯定存在著因掌握了關鍵部門而享有藝術“生殺大權”的要人隊伍,全世界都一樣。從這一點看,著名博物館館長和拍賣行董事長擁有讓藝術家生畏的權力,是頗為自然的事。但是,以為如此就要突出他們的權力,列“藝術權力榜”以公示之,本身就是對精神性生產的最深切羞辱,其結果無非是讓藝術無地自容。
就《藝術財經》來說,本來就是一本借藝術之名行經濟之實的雜志,但它刊登年度“藝術權力榜”,居然能攪動藝術界“超脫”之心,讓眾人產生了希望擠進去的欲望,倒是形象地說明,今天中國之“藝術界”,大概只有藝術之名,而“界”中之實就是一個“錢”字。
盛宴是享受,權力是裁決。“文化盛宴”說明,文化是一道奇異的大餐,舌頭決定品味,與思想文化無關。藝術權力則解決了由誰來點菜、由誰來圈點出席者的名單,以及由誰來主持宴會等等重要事項,從而成為盛宴能夠舉辦的保證。兩相結合,或許恰恰驗證了當前我們的文化事業之所以空前繁榮、皆大歡喜的原因。
只是,那些偉大的藝術家和上了藝術權力榜的人們,在大嚼冠之以文化之名的獨特菜式的同時,究竟能生產多少藝術的思想?
也許,思想正是在這樣的盛宴中,在權力無情的安排中,生產出來的吧。
作者為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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