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參加廣東省攝影家協會舉辦的一個研討會，討論推出本省文藝名家的做法。省文聯組織部來了一位干部，耐心介紹其中的意義，語重心長地說：今天，我們已經有錢投資文化了，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開一場文化盛宴了。但問題是，我們不知道點什么菜，而且，我們更不知道應該由誰來點菜，邀請誰來赴宴。

　　我一聽就啞然。把文化比喻為盛宴，開始覺得突兀，細想才發覺準確無比。在號召大搞文化的當下，對于許多領導文藝的要人看來，文化就是一場盛宴。

　　中國人最發達的歷史傳承之一是飲食，尤其廣東人。早就有傳說認為，在廣東，四條腿只要能動的，都可以吃，其吃風之盛，已然成為不朽的傳統。反過來，把文化比作盛宴，也算順理成章。

　　于是就有盛宴的舉措。比如中國國家畫院，為了慶祝建院30周年，邀請藝術名家近600人；在北京機場接機，是一溜排開奧迪，一人一車。展覽在國家博物館，聽說住超五星級賓館；畫冊整整兩箱，全是八開本硬裝，事先就知道嘉賓無法攜帶，已經非常周到地委托快遞公司全部郵寄，來者只要留下地址即可。事后我一打探，花費居然有幾千萬，不禁讓人咋舌兼搖頭。

　　這恐怕是全球最為昂貴的一次藝術活動了，而內容不過是一家畫院——盡管是國家的——30年的慶典而已。展覽畫作水平如何我無需評說，但展覽規模已經有力地證明，現在的文化活動，不是盛宴，又是什么？

　　與這一類盛宴相平行的是北京《藝術財經》一年一度的“藝術權力榜”評選，每年榜上都有十來個藝術界的要人。

　　我花了點時間琢磨了一下這一年度的名單，發現名列其中的基本上是三類：官方美術館館長、美術學院院長或美協什么會的主席；各大拍賣行的董事長或大畫廊總裁；一兩個主持了年度某大型藝術展覽的策展人。這三類以外，少有人會入選。

　　我對這樣的名單并無意見，因為他們的確是“藝術權力”的顯要人物，而所謂“藝術權力”，無非是指那些身居其位，掌握了展覽權力或拍賣權力和策劃權力的人。結果是，有的人不管其能力如何，每年肯定上榜。比如中國美術館館長，今天是范迪安，明天可能是別人，不管換了誰一定上榜；又如中國嘉德拍賣公司董事長陳東升，因為是私營企業，終身制，所以，每年肯定上榜，不想上榜也不行，否則，“藝術權力”的序列就會亂套，權力也就無法彰顯。

　　如果將藝術視為一種制度性的安排，從社會學角度看，似乎是無可非議的現實；但是，如果把藝術解釋成制度，則精神表達無所附麗，也就無所謂精神表達，藝術就很可能變成歌功頌德和階級斗爭的雙重載體。這在過去的歷史中已經完全應驗，不用我來述說。

　　藝術之于現實，即所謂“藝術界”，肯定存在著因掌握了關鍵部門而享有藝術“生殺大權”的要人隊伍，全世界都一樣。從這一點看，著名博物館館長和拍賣行董事長擁有讓藝術家生畏的權力，是頗為自然的事。但是，以為如此就要突出他們的權力，列“藝術權力榜”以公示之，本身就是對精神性生產的最深切羞辱，其結果無非是讓藝術無地自容。

　　就《藝術財經》來說，本來就是一本借藝術之名行經濟之實的雜志，但它刊登年度“藝術權力榜”，居然能攪動藝術界“超脫”之心，讓眾人產生了希望擠進去的欲望，倒是形象地說明，今天中國之“藝術界”，大概只有藝術之名，而“界”中之實就是一個“錢”字。

　　盛宴是享受，權力是裁決。“文化盛宴”說明，文化是一道奇異的大餐，舌頭決定品味，與思想文化無關。藝術權力則解決了由誰來點菜、由誰來圈點出席者的名單，以及由誰來主持宴會等等重要事項，從而成為盛宴能夠舉辦的保證。兩相結合，或許恰恰驗證了當前我們的文化事業之所以空前繁榮、皆大歡喜的原因。

　　只是，那些偉大的藝術家和上了藝術權力榜的人們，在大嚼冠之以文化之名的獨特菜式的同時，究竟能生產多少藝術的思想？

　　也許，思想正是在這樣的盛宴中，在權力無情的安排中，生產出來的吧。

　　作者為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