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同時也是解碼古文明的密匙。例如，“蜀”字里早已蘊藏“縱目族”的造型密碼，但該密碼直到三星堆青銅器出土才被確認。此外，正是借助漢字我們才獲知，“堯”是大地（土）之神，而“秦”是集體事禾的農人，“越”是執鉞奔行的戰士，如此等等。漢字譜系，就是反觀中國歷史的最精確的櫥窗。

漢字所包含的東方思維方式——具象、隱喻（象征）和會意（指事），是中國文化及其傳承的核心。這種思維形態被熔鑄在漢字里，令其成為種族靈魂的載體，以及最重要的民族精神資源之一，應被視為中國人的第一發明，其價值遠在“四大發明”之上，卻不僅被李約瑟所忽略，還因文字改革而遭到嚴重毀損。

百年以來，漢字始終面對著被消滅的危機。陸費逵、錢玄同首倡“拉丁化”，瞿秋白怒斥“漢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齷齪最惡劣最混蛋的中世紀的茅坑”，還有人高調痛批“漢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和“勞苦大眾身上的結核”。絕大多數蘇聯乃至西方漢學家，都視漢字為落后的象形文字。本土激進知識分子的“漢字拉丁化”倡議，獲得了來自全世界的響應。

這場文化喧囂終于在1956年成為現實。從1月份起，僅兩個月時間，《漢字簡化方案》、《漢語拼音方案草案》、《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和《關于掃除文盲的決定》就傾巢而出，其中拼音方案的目標，是推動掃盲識字運動，待時機成熟后再廢漢字以代之，而簡化字則是漢字被取代前的過渡形態。但這種簡體字方案，正是急功近利年代的畸形產物。就在簡體字方案出臺后不久，經濟大躍進便盛行于中國，跟文化冒進浪潮呼應，儼然一對親密無間的孿生兄弟。

簡體字推行者聲稱，簡化字減少繁體字筆劃，加快書寫速度，減少繁體字數量，降低認讀難度，由此為掃盲開辟了意義深遠的道路。但歷史事實恰恰相反，盡管簡體字掃了長達半個世紀的盲，但中國大陸的文盲比例，卻仍遠高于繁體字的港澳臺，這個有力的“實驗證據”，令“簡化字掃盲論”成為一紙笑話。

部分中國文字確有過于繁復之弊，如“龜”字多達17劃，不利于學習書寫，需要作適度簡化，而1956年的方案，也提供了部分簡化成功的案例，如“禮”、“塵”、“從”、“眾”和“壘”等字。但就整個方案而言，簡化的數量和程度都已越出合理邊界，以致傳統漢字及其文化密碼都遭受重創。

以中國之“國”為例，繁體“國”字包含著明確的國土定義：將一個區域用圍墻圈定起來，便是國家。其字形以會意兼形聲方式構成，包含著最簡潔明快的文化密碼，簡化為“國”之后，以圍墻包裹一“玉”，空間體量發生急縮，可以解釋為盒子，而跟民族國家之“國”失去語義關聯。“中華”之“華”，是枝繁葉茂之象，要是簡化成“花十”，仍有花繁樹茂之意，符合傳統的會意原則，但簡化方案卻將其弄成“化十”，丟失了會意的智慧與神韻，令原有語義蕩然無存。“漢”字描述水澤草木豐茂之象，被“又”旁取代后，也變得毫無意義（“又”形濫用，正是簡體字的一大弊病）。這種文字亂象，從國名開始，一直擴散到民族記憶的深處，成為引發文化衰敗的符號種籽。

在古文明信息、東方感性邏輯及其本土精神結構的解構上，簡體字無疑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它制造古代典籍的閱讀障礙，并阻止了自然有效的文化傳承。但另一方面，簡體字也意外地暴露出某種社會預言的特異功能。“陸”的疊土形被改為“擊”而成“陸”，恰好象征著多年來人們互相攻擊的階級斗爭怪象；“愛”字慘遭剜“心”之痛，成了社會日益“愛而無心”的深刻讖語。這種狀況在消費時代并未獲得改善，反而變本加厲起來。簡體漢字猶如精密的寓言，預見了社會道德狀態的劇變。

正是由于這個緣故，文化復蘇（有人稱為“文藝復興”）已經成為中國公眾的急切愿望。而要推進這一修復運動，必須首先糾正簡體字方案遺留的弊端。在我看來，應當舉行公共投票以決定是否恢復繁體字，而在此之前，采取下列過渡性舉措，乃是古文字拯救的當務之急：

1、倡導繁簡共存的原則，字典和公共空間的文字標識，應采用繁簡雙書加漢語拼音的形式，電腦輸入法應當提供繁簡字輸入的自由轉換功能；

2、要求從小學生開始就“書簡認繁”，大學中文、歷史等相關專業學生則必須學會繁簡兩書；

3、以審慎的態度重審簡體字方案，對錯誤的簡化進行局部修正和復原。惟其如此，繁體漢字才不至于淪為慘遭遺棄的“歷史文化遺產”。

注：此文僅供大家學習討論