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為入世的世俗文化，缺乏超驗的宗教神學，因此中國人沒有信仰。如果說神學，儒教道教佛教都不能稱為神學，因為他信仰的對象是生命，而不是高于生命的神。但不能就此就說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信仰，這種信仰甚至超越了宗教的高度。

宗教起源于在強大的自然力面前人類的弱小、無助和畏懼。西方人認為宇宙有一個精神本質，這個精神本質就是人們信仰的對象。的確，中國人似乎把這個宇宙縮小化了，把人與自然看成了一體，自然地存在價值歸根結底只是在于人，因此人所組成的社會就成了整個的宇宙了。于是，中國人自然也就不相信有什么超自然的神能拯救自己，解救人的力量也只能來源于人本身。孔子對神的認識是：“敬神如神在”、“ 子不語怪力亂神”。但并不能因此認為，中國人沒有信仰。中國傳統文化十分重視信仰問題，只是他們信仰的不是超驗的神，而是做人的道、理、法則和底線。這些道、理、法則、底線包括仁、義、禮、智、信、孝、慈、恕、和、恥等。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十分注重人的社會存在，而為了社會存在的人不是做人的底線，就必須、必然地十分注重人格的修養，并十分注重人與畜生的區別。而要使人真正與畜生區別開來，就必須堅守底線，這些底就是中國人信仰的內容，敬畏的內容，不敢突破的內容。

關公信仰是中華民族的集體信仰，這種信仰影響了多個朝代、多個民族和多種宗教，是一種充滿普世價值的信仰。這種信仰的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僅是因為《三國志》中記載的關羽生平事跡符合儒家“仁、義、禮、智、信”的做人標準，還有很多包括文化、政治、宗教等方面的因素。

關公身長九尺，髯長二尺，面如重棗，唇若涂脂，丹鳳眼，臥蠶眉。終日隨同劉備，八方征戰，不畏艱險，武力是數一數二的人物，在三國演義中側重刻畫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初對付黃巾軍時先斬程遠志，后在汜水關前“溫酒斬華雄”，虎牢關前“三英戰呂布”。 “神威能奮武，儒雅更知文。天日心如鏡，春秋義薄云。”關羽的忠，驚天地，泣鬼神。“身在曹營心在漢”流芳千古。 “曹操素愛云長武藝人才，欲得以為已用，所以待之甚厚。”雖如此，仍未能得關羽之心。后有人嘆曰：“權相枉將虛禮待，豈知關羽不降曹。”關羽的義，驚天動地。歷史上的關羽為“萬人之敵”一虎將，傲上而不悔下，恩怨分明，以信義著稱，“華容道，捉放曹”眾所周知。關羽為了報答曹操款待之恩和放行之情，不惜違反軍令狀，以身家性命當代價，在華容道捉放曹。當初若不是如此，可能就不會有后來的晉朝了。關羽的勇，驚世駭俗。“千里走單騎，過五關，斬六將”聞名遐邇。關羽為見劉備，保護著劉備的兩位夫人，一路拼殺，所到之處，無人可敵，無人可擋;“單刀赴會”，只身入敵深境，無人敢言，無人敢害。關羽“刮骨療傷”時的非凡氣概，萬代傳頌。書載：“華佗用刀刮骨，悉悉有聲。帳上帳下者，皆面失色。關公飲酒食肉，全無痛苦之色。”雖然華佗醫術高超，但能忍受這種痛楚而不顯形于面的，實屬罕見。  

正因為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在一個具有真實生命的關公原形中，一個歷史中的關公，文學藝術中的關公，生活中的英雄就這樣孕育而生，一個代表著中華民族全方位、多層次價值取向的人物形象和以具有著忠、孝、仁、義、智、信、勇、禮為核心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中完美人性的關公形象就呈現在中華民族世人的面前。久而久之，就成為了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信仰或精神支柱，從而鑄就了中華民族的共同性格，同時也自然形成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或民族傳統價值觀。而關公的人格精神正是我們的民族精神或民族傳統價值觀的藝術化，審美化的存在形態。他的人格精神從某種程度上講，既表現了中華民族的審美理想，又體現了民眾的價值觀念和人生追求，同時也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價值觀。因此，可以說關公之所以受到人們的廣泛推崇和景仰，演變為傳統的倫理道德型的特殊歷史人物，是與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演變，傳統文化的“包裝”和精心打造以及后人在對他的崇拜中所體現出來的人生信念、價值傾向和對他為人處世所持的評價態度。

中國傳統文化把這些做人的底線法則神圣化、超驗化，信奉并實踐這些法則，守牢這些底線，人的靈魂、心靈就可以得到救贖，就可以庇蔭后世，靈魂就可以大致永恒，就可以獲得心靈的寧靜和幸福，這也就是人生的終極價值。因此，這些法則和底線已經從做人行事的道理，升華成了超驗的形上“原則”，成了神圣化的信奉對象了，關公也就成了中國傳統的宗教信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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